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诗人作为太平宰相，在翰林院值班时所见春日熙熙、莺歌燕舞的融和景色。由此一院宁静和平的物象，引出对于“八方无事”的盛世的赞颂。即小见大，笔致清丽，歌咏承平光景而不落颂圣的俗套。
此诗侧重于写景，用以表现馆阁宁静，国家安定和平的盛世气象，所以前六句都是景色的描绘。首联写馆阁春日辉照，帘幌轻明，静谧恬淡的气氛。颔联推而广之，由馆内而院中而天下，均是一派春光明媚，天下太平繁荣景象。颈联转为工笔描绘，用黄莺啼啭，燕子双飞，既写安宁美好景色，又扣紧“春”日。末以抒发感受作结，自责自愧，切合馆中大臣身份，又将诗意归总于“禁林春直”，同时也透露出作者以前朝元老人宋做官的谨小慎微小态。全诗起承转合，顺序井然，诗风清丽温婉，颇有馆阁气象。虽不无粉饰之辞，但也可反映宋初气象。
这是一首即景诗，描写春天郊游的心情以及春天的景象，也是一首写理趣的诗，作者用朴素的手法把柔和明丽的春光同作者自得其乐的心情融为一体。开头两句写云淡风轻、繁花垂柳，一片大自然的郁勃生机；第三句是诗意的转折和推进，第四句更进一步说明自己并非学少年偷闲春游，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哲理，以及对自然及宇宙的认识。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看似十分平淡，但如细细品味，却有几层意思在其中。其一，写自己春游所见、所感。云淡风轻，傍花随柳，寥寥数笔，不仅出色地勾画出了春景，而且强调了动感—和煦的春风吹拂大地，自己信步漫游，到处是艳美的鲜花，到处是袅娜多姿的绿柳，可谓“人在图画中”。其二，着重写自己留连忘返的心情。这种心情主要是通过‘近午天”、“过前川”六字自然而然地传达出来的。所谓“近午天”，并不是说自己时至中午才出来游春，而是用“近”来强调自己只顾春游忘了时间，用自已的突然发现来表现自己沉醉于大自然的心情。同样，“过前川”也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描写自己向河岸漫步的情况，而是用“过”来强调自己在春花绿柳的伴随下“过”了前面的河流才发现自己只顾游春，不知不觉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这样，这两句诗尽管描写的只是云风花柳等自然景观和作者喜爱它们的心情，但其中更隐括着一种作者要忘世脱俗的高雅情调，正是这种情调，才使他几乎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疲劳，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境界。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主要是诗人自己内心世界的直接抒发。本来，在云淡风轻的大好春色中漫游，在春花绿柳的簇拥中陶冶自己的情性，这应该是十分自然的事，但是，在扼杀人们性灵的封建时代，这似乎只应该是有些“狂”劲儿的少年人才能，而须眉长者只应该端然危坐，摆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才行。然而，尽管程颢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尽管他写这首诗时很可能已经是一位蔼然长者，可他仍然无法抗拒大自然对他的吸引，做出一些为“时人”所不能理解的举动。这其中包括了他对自然真性的追求和理解，同时也包括了他对一般“时人”的嘲笑与讽刺，既表现了他对子人生价值的另一种认识，也表现出了他乐在其中，孤芳自赏的高雅。至此，一向被人们认为是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也有意无意地披露了他性格的另一个侧面：他不仅生活在令人窒息的“理”的世界中，还是一个对大自然充满感情的活生生的人，只不过他的感情经常被“理”压抑和扭曲罢了。
全诗色泽协调，情景交融，表现了作者追求平淡自然、不急不躁的修身养性的性格色彩和水到渠成的务实功夫，也表现了一种闲适恬静的意境。诗歌风格平易自然，语言浅近通俗。全诗写出了诗人怀念少年时在故乡时的事情，表达了诗人心中对少年时代以及对故乡黄陂的怀念。
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