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史词，作者词中从杨贵妃喜食鲜荔枝，玄宗命人从岭南、西蜀驰驿进献一事发抒感慨，歌咏唐天宝年间玄宗荒淫、杨妃专宠的史事，给世人以深刻的借鉴和启迪。
本篇集中笔墨，单就杨妃喜食鲜荔枝，玄宗命人从岭南、西蜀驰驿进献一事发抒感慨。开头三句从五岭荔枝成熟写起。首句点明产地产时，次句点明荔枝成熟，第三句描绘荔枝的外形内质，次第井然。荔枝成熟时，果皮呈紫绛色，多皱，果肉呈半透明凝脂状，这里用“绛纱囊里水晶丸”来比况，不但形象逼真，而且能引发人们对它的色、形、味的联想而有满口生津之感。
接下来两句，承首句“五岭”，专从产地之遥囊托讽致慨。“可惜天教生处囊，不近长安。”似故意模拟玄宗惋惜遗憾的心理与口吻，又似作者意味深长的讽刺，笔意非常灵动巧妙。从玄宗方面说，是惋惜荔枝生长囊离长安的岭南，不能顷刻间得到，以供杨妃之需；从作者方面说，则又隐然含有天不从人愿，偏与玄宗、杨妃作对的揶揄嘲讽，而言外又自含对玄宗专宠杨妃、为她罗致一切珍奇的行为的批判。
过片“往事忆开元”句一笔兜转，点醒上片。说“开元”而不说“天宝”，纯粹出于音律上的考虑。“妃子偏怜”及以下“驿使”本《新唐书·杨贵妃传》：“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这里的“偏”与上片的“天教”正形成意味深长的对照。
结尾三句“一从魂散马嵬关，只有红尘无驿使，满眼骊山”。“魂散马嵬关”，指玄宗奔蜀途中，随行护卫将士要求杀死杨妃，玄宗不得已命高力士将其缢死于马嵬驿事。“红尘”用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意。驿使，指驰送荔枝的驿站官差。这三句既巧妙地补叙了当年驰驿传送荔枝的劳民之举，交待了杨妃缢死马嵬的悲剧结局，而且收归现境，抒发了当前所见所感：热闹的新丰道上，被过往行人车马扬起的红尘依然如故，但驰送荔枝的驿使却再也见不到了。词人对淫侈享乐、乱政误国的历史教训并不直接说出，只用“有”、“无”的开合相应与“满眼骊山”的景象隐隐透露，显得特别隽永耐味。
《柳营曲·叹世》流露了对现实的不满之意。在元代，许多文人胸怀大志，但结果只是“白首蹉跎，失志困衡窝”，纵使才高如萧何，声名如廉颇，也得不到赏识重用，还不如赶快去往海滨山里，做一个快活渔樵，又何苦在这险恶的世道上，无端惹风波。以辛辣之笔，抨击统治者不能任用人才，反而使他们非逃即隐的黑暗现实。此作言词简短，愤懑之情溢于言表，风格苍劲奔放。
此曲子以时间顺序先写青年时期摩拳擦掌，频磨剑锋，希望以后能出人头地，自古而来，胸怀负的男儿比比皆是。接下来写自己求仕未遂，到头来却落得抚摸铜镜，叹息白发如雪、岁月蹉跎，潦倒困顿在穷街陋室。又以廉颇和萧何的典故寄遇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说自己有廉颇一般的威名却无人赏识，有如萧何一样的博学却不得任用。而那些已经蒽名就的天下莘莘才士们，都争先恐后地逃往了海滨，归隐了山河，只因为仕途险恶，每每平地上便掀起了风波。
曲文的起首两句，塑造了诗人早年壮志满怀、意气风发的昂扬形象。再加上“古来丈夫天下多”，自许男儿、不甘人后的气概更是呼之欲出。然而紧接着的三句现实情状，却是一落千丈，“勋业频看镜”，“白发千茎雪”，这两句杜诗恰可作为此情此景的传神写照。这种大起大落，便带出了全曲的怨意；而前时的“古来丈夫天下多”，也就为将一己的哀伤扩展到“叹世”的主题作了铺垫。
七、八两句，慨叹入仕的艰难，为“失志困衡窝”的起由作了注脚。廉颇是七国争雄时代赵国的名将，《史记》载他“伐齐，大破之，取晋阳，拜为上卿，以勇力闻于诸侯”。晚年获罪奔魏，时赵王数困于秦兵，想重新起召，廉颇也壮心不已，在赵王使者前“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却不料因使者“一饭三遗矢”的谗言，终遭摒弃。萧何则以广有才学著称于史，为汉朝开国第一功臣。“有声名谁识廉颇，广才学不用萧何”，这正是贤愚不分、英雄失路的不合理情状的典型概括。
并未停留在怀才不遇的感慨上，又进一步触及了元代仕途的险恶，“廉颇”、“萧何”们“白首蹉跎”不算，还要逃海滨、隐山阿，而且是“忙忙”兼“急急”，逃隐唯恐不及。为什么呢？原来是“今日个，平地起风波”，灾祸大难随时都会临头。这就暴露出官场倾轧、伴君如伴虎等等的政治黑暗。这三句从入仕的艰难直接跳入入仕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的自嘲自解，但更多的是表现了进退失路的绝望。
此曲子夹叙夹议，艺术地概括了元代社会尤为严重的扼杀人才的弊政，以及官场的险恶难测，风格精警，把宦沉浮、仕途凶险刻画得十分深刻形象，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列炬”这个词出于杜诗的“列炬散林鸦”，本是写除夕守岁之后打着灯笼火把出去拜年。王国维多次用这个词，有的是写除夕，如《八声甘州》的“列炬严城去”；也有的不是，如这首词提到“月中薄雾”，大年三十晚上是没有月亮的，所以显然不是描写除夕景色。王国维之所以用这个词，乃是以灯笼火把的“动”来衬托六街月夜的“静”。从“列炬归来酒未醒”到“六街人静马蹄轻”和“月中薄雾漫漫白；桥外渔灯点点青”，是一种环境和气氛的转变，其意境颇似冯延巳《抛球乐》的“酒罢歌余兴未阑。小桥流水共盘桓。波摇梅蕊当心白，风人罗衣贴体寒”。二者都是从繁华热闹的人间生活转向冷清孤寂的自然景色，从中体现出内心的一种感受。“酒未醒”也就是“兴未阑”，正由于兴未阑，所以感觉到深夜的大街上特别冷清，只剩下马蹄的声音伴随着自己。
“月中薄雾漫漫白”和“桥外渔灯点点青”都是现实的写景：在月光之下，眼前所有景物都像是罩上了一层迷蒙的白雾；苏州多水多桥，此时雾中的一切都是朦胧的影子，惟有远处水边桥外有渔船上的几点灯光在这静谧迷蒙的画面深处闪闪发亮。这两句，以工整的对仗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月下风景。月下的景色是朦胧的，“酒未醒”的朦胧醉眼在朦胧的月色中捕捉那一闪一闪的光亮，由此联想到在酒意中松弛下来的意识在自由地捕捉那一点一滴的往事。
由于前边的写景中已经有了这种隐约的暗示，所以过片的“从醉里，忆平生”就承上启下，顺理成章了。从醉里忆平生和清醒时忆平生是不同的。清醒时有许多理性考虑的干扰，所以有时候反而不够真实；而在喝醉的时候内心完全放松，不受任何约束，说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心里话。那么作者对自己平生的反省是什么呢，是“可怜心事太峥嵘”。“峥嵘”本来是山峰高峻的样子，作者用它来形容自己理想志向的特出和不同一般。理想志向太高有什么不好，志向太高了就容易遭受失望的打击。如果一个人的理想只是取得个人温饱也许是容易满足的，但实际上人除了要求温饱之外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像杜甫，他说自己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稷和契都是辅佐舜的贤臣，而尧舜时代则是儒家理想中的盛世。杜甫身处安史之乱的战乱时代，以一个“布衣”的身份而怀抱有这样的理想，其不现实可想而知。可是他说，“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只要我不死，我就要为实现我这个理想而努力。杜甫的一生是贫穷的，直到晚年，在“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境况下，他还在为国家的战乱和人民的流离而悲伤：“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搂》）这是“窃比稷契”的理想给他带来的苦恼。王国维也是一个关怀人生的人，而且比杜甫更进一步，他还渴望解释人生。然而，人生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答案，这种思索真是自寻烦恼，是“可怜心事太峥嵘”，“可怜”这个词用得很巧妙，因为它既有“值得怜悯”的意思，也有“可爱”的意思。因“心事太峥嵘”而造成一生的苦恼，值得自怜；为不同凡俗的理想而付出，虽苦犹甜，值得自傲。到底是自怜还是自傲，那种分辨是理性的事，现在他只是说出自己的感受，而这感觉里不知不觉地就渗透了作者清醒时意识形态里所存在的那种理智与感情的矛盾。
正是由于归途中有了这种对平生的反省，所以此夜就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见自己在天上御风而行，轻而易举地就“摘得星辰满袖”。天上的星辰，象征着光明、高远、晶莹、皎洁，在现实中是可望不可即的，而作者在梦中却能够“摘得”，而且“满袖”。那种达成意愿的圆满，那种无求无待的自由，真是一个人在清醒的现实之中连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浑浑噩噩对自己的平生从来都没有过反省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梦；一个除了物欲与金钱之外再也没有更高向往的人也不会做这样的梦。可以说，“摘得星辰满袖行”不但是对“心事太峥嵘”的一种形象化的解释，而且流露出一种潜意识里对理想的坚持。
然而，“更堪”这个词却是一种理性的反映：高远的理想给人的一生带来的只有失望和痛苦。梦中的理想越是美满，梦醒后的失望越是痛苦，所以是“更堪”——怎么能够再受得了。梦中的意气风发和醒后的失望痛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此这个结尾余音袅袅，有许多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值得慢慢地咀嚼品味。
全词的那种朦胧与清醒、豪放与怅惘的结合，实际上也就是作者感性与理性的一种微妙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