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共七首：第一首凭吊轩辕古台，诗人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不见至道之治，于是产生了追寻古人、寻访神仙的出世之念；第二首凭吊碣石馆、黄金台，缅怀燕昭王，抒发自己不遇明主的感慨；第三首赞颂乐毅的功勋，同时叹惜其遭谗被疑、不能成就最后功业，寄托着诗人壮志难酬的愤慨；第四首追忆燕太子丹的往事，惋叹其事败而遭杀身之祸；第五首颂赞田光勇于为正义献身的气节，同时责备燕太子多疑；第六首赞颂邹衍的九州理论以及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探索精神；第七首抒写对郭隗的仰慕之情，叹惋古今仁人志士怀才不遇的普遍遭际。全组诗借古讽今，感情深沉，词句朴质，有较强的感人力量。其中第二首诗尤具有代表性。其开篇两句，首先点出凭吊的地点碣石山顶和凭吊的事物黄金台，由此引发出抒怀之情，集中表现出燕昭王求贤若渴的风度，也写出了诗人对明君的盼望，为后四句作铺垫。接下二句紧承诗意，以深沉的感情，凄凉的笔调，描绘了眼前乔木丛生，苍茫荒凉的景色，由景衬情，寓情于景，发出“昭王安在哉”的慨叹，表达对燕昭王仰慕怀念的深情。诗人借古以讽今，对古代圣王的怀念，正是反映对现实君王的抨击，是说现实社会缺少燕昭王这样求贤若渴的圣明君主。结尾二句以画龙点睛之笔，以婉转哀怨的情调，表面上是写昭王之不可见，霸图之不可求，国士的抱负之不得实现，只得挂冠归还，实际是诗人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感叹。
这是一组咏史怀古诗，当时作者身居边地，登临碣石山顶，极目远眺，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吊古抒情，体现了诗人对盛世的向往、对古代贤人丰功伟绩的追慕，同时抒发了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壮志未酬的感慨，反映了作者积极向上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其基本内容，与《登幽州台歌》一样，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进取精神，充满着对政治、道德、命运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观点与思考。因此，这组诗也是陈子昂实践其提倡的“兴寄”“风骨”理论的代表作品。
这是一首清新、明快的田园小诗，虽无深意，却具恬适、自然的情致。
“凉”是一种“心境”，很不好表现，所以，必须采用以“物境”来表达“心境”的手法，通俗一点说，就是化无形为有形，构成诗中的“图画”，以渲染气氛。诗人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三幅小画面，第一幅是稻田，从它灌满了水和长得绿油油、齐整整的稻叶中透出凉意。第二幅是树丛，“晓”字自含凉意，低压的雾气也自含凉意，“日”本有热意，因其初升，故也“沧沧凉凉”，何况其穿树而来。第三幅是飞莺，黄莺儿越过田野，飞向晨雾迷蒙的山阴，纳凉去了，诗人的心中仿佛也顿生凉意。把这三幅小画面合起来，便构成了一幅清新、明快的田园山水大图画。
由此，“新凉”这一心境，也就从这大图画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里渗透出来。而那黄莺的啼鸣，又为这幅大图画添上画外音，呼唤诗人投身其中，共纳新凉。诗人悠然自得的心情，一吟即出。
这首小令讥讽时政尖锐的揭露了元朝当政者卑劣腐朽的面目，揭露世风的龌龊败坏。语言犀利泼辣，比喻极具特色，夸张的描写，揭露尖刻有力。
这是元散曲中一支妙语连珠的著名作品。首尾两组工整的鼎足对，尤见精彩。
起始的三句中，“铺眉”与“苫眼”、“裸袖”与“揎拳”、“胡言”与“乱语”是句中自对，互相又成为工对；“时”与“十”同音，借与三、万作数字对。“铺眉苫眼”等三组词语活画出了无赖与白痴的形象，与达官贵人的身份本身形成了绝妙的讽刺。而三句从文意上看侧重点又有所不同：第一句讽刺内阁，第二句讽刺武将，第三句讽刺高官。总而言之，“万是烘（哄）”，满朝文武全是些瞎胡闹的乌龟王八蛋罢了。
末尾的鼎足对，数字对数字、地名对地名、动物门对动物门不算，妙在同句之内的鸡与凤、蛇与龙、猫与熊还万有形状相像的联系。一头是文人习用的雅语颂辞，一头却是民间口语中带着詈骂性质的语汇，凑在一起，冷峭而生动。三句也各具侧重点：第一句揭示凶横，第二句揭示狠毒，第三句揭示无能。这就让人们清楚地看出，元代社会中各种自封的或被吹捧出来的风云人物，究竟是些什么样的货色。这三句承接前文“早三公”、“享万钟”、“成时用”而写，作者矛头直指上层统治集团的高官要人，是一目了然的。两段之间，“大纲来万是烘”结上，“说英雄谁是英雄”启下。得此两句愤语绾联，“讥时”的题意便充分地显露了出来。
作者这种庄俗杂陈、嬉笑怒骂而尖峭老辣的散曲风格自成一家，被时人称作“张鸣善体”。明代曲家薛论道就有一首仿“张鸣善体”的《朝天子·不平》：“清廉的命穷，贪图的运通，方正的行不动。眼前车马闹轰轰，几曾见真梁栋。得意鸱鹗，失时鸾凤，大家挨胡厮弄。认不得蚓龙，辨不出紫红，说起来人心动。”语言虽不及本曲灏辣，却能得其神理。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