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篇书信,内容极其丰富。司马迁向任安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按照来信的要求去做,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为什么自甘受辱、愿意接受宫刑,以及在宫刑以后是什么信念支撑他顽强活下去的。
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到“难为俗人言也”,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第二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文章以过人的丰富、强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形成卓绝千古的浩荡雄伟的气势。其中所表现的司马迁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全诗基本上可分为两大段。
第一段从“连昌宫中满宫竹”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宫边老人诉说连昌宫今昔变迁。
前四句是一段引子,先从连昌宫眼前乱竹丛生,落花满地,一派幽深衰败的景象下笔,引出宫边老人。老人对作者的泣诉可分两层意思。
第一层从“小年进食曾因入”至“杨氏诸姨车斗风”,写连昌宫昔日的繁华盛况。
寒食节,百姓禁烟,宫里却灯火辉煌。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望仙楼上通宵行乐。琵琶专家贺怀智作压场演奏,宦官高力士奉旨寻找著名歌女念奴进宫唱歌。邠王李承宁(二十五郎)吹管笛,笙歌响彻九霄。李谟傍靠宫墙按着笛子,偷学宫里新制的乐曲。诗人在描绘了一幅宫中行乐图后,又写玄宗回驾时万人夹道歌舞的盛况。
第二层从“明年十月东都破”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安禄山叛军攻破东都洛阳,连昌宫从此荒废。安史乱平后,连昌宫也长期关闭,玄宗以后的五位皇帝都不曾来过。直到公元817年(元和十二年),使者奉皇帝命来连昌宫砍竹子,在宫门开时老人跟着进去看了一会,只见荆榛灌木丛生,狐狸野兔恣纵奔驰,舞榭楼阁倾倒歪斜,一片衰败荒凉。安史乱后,玄宗依然下榻连昌宫,晚景凄凉。宫殿成为蛇燕巢穴,香案腐朽,长出菌蕈来。当年杨贵妃住的端正楼,如今物是人非,再不见倩影了。
第二大段从“我闻此语心骨悲”至“努力庙谟休用兵”。通过作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及朝政治乱的因由。
诗中称赞姚崇、宋璟作宰相秉公选贤任能,地方长官清平廉洁,因而出现了开元盛世。姚、宋死后,朝廷渐渐由杨贵妃操纵。安禄山在宫里被贵妃养作义子,虢国夫人门庭若市。奸相杨国忠和李林甫专权误国,终于给国家带来了动乱和灾难。接着诗笔转而称赞当时宪宗皇帝大力削平藩镇叛乱,和平有望。结句,作者意味深长地点明主旨:祝愿朝廷努力策划好国家大计,安定社稷,结束内战,不再用兵。
这首诗针砭唐代时政,反对藩镇割据,批判奸相弄权误国;提出所谓“圣君贤卿”的政治理想。它含蓄地揭露了玄宗及皇亲骄奢淫佚的生活和外戚的飞扬跋扈,具有一定的历史上的认识意义。前代诗评家多推崇这首诗“有监戒规讽之意”,“有风骨”,把它和白居易《长恨歌》并称,同为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
这首《连昌宫词》在艺术构思和创作方法上,受到当时传奇小说的影响。诗人既植根于现实生活和历史,又不囿于具体的历史事实,虚构一些情节并加以艺术的夸张,把历史人物和社会生活事件集中在一个典型环境中来描绘,写得异常鲜明生动,从而使主题具有典型意义。例如,有关唐玄宗和杨贵妃在连昌宫中的一段生活,元稹就不是以历史家严格实录的“史笔”,而是用小说家创造性的“诗笔”来描摹的。据陈寅恪的考证,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人没有一起去过连昌宫。诗中所写,不少地方是根据传闻加以想象而虚拟。如连昌宫中的所谓望仙楼和端正楼,实际上是骊山上华清宫的楼名。李谟偷曲事发生在元宵节前夕东都洛阳的天津桥上,并不是在寒食节夜里连昌宫墙旁。其他如念奴唱歌,二十五郎吹笛,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等,都不出现在寿安县的连昌宫内或宫前。元稹充分发挥艺术的想象力,把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上的事件集中在连昌宫内来铺叙,并且还虚构一些情节,用以渲染安史之乱前所谓太平繁华的景象,突出主题思想。从诗的自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念奴唱歌、李谟偷曲等事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并不是不知道的,他如此处理,实在是有意识地学习唐人传奇所常用的典型化方法来创作。这样一来,整首《连昌宫词》在某些细节上虽不符合具体的历史事实,但却形象地反映了历史和社会生活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艺术的真实性。至于诗中说到平吴蜀、定淮西等历史事件,则又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浓烈的现实感。
这首诗的情节,写得真真假假,假中有真,真假相衬,互相对照。正如陈寅恪所指出的那样:“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在我国叙事诗的发展史上,《连昌宫词》有独自的风格特色。
这是一篇写法特殊的传记文。文章以“奇”为主线,写徐文长才能奇异、性情奇怪、遭际奇特。首段为序,交代立传缘由。通过阅读者惊讶忘情的情态,反衬作品奇特尖新,其人才能奇异,作者相识恨晚,引出下文。中间数段叙写传主生平,以“入、出、卒”为序。“入”总写才能、性情、遭际,“声名藉甚”与“屡试辄蹶”对比见“数奇”;笑傲纵谈与“膝语蛇行”对比见性奇;薛君采奇其才,胡宗宪重其笔,嘉靖帝喜其表,足见才卓。“出”重点写才能奇异,其诗意境奇伟、匠心独出;其文蕴有卓识、气沉法严;其书笔意奔放、苍劲妩媚;其画超逸有致。诗文书画均如其人,狂放纵情,不同流俗。“卒”重点写遭遇不偶:下狱论死,佯狂自戕,抱愤而卒。结尾为议,感慨传主因奇而奇,“悲夫”一叹,余情邈邈。全文将惺惺相惜之情入乎笔墨,文笔疏荡,形神兼备。
此文主体部分,作者概括地介绍了徐文长的一生。如知遇胡宗宪,上《献白鹿表》,因不得志于有司而“放浪曲蘖”,乃至晚年“佯狂益甚”所招致的不幸遭遇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重点介绍的不是传主干了什么,而是从中所表现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如知遇胡宗宪,在胡幕府中任职一段,徐文长不是自负得意,阿谀奉承,而是“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以“部下一诸生傲之”。当时胡宗宪为浙江巡按御史,后升总督,威震东南,因而“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相比之下,可见徐文长才华横溢和不拘礼俗的性格特点。又如对徐文长怀才不遇的描写,作者并没写具体事件和过程,只用“然竟不偶”一笔带过。与此相反,却不惜笔墨地叙写他“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的情况,把徐文长性格旷达、不拘小节和愤世嫉俗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晚年愤益深”一段,义重点叙写他“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有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直到“佯狂益甚”,“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这些描写都有力地突现了徐文长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他个性比较解放,不受封建礼法和世俗的约束,而又才华出众,恃才傲物,因此不为社会所容,只有潦倒终生,“抱愤而卒”。文章充满了对传主的同情和歌颂,充满了对旧社会埋没人才、科举制度摧残人才的控诉和揭露。
写传记文是要纪实的,但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择其要者。此篇的特点是在“择其要者”的基础上,注重突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这表现了作者选材和艺术构思的不同。清人杨兆杏在重刻梨云馆本《袁中郎全集》跋中说:“《徐文长传》以奇笔传奇人,其人如见,先生亦如见。”这里“其人如见”指对徐文长形象的刻画,“先生亦如见”指这篇文章选材和艺术构思的特点。
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徐文长在诗文创作方面有突出贡献,因此这篇文章也十分注意揭示他诗歌的特点以及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袁宏道是从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的结合点上进行阐释的。从客观原因方面说,徐文长政治失意,因此“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从主观方面讲,徐文长“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因此,他的诗歌“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匠心独出,有王者气”。这样解释徐文长的创作道路及其诗歌特点,也是很有见地的。
最后一段,引用梅客生一段话:“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突现了一个“奇”字,徐文长不与世俗合流,为人是奇特的。他的诗歌创作,“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也是奇特的。因此这个“奇”字,具有画龙点睛、总括全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