这首诗写的是非常浪漫而自由的爱情：良辰美景，邂逅丽人，一见钟情，便携手藏入芳林深处，恰如一对自由而欢乐的小鸟，一待关关相和，便双双比翼而飞。
率真的爱情，形诸牧歌的笔调，字字珠玉，如歌如画。诗分二章，重复叠咏。每章六句，两句一层，分写景、写人、抒情三个层次，而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与典型感情齐备，可谓出之无心而天然合作。
美好的环境和有着美丽眉目的姑娘，从小伙子的视角见出，楚楚有致，格外动人。“野有蔓草，零露漙兮”两句是兼赋的兴句，勾勒出一派春草青青、露水晶莹的良辰美景。春晨的郊野，春草葳蕤，枝叶蔓延，绿成一片；嫩绿的春草，缀满露珠，在初日的照耀下，明澈晶莹。在这清丽、幽静的春晨郊野，“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意思是说，一位美丽的姑娘含情不语，飘然而至，那露水般晶莹的美目，秋波一转，顾盼流转，妩媚动人。这四句诗俨然是一幅春日丽人图，先写景，后写人，堪称是“诗中有画”（苏轼语），画中有人。而在修长的蔓草、晶莹的露珠与少女的形象之间，有着微妙的隐喻，能引发丰富的联想。“清扬婉兮”的点睛之笔，表现了姑娘惊人的美丽。小伙子见到这一切，爱悦之情怎能不喷涌而出。“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这里，有对姑娘的惊叹，有对不期而遇的惊喜，更有对爱神突然降临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第一章与第二章之间的空白，可理解为姑娘小伙相对凝视之时，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静场；次章前五句的重叠复唱，可理解为小伙子心情略为平静后，向姑娘倾诉的爱慕之意和殷殷之情。然而，在这人性纯朴的时代，又值仲春欢会之时，无需絮絮长谈，更不必繁文缛节。“邂逅相遇，与子偕臧。”只要两情相愿，便结百年之好；毋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可永结同心。
德国美学家黑格尔说：“灵魂集中在眼睛里，灵魂不仅要通过眼睛去看事物，而且也要通过眼睛才被人看见”（《美学》第一卷）。其实，艺术描写的这一美学原则，二千多年前中国的民间诗人已心领神会，运用娴熟。从《卫风·硕人》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到《郑风·野有蔓草》的“清扬婉兮”“婉如清扬”，都是通过流盼婉美的眼睛，写姑娘的美丽。在短小的抒情篇章中，只有通过传神的“点睛”之笔，才可能写活人物；而在陌生男女邂逅相遇之时，四目注视，相对而望，也是最自然的表情。因而，这里的“点睛”之笔，可以说虽着力而极自然。
《题李次云窗竹》是一首咏竹诗。
竹与松、梅并称为“岁寒三友”，又与梅、兰、菊并称为“四君子”，它象征着高尚、坚韧、虚心等美好品格。白居易的这首诗，是一首咏竹诗，借竹言志，对竹子赞誉的同时，也明确了自己的精神追求。
首二句，平淡无奇，不仅用词浅显，亦无深刻的寓意，只是交代了竹子一般的用途，但作者强调的是“不用”、“不须”，至于缘由，结尾两句予以点明。原来，前三句都是陪衬，是为了与末句构成对比的。诗人说，我不用把竹子制成笛子，也不把它用作钓鱼竿，要的是让竹子在千花百草凋零之后，在大雪纷飞之时，能够屹立在雪中，使我看到那一番凌雪傲霜的情调。
前两句实际上写的是竹子的功利实用性，末句则是竹子的精神“实用性”，而功利实用性是不被作者看重的，他看重的是竹子品格对人的影响。作者故意使之构成强烈的对比，对比之中，流露出作者对竹子的喜爱及对竹子品格的赞誉。“留向纷纷雪里看”，看什么？自然不是为了看竹子的青翠之姿，而是从雪里的孤竹中看到了竹的高洁本质，一种独立于世俗的孤傲。此诗托竹寓意，巧用对比，表达了作者对那种高洁孤傲、坚贞不屈精神的追求。
竹的生存环境，总是猗猗静谧幽雅，醉心在竹的世界里，可以弥补人的心理缺陷和远离凡尘的愉悦、超脱！可以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
该诗是送别诗的名作，诗意慰勉勿在离别之时悲哀。起句严整对仗，三、四句以散调相承，以实转虚，文情跌宕。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奇峰突起，高度地概括了“友情深厚，江山难阻”的情景，千古传诵，有口皆碑。尾联点出“送”的主题。
全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一洗古送别诗中的悲凉凄怆之气，音调爽朗，清新高远，独树碑石。此诗一洗往昔送别诗中悲苦缠绵之态，体现出高远的志趣和旷达的胸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成为远隔千山万水的朋友之间表达深厚情谊的不朽名句。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阙”，是皇宫前面的望楼。“城阙”，指唐的帝都长安城。“三秦”，指长安附近关中一带地方。秦末项羽曾把这一带地方分为三国，所以后世称它三秦。“辅”，辅佐，这里可以理解为护卫。“辅三秦”，意思是“以三秦为辅”。关中一带的茫茫大野护卫着长安城，这一句说的是送别的地点。“风烟望五津”。“五津”指四川省从灌县以下到犍为一段的岷江五个渡口。远远望去，但见四川一带风尘烟霭苍茫无际。这一句说的是杜少府要去的处所。因为朋友要从长安远赴四川，这两个地方在诗人的感情上自然发生了联系。诗的开头不说离别，只描画出这两个地方的形势和风貌。举目千里，无限依依，送别的情意自在其中了。
诗人身在长安，连三秦之地也难以一眼望尽，至于远在千里之外的五津是根本看不见的。作诗，往往超越常人的视力所及，用想象的眼睛看世界，可以置万山于几席，览千春于瞬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从河源直看到东海。“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从三峡直看到长安。这首诗运用这种手法，一开头就展开一个壮阔的境界，同一般的送别诗只着眼于燕羽、杨枝，泪痕，酒盏是不相同的。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彼此离别的意味如何？同是为求官飘流在外的人，离乡背井，已有一重别绪，彼此在客居中话别，又多了一重别绪：其中真有无限凄恻。开头两句调子高昂，属对精严，这两句韵味深沉，对偶不求工整，比较疏散。这固然由于当时律诗还没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却也有其独到的妙处。开头如千尺悬瀑，从云端奔泻而下，接着便落入深潭，潺潺流来，飞韵清远，形成了一个大的起伏、一个强的跌宕，使人感到矫夭变化，不可端睨。
再接下去，第五六两句，境界又从狭小转为宏大，情调从凄恻转为豪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远离分不开真正的知己，只要同在四海之内，就是天涯地角也如同近在邻居一样，一秦一蜀又算得什么呢。气象阔达，志趣高远，表现真正的友谊不受时间的限制和空间的阻隔，既是永恒的，也是无所不在的，所抒发的情感是乐观豁达的。
结尾两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两行诗贯通起来是一句话，意思是：在这即将分手的岔路口，不要同那小儿女一般挥泪告别啊!是对朋友的叮咛，也是自己情怀的吐露。紧接前两句，于极高峻处忽然又落入舒缓，然后终止。拿乐曲做比方；乐曲的结尾，有的于最激越处戛然而止，有的却要拖一个尾声。这首诗是采用第二种手法结尾的。欣赏古代诗歌，特别是象五律这样既严整又短小的诗歌，不光要吟味它的某些妙句，还要领悟它的章法，它的思路的顿挫、腾跃，变化和发展。文似看山不喜平，诗也如此。
这组诗第一首头四句，破空而来，用类似散文的诗语，写胡人游猎生活，晴示胡、汉之异。接着以“谁将汉女嫁胡儿”，接到明妃身上。写明妃以“汉女嫁胡儿”，以“如玉”之颜面，冒“无情”之“风沙”，而且“身行”之处，连“中国（指中原）人”也看不到，明示明妃“流落”之苦。接下用“推手为琵却手琶”，紧承“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却手”，犹言一推一放。“琵琶”本是象声词，如同现代说的“噼啪”，以乐器之声为乐器之名。一推一放，噼噼啪啪，刻画明妃满腔哀思，信手成曲。但琵琶哀音，却十分感人，连胡人听了“亦咨磋”不已。这种写法与王安石“沙上行人却回首”相同。以上三层，由胡、汉习俗之异，写到明妃流落之苦，再写到明妃思归作曲，谱入琵琶，层次井然，而重点在于这一琵琶“新声谱”。因为作者正是要就此抒发慨叹的。
“玉颜”句承上；“琵琶”句启下。脉络十分清晰，而笔势极为矫建。作者所要讲的就是琵琶“传入汉家”以后的反应。明妃的“思乡曲”，本应引起“汉家”的悲悯、同情与愤慨；然而“汉宫”中却将其视为“新声谱”来“争按”，以别人的苦楚，供自己享乐。“遗恨”、“苦声”并没有激起应有的反响。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汉宫中“纤纤女手”“学得琵琶不下堂”，正是因为统治者喜好这种“新声”的缘故；而喜好这种“新声”，正是因为他们“生于深宫之中”，根本不知道边塞之苦。这里讲的就不止“纤纤女手”了。自石晋割弃燕云十六州，北边广大地区在北宋一直没有恢复，有许许多多“流落死天涯”的百姓。仁宗时，辽国、西夏交替侵扰，而宋朝君臣却仍粉饰大平，宴安如故。“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这正是作者对居安忘危、不事振作的宋朝君臣的揭露与谴责。以前写明妃的人，或写明妃个人遭遇，或借以抒发“士不遇”的感慨，欧阳修却从夷夏之辨讲起，从国家大事着眼，这是他高于前人之处。而且，议论国事，却只就琵琶“新声”而言，能从小中见大，因而较《和王介甫明妃曲》后篇的“在诗中发议论”，艺术性更强。
第二首诗中“汉宫”四句化用西汉李延年诗歌之意，略叙明妃事实，笔力简劲。“绝色”两句，紧承前四句，妙在完全用“重色”的君王的口吻说话；“虽能”两句转向责备汉元帝，就事论事，语挟风霜。但这只是为下边两句作铺垫。
“耳目”两句，为全篇警策，宋人说它“切中膏肓”（《诗林广记》引钱晋斋语），得以广泛传诵。诗人说，眼前的美丑尚不能辨，万里之外的“夷狄”情况何以判断？又何以能制定制服“夷狄”之策呢？这是极深刻的历史见解，而又以诗语出之，千古罕见。事实却不是“制夷狄”而是为“夷狄”所“制”。因而自然引出“汉计诚已拙”这一判语。
“汉计诚已拙”语简意深，是全诗主旨所在。汉代的“和亲”与宋代的“岁币”，同是乞求和平，为计之拙，正复相同。诗中表面上是说汉朝，实际上是说宋朝。妙在一经点出，便立即转入“女色难自夸”，以接回明妃身上，否则就成了《和亲论》而不是《明妃曲》。
“明妃去时泪”四句，用泪洒花枝，风起花落，渲染悲剧气氛，形象生动，但主要用以引起“红颜”两句。这两句要明妃“自嗟”“薄命”，怨而不怒。欧阳修对王安石诗中讲的“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等语，也像王回等人一样，有所误解，故下此两句，以使之符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欧阳修、王安石的思想境界之差别，亦于此可见。但解释时也不能太坐实，像钱晋斋说是“末言非元帝之不知幸于明妃，乃明妃之命薄而不见幸于元帝”，则与篇首“天子初未识”，“耳目所及尚如此”相矛盾，有失于诗人“微而婉”之旨。
前一首写“汉宫”不知边塞苦，后一首写和亲政策之“计拙”，借汉言宋，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间叙事、抒情、议论杂出，转折跌宕，而自然流畅，形象鲜明，虽以文为诗而不失诗味。叶梦得说欧阳修“矫昆体，以气格为主”（《石林诗话》），这首诗正是以气格擅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