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刻画了怀素酒后运笔挥洒的形态，如骤雨旋风，纵横恣肆，给人以龙腾虎跃，奔蛇走马的艺术享受。“草书天下称独步”，李白对怀素的书法评价极高。
此诗由于语言率直，与李白以往的诗风稍有差异，曾引起历代学者的怀疑和争论。宋代大学士苏东坡曾以“‘笺麻素绢排数箱’之句，村气可掬”为由，认定此诗非李白所作。与苏轼同时代的书法家朱长文则认为“此诗本藏真（怀素）自作，驾名太白者”。清人王琦“以一少年上人而故贬王逸少、张伯英以推奖之，大失毁誉之实。至张旭与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游，而作诗称诩有‘胸藏风云世莫知’之句，忽一旦而訾其‘老死不足数’，太白决不没分别至此。断为伪作，信不疑矣。”其实这些多为推测之语，尚不足断定此诗非李白所作。现代学者郭沫若先生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李白与其他诗人每每有率直之句，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肯定了李白的诗作。
从这首诗的题材形式比较，此诗以乐府《杂曲歌辞》旧题形式写成。李白以诗歌著称于世，作诗近千首。一生最擅长以乐府歌行旧题作诗，而且以乐府旧题写诗成就最高。他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浓厚的民歌气息。具体表现为语言的直率自然。此诗以乐府歌行旧题体裁形式写成，恰巧与李白擅长相符。而诗中的“笺麻素绢排数厢”句，正体现了他率真的一面。对苏轼的“村气可掬”是一个很好的回应
从这首诗的风格及表现手法比较，此诗豪迈，格调飘逸，想象丰富，音节错综，语言奔放，在民歌体中融入了齐梁体的某些表现手法，而以李白自身独具的俊逸之气将它们统一在一起，典型地表现了诗人“清水出芙蓉”的特色，符合李白的诗风特征。李白作诗喜用夸张之句，此诗中“须臾扫尽数千张”、“一行数字大如斗”与李白其它著名诗句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燕山雪花大如席”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这首诗的创作状态分析，此诗是在一种醉态中写成。诗中“墨池飞出北溟鱼，笔称杀尽中山兔”，正是诗人醉态狂幻气质的表露。小小的墨池在诗人的醉眼里被幻化成苍茫的北海，书家狂书疾书的情景，似乎连中山兔都要杀完了。这种狂幻式的语言描写，与李白一生好酒、嗜酒、常在醉态之中“斗酒诗百篇”的状态有关。因此，这首诗的创作状况和李白大量写有酒的诗歌风格极其一致。
这支小令容量有限，内容也十分简单，说的仅是一名女子借酒遣闷，饮前奠酒，祷祝能与情人频频相见。论起作品的艺术特色，恐怕只有“明白如话”四个字。然而读后还是可以产生一些联想，这说明它还是具有相当的感染力量的。
联想之一，是曲中“普天下心厮爱早团圆”这句话。《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结末有一句“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曲辞，如今是妇孺皆知的名言，因为它恰恰总结了全本《西厢记》的主旨。金圣叹评点《西厢》，对第五本处处看不上眼，唯独对这一句赞不绝口。后人还巧妙地取来了《琵琶记》“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的曲句，来对偶“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成了各地月老祠的佳联。《西厢》的警语同该曲的这一句如出一辙。在无法判定两者孰先孰后的情形下，只能说它们是偶然的相合，说明这一句话确实表达了封建礼教禁锢时代人们内心蕴藏的共同愿望。不消说，该曲在“明白如话”的同时产生出脍炙人口的佳句，这一点就颇不简单。
联想之二，是女子的祝告内容。女子在“频祝愿”后才来一句“谢神天”提及自己，固然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博爱可能，但更合理的解释是，因她见惯了天下有缘男女因受各种客观情形的阻碍以致不得团圆的现实，而自己在条件上还远不如他人。联系首句的“闷酒”，竟连咽都咽不下去，足见她同心上人的阻隔，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女子“谢神天”，仅祈愿“教俺也频频的勤相见”，而不敢直言“团圆”（曲中显然是男女结合而共同生活的意思），也可见两人之间存在着礼教条件下难以逾越的障碍。尽管这一切只是推测，却说明作品在“明白如话”之下也隐含着婉曲的意旨。
联想之三，是女主人“闷酒”究竟“饮”了没有。“闷酒将来刚刚咽”，“刚刚”是使劲、勉强而非“刚才”之意，否则同下句“欲饮先浇奠”就明显矛盾。宋无名氏《相思会》词：“人无百年人，刚作千年调。”句中的“刚”，亦作死劲、勉强之解，可为一证。在世人看来，女子完整的活动过程，是取来酒浇愁释闷，可咽不下去，于是泼在地上“浇奠”；祝祷后是“饮”了，然而虽然胸中语已一吐为快，却饮的还是“闷酒”；足见“频频见”的愿望实难实现。这一联想同样是“求之于牝牡骊黄之外”，却再一次显示了作品意蕴的想象空间。
五代冯延巳有《长命女》词云：“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常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被诵为名篇。人类的审美出于同情，只要人同此心，心同此感，即使浅显明白的作品，也会增现艺术的魅力。这是最后一则联想，却也是由该曲生出，故附记于此。
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
这是一首送别诗。此诗从写景入笔，通过渺茫春江与孤舟一叶的强烈对照，发出深情一问，对朋友的关切和依恋在这一问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诗人遥望渐行渐远的行舟，送行者放眼天涯，极视无见，不禁情如春江，汹涌澎湃。“断人肠”将别情推向高潮，在高潮中结束全诗，离愁别恨，悠然不尽。此诗用散行句式，如行云流水，近歌行体，写得颇富神韵，不独在谋篇造语上出格，自然流畅地表现了诗人对友人的深切怀念，也体现出诗人与友人之间的真挚友谊。
诗开篇就是“荆吴相接水为乡”，既未点题意，也不言别情，全是送者对行人一种宽解安慰的语气。以“荆吴相接”几个字将千里之遥写得近如比邻，给人以比邻咫尺之感，恰似说“天涯若比邻”，“谁道沧江吴楚分”。说两地，实际已暗关送别之事。但先作宽慰，超乎送别诗常法，却别具生活情味：落魄远游的人是最需要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的。这里就有劝杜晃放开眼量的意思。长江中下游地区，素称水乡。不说“水乡”而说“水为乡”，意味隽永：以水为乡的荆吴人对飘泊生活习以为常，不以暂离为憾事。“水为乡”描出江南特点，也有以水为家之意。语属宽解，情实至深。这样说来虽含“扁舟暂来去”意，却又不著一字，造语洗炼、含蓄。此句初读似信口而出的常语，细咀其味无穷。若作“荆吴相接为水乡”，则诗味顿时“死于句下”。
“君去春江正淼茫”。此承“水为乡“说到正题上来，话仍平淡。“君去”是眼前事，“春江正淼茫”是眼前景，写来几乎不用费心思。但这寻常之事与寻常之景联系在一起，又产生一种味外之味。“春江淼茫”，春江水满，正好行船，含有祝友人一帆风顺之意，但“淼茫”二字又透出凄惘之情。“淼茫”一词包含着复杂的情感，从字面上来看它是描写眼前景：春江上烟波浩淼，雨雾蒙蒙，其实是写诗人心中的茫然，写出诗人送别友人时的怅然若失。既有喜“君去”得航行之便，也有恨“君去”太疾之意，景中有情在，让读者自去体味。这就是“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司空图《诗品·冲淡》）了。
“日暮征帆何处泊”，撇景入情。朋友刚才出发，便想到“日暮征帆何处泊”，联系上句，这一问来得十分自然。春江渺茫与征帆一片，形成一个强烈对比。阔大者愈见阔大，渺小者愈见渺小。由景入情，抒发别绪。写出友人的孤单寂寞。友人走后，诗人遥望江面，但见“日暮孤帆”，航行在渺茫春江之上，于是代人设想，船停何处？投宿何方？通过渺茫春江与孤舟一叶的强烈对照，发出深情一问，对朋友的关切和依恋在这一问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揣度行踪，可见送者的心追逐友人东去，又表现出一片依依惜别之情。这一问实在是情至之文。
“天涯一望断人肠”，诗人遥望渐行渐远的行舟，送行者放眼天涯，极视无见，不禁情如春江，汹涌澎湃。“断人肠”将别情推向高潮，在高潮中结束全诗，离愁别恨，悠然不尽。“断人肠”点明别情，却并不伤于尽露，可谓“不胜歧路之泣”。原因在于前三句已将此情孕育充分，结句点破，恰如水库开闸，感情的洪流一涌而出，源源不断。若无前三句的蓄势，就达不到这样持久动人的效果。
此诗用散行句式，如行云流水，近歌行体，写得颇富神韵，不独在谋篇造语上出格，自然流畅地表现了诗人对友人杜晃的深切怀念，也体现出诗人与友人杜晃之间的真挚友谊。诗中四句从写景入笔，寓主观感情于客观景象之中，使客观的景象染上浓重的主观感情的色彩。
崔道融《梅花》诗中的梅花却非眩耀的梅花。“数萼初含雪，孤标画本难。”此句写“冷”。只是“数萼”，方显冷清。诗人家中必无高朋满座。无朋无友，遗我一人，隐隐花开，淡淡看来。在诗坛众多的咏梅诗中，林逋《山园小梅》云：“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齐己《早梅》云：“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此二者皆是“暖”景，何等的热闹，独不似崔道融咏梅诗的“冷清”“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先写花形，复写花香。关于这一点齐己的《早梅》诗和林逋的《山园小梅》诗也与之如出一辙。
“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先写花形，复写花香。齐诗林诗亦然。齐诗云：风递幽香出，禽窃素艳来。林诗云：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三者意境则各不相同。崔诗清。香为清香，以清替寒。齐诗虽有一幽字，其境不觉其幽，唯觉流畅而已。林诗着一趣字，所谓文人雅事此般趣味则是。
“横笛和愁听，斜枝倚病看。”此句愁。于花香之后，写花事。李益《从军北征》云：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律然《落梅》云：不须横管吹江郭，最惜空枝冷夕曛。横笛是特指，故和愁听。齐诗无此写人之句。林诗云：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不离其雅趣。
“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此句苦。苦苦哀求之意。唯此相慰，不忍见其凋残。此写花愿。齐诗云：明年如应律，先发望春台。就花写花，不似崔诗化人入花，其情深切。林诗至上句已毕。
崔道融四句诗，冷、清、愁、苦，皆出寂寞。人无伴，心亦无寄。偶见之数萼梅花，恋恋不已，却无大地春回的欢乐。只因心间的孤寒不因人间的寒暑而迁移。律然《落梅》全诗云：和风和雨点苔纹，漠漠残香静里闻。林下积来全似雪，岭头飞去半为云。不须横管吹江郭，最惜空枝冷夕曛。回首孤山山下路，霜禽粉蝶任纷纷。意境与崔诗较近。然此为落梅，正当有叹惋之意。崔道融写初发之梅，清寒远甚于此，可想见其人之寂寞何等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