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作于作者辞官之初，叙述了他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趣和内心感受，表现了他对官场的认识以及对人生的思索，表达了他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情操。作品通过描写具体的景物和活动，创造出一种宁静恬适、乐天自然的意境，寄托了他的生活理想。语言朴素，辞意畅达，匠心独运而又通脱自然，感情真挚，意境深远，有很强的感染力。结构安排严谨周密，散体序文重在叙述，韵文辞赋则全力抒情，二者各司其职，成“双美”之势。
辞前有序，是一篇优秀的小品文。从“余家贫”到“故便求之”这上半幅，略述自己因家贫而出仕的曲折经历。其中“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及“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写出过去出仕时一度真实有过的欣然向往，足见诗人天性之坦诚。从“及少日”到“乙巳岁十一月也”这后半幅，写出自己决意弃官归田的原因。“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是弃官的根本原因。几经出仕，诗人深知为“口腹自役”而出仕，即是丧失自我，“深愧平生之志”。因此，“饥冻虽切”，也决不愿再“违己交病”。语言虽然和婉，意志却是坚如金石，义无反顾。至于因妹丧而“自免去职”，只是一表面原因。序是对前半生道路的省思。辞则是渊明在脱离官场之际，对新生活的想象和向往。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起二句无异对自己的当头棒喝，正表现人生之大彻大悟。在诗人的深层意识中，田园，是人类生命的根，自由生活的象征。田园将芜，意味着根的失落，自由的失落。归去来兮，是田园的召唤。也是诗人本性的召唤。“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是说自己使心为身所驱役，既然自作自受，那又何必怅惘而独自悲戚呢。过去的让它过去就是了。诗人的人生态度是坚实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过去不可挽回，未来则可把握，出仕已错，归隐未晚。这一“悟”、一“知”、一“觉”，显示着诗人把握了自己，获得了新生。“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此四句写诗人想像取道水陆，日夜兼程归去时的满心喜悦。舟之轻飏，风之吹衣，见得弃官之如释重负。晨光熹微，恨不见路，则见出还家之归心似箭。这是出了樊笼向自由的奔赴呵。连陆行问道于行人，那小事也真实可喜。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一望见家门，高兴得奔跑，四十一岁的诗人，仍是这样的天真。僮仆欢喜地相迎，那是因为诗人视之为“人子”而“善遇之”(萧统《陶渊明传》)。孩儿们迎候于门，那是因为爹爹从此与他们在一起。从这番隆重欢迎的安排中，已隐然可见诗人妻子之形象。“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出处同上)。在欢呼雀跃的孩子们的背后，是她怡静喜悦的微笑。“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望见隐居时常踏的小径已然荒凉，诗人心头乍然涌上了对误入仕途的悔意；只是那傲然于荒径中的松菊，又使诗人欣慰于自己本性的犹存。携幼入室，见得妻子理家抚幼，能干贤淑。那有酒盈樽，分明是妻子之一片温情。多么温馨的家庭，这是归隐的保证。“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饮酒开怀，陋室易安，写出诗人之知足长乐。斜视庭柯，傲倚南窗，则写诗人之孤介傲岸。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诗人的心灵与生活，已与世俗隔绝，而向自然开放。日日园中散步，其乐无穷。拄杖或游或息，时时昂首远望，也只有高天阔地的大自然，才容得下诗人的傲岸呵。“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此四句之描写，显然寄托深远。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评上二句：“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云“无心”而“出”，鸟“倦飞”“知还”，确乎喻说了诗人由出仕而归隐的心路历程。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评下二句：“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凋之节也。”日光暗淡，日将西沉，是否哀悯晋祚，姑且不论，流连孤松则显然象征诗人的耿介之志。本辞中言“松菊”，言“庭柯”，言“孤松”，一篇之中，三致意矣。“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诗人与世俗既格格不入，还出游往求什么呢。“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亲人之情话，农人谈庄稼，是多么悦耳，多么真实。什么“应束带见”官的讨厌话，再也听不见啦。除了琴书可乐，大自然本来也是一部读不尽的奇书，何况正逢上充满希望的春天。“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驾车乘舟，深入山水，山道深幽，山路崎岖，皆使人兴致盎然。“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大自然充满了生机、韵律，令人欢欣鼓舞，亦令人低徊感慨。万物畅育，正当青春，而自己呢，已近老年。“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省察生命之有限，愈觉自由之可贵。生年无多，何不顺从心愿而行，又何须汲汲外求？“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帝乡即仙乡，指道教所说神仙世界，其实亦可兼指佛教所说西方净土。富贵功名非我心愿，彼岸世界也不可信。由此即可透视渊明的人生哲学。他既否定了世俗政治社会，亦摒弃了宗教彼岸世界。在士风热衷官职、同时佛老盛行的东晋时代，其境界不可谓不高明。他的人生态度是认真的、现世的。他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求得人生之意义，实现人生之价值。“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此四句是诗人理想人生的集中描写。天好则出游，农忙则耕种，登高则长啸，临水则赋诗。劳动、自然、人文，构成诗人充实的全幅生命。“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结二句是诗人人生哲学的高度概括。《周易·系辞》云：“乐天知命故不忧。”化、天命，皆指自然之道。让自己的生命始终顺应自然之道，即实现了人生的意义，此足可快乐，此即为快乐，还有何疑虑呢！这是超越的境界，同时又是足踏实地的。
《归去来兮辞》是辞体抒情诗。辞体源头是《楚辞》，尤其是《离骚》。《楚辞》的境界，是热心用世的悲剧境界。《归去来兮辞》的境界，则是隐退避世的超越境界。中国传统士人受到儒家思想教育，以积极用世为人生理想。在政治极端黑暗的历史时代，士人理想无从实现，甚至生命亦无保障，这时，弃仕归隐就有了其真实意义。其意义是拒绝与黑暗势力合作，提起独立自由之精神。陶渊明，是以诗歌将这种归隐意识作了真实、深刻、全面表达的第一人。《归去来兮辞》在辞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在两宋时代，《归去来兮辞》被人们所再发现、再认识。欧阳修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宋庠说：“陶公《归来》是南北文章之绝唱。”评量了此辞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李格非说：“《归去来辞》，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朱熹说：“其词意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尤怨切蹙之病。”(上引文见陶澍集注本)则指出了此辞真实、自然、冲和的风格特色。宋人这些评论，是符合实际的。(邓小军)
读《归去来兮辞》，并不能给人一种轻松感，因为在诗人看似逍遥的背后是一种忧愁和无奈。陶渊明本质上不是一个只喜欢游山玩水而不关心时事的纯隐士，虽然他说“性本爱丘山”，但他的骨子里是想有益于社会的。鲁迅先生在谈到陶渊明时说：“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题未定草》）透过“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这些愤激之语，我们感到了沉重。
《归去来兮辞》的写景是实写还是虚写？钱钟书先生说：“《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述、直录，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而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矣。”（参见钱钟书《管锥编》1225～1226，中华书局，1979）如此说来，本文第一大写作特色就是想象。作者写的不是眼前之景，而是想象之景，心中之景。那么，写心中之景与眼前之景有什么不同吗?眼前之景，为目之所见，先有其景后有其文，文景相符，重在写真；心中之景，为创造之景，随心之所好，随情之所至，心到景到，未必有其景，有其景则未必符其实，抒情表意而已。
本文语言十分精美。诗句以六字句为主，间以三字句、四字句、七字句和八字句，朗朗上口，韵律悠扬。句中衬以“之”、“以”、“而”等字，舒缓雅致。有时用叠音词，音乐感很强。如“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多用对偶句，或正对，或反对，都恰到好处。描写和抒情、议论相结合，时而写景，时而抒情，时而议论，有景，有情，有理，有趣。
语文人生 ·最后说明一点，就是陶渊明虽然归隐田园，且不论他这种做法是积极还是消极，但他毕竟不同于劳动人民。他写《归园田居》也罢，写《归去来兮辞》也罢，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归隐田园的也并非他一人。然而他的归隐造就了一个文学家，形成了一种文学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光照千秋。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此话虽过，但可以见出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从山青水绿的南国，来游落日苍茫的北塞，淡谈的乡思交汇着放眼关山的无限惊奇，化成了这首“清丽高秀”的写景小诗。
朱彝尊早年无意仕进，以布衣之身载书“客游”，“南逾岭，北出云朔，东泛沧海，登之褱，经瓯越”，为采访山川古迹、搜剔残碣遗文，踏谊了大半个中国(见《清史稿文苑传》)。现在，他独立于北国秋冬的朔风中，倾听着凄凄而啼的子规（杜鹃)之鸣，究竟在浮想些什么?是震讶于这“古塞之一”的居庸关之险酸——它高踞于军都山间，两峰夹峙，望中尽为悬崖峭壁，不愧是扼卫京师的北国雄塞？还是思念起了远在天外的故乡嘉兴，那鸳鸯湖(南湖)上风情动人的船女棹歌，或摇曳在秋光下的明艳照人的满湖莲荷？于是这向风而啼的“子规”，听来也分外有情了：它也似在催促着异乡游子，快快“归”去么？
起句看似平平叙来，并末对诗人置身的关塞之景作具体描摹。但对于熟悉此间形势的读者来说，“居庸关”三字的跳出，正有一种雄关涌腾的突兀之感。再借助于几声杜鹃啼鸣，便觉有一缕辽远的乡愁，浮升在诗人的高岭独伫之中。驱马更行，峰回路转，在暮霭四起中，忽遇一带山泉，从峰崖高处曲折来泻，顿令诗人惊喜不已：在这塞外的山岭间，竟也有南国般清冽的泉流，正可放马一饮，聊解旅途之渴。站在潺潺的山泉畔，遥看苍茫的远夭，又见一轮红日，正沉向低低的地平线。那犹未敛尽的余霞，当还将远远近近的山影，辉映得明荧如火——这便是“饮马流泉落日低”句所展现的塞上奇景。清澈、明净的泉流，令你忘却身在塞北；那涂徐而奏的泉韵，简直如江南的丝竹之音惹人梦思。但“坐骑”恢恢的嘶鸣，又立即提醒你这是在北疆。因为身在山坂高处，那黄昏“落日”，也见得又圆又“低”，，如此高远清奇的苍莽之景，就决非能在烟雨霏霏的江南，所可领略得到的了。
不过最令诗人惊异的，还是塞外气象的寥廓和峻美。此刻，峰影如燃的西天，还沐浴在一派庄严肃穆的落日余霞中。回看北天，却又灰云蒙黎。透过如林插空的千百峰嶂，隐约可见有一片雨雪，纷扬在遥远的天底下，将起伏的山峦，织成茫茫一白！“雨雪自飞千嶂外”句，即展现了那与“饮马流泉落日低，所迥然不同的又一奇境——剪影般的“千嶂”近景后，添染上一笔清莹洁白的“雨雪”作背景，更着以一“飞”字，便画出了一个多么寥廓、案洁，竣奇而不失轻灵流动之美的世界！
诗人久久地凝视着这雨雪交飞的千嶂奇景，那一缕淡淡的乡愁，旱就如云烟一般飘散殆尽。此次出塞，还有许多故址、遗迹需要考察，下一程的终点，该是驰名古今的“榆林塞”了吧？诗人意兴盎然地转身西望，不禁又惊喜而呼：那在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的“渝林”古塞，竟远非人们所想像的那般遥远！从居庸塞望去，它不正“只隔”在云海茫茫中耸峙的“数蜂”之西么?诗之结句把七百里外的榆林，说得仿佛近在咫尺、指手可及，岂不太过夸张?不，它恰正是人们在登高望远中所常有的奇妙直觉。这结句虽然以从唐人韩翔“秋河隔在数峰西”句中化出，但境界却高远、寥解得多：它在刹那间将读者的视点，提升到了诗人绝后的绝高之处；整个画面的空间，也因此猛然拓展。于是清美、寥廓的北国，便带着它独异的“落日”流泉、千嶂“雨雪”和云海茫范中指手可及的愉林古塞，苍苍莽葬地尽收你眼底了。
古诗中反映农民困苦生活的作品很多，如白居易的《观刈麦》、张籍《野老歌》、皮日休《橡媪叹》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而《打麦》不落窠臼，内容更丰富，艺术上颇多创造。
这首诗集中抒写了农民的终生劳苦，流露出强烈的恤民情怀，及对不合理现实的愤懑。全诗可分为两段，从开头到“敢惮头枯面焦黑”为上段：
“打麦打麦、彭彭魄魄，声在山南应在北。”诗名“打麦”，开头就直承题意。但不是正面描写农民劳动场面，而是用相互回应的一片打麦声，侧面取影，写出了紧张艰苦的工作情景。接着作者撇开打麦，蓦然跳跃到打麦以前的收割。“四月太阳出东北，才离海峤麦尚青，转到天心麦已熟。”这里用夸张手法描写麦子成熟之速，目的是突出麦收的刻不容缓，渲染了农民抢收的紧迫性。“鹖旦催人夜不眠，竹鸡叫雨云如墨。”鹖旦夜鸣催人，风雨将至，不抢收则颗粒无获。这两句进一步渲染出抢收的紧张气氛，引出下面对收麦的正面描写：“大妇腰镰出，小妇具筐逐，上垅先捋青，下垅已成束。”只写妇女，实际上却已包括丁壮，笔墨简洁。捋青随即成束，既写出田家动作的熟练、紧凑，也写出神情的亢奋、紧张。白居易《观刈麦》说“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与之相比，此诗抓住了收麦场面中的特定动作，刻画更为准确。“田家以苦乃为乐，敢惮头枯面焦黑。”把农民的心理写得入木三分。夜无安眠，朝无少息，劳作很辛苦，但农民却以苦为乐。这里面有面对劳动果实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年成尚好，虽然所得无几，但不至于饿死道旁。这是凄楚的喜悦，辛酸的微笑。
这段通过对收麦环境、劳动场面和农民心理的描写，充分反映了田家生计的艰辛。
下一段从“贵人荐庙已尝新”到结束，由回顾收麦跳跃到展望食麦。“贵入荐庙已尝新，酒醴雍容会所亲。曲终厌饫劳童仆，岂信田家未入唇。”荐庙即献于家庙作祭品，醴是甜酒。贵人们雍容尝新，饱食有余，和田家的不曾入口形成强烈对比，揭示出耕者不食，食者不耕的对立。“尽将精好输公赋，次把升斗求市人”，不耕者饱食却还有余，力耕者无食被迫售粮，田家的饥馁不言而喻，两者的对比又深入了一层。
麦秋结束，劳作未歇，诗人构思又跳跃到打麦后的插禾：“麦秋正急又秧禾，丰岁自少凶岁多，田家辛苦可奈何！”这里写插禾只是一笔带过，不再作具体描写，虚实相间，错落有致。“将此打麦词，兼作插禾歌”，打麦和插禾，虽然一为农事之末，一为农事之始，但贯穿始末的是送不走的“辛苦”二字。田家的辛苦又要随着插禾周而复始了。结尾结而不断，首尾相衔，内涵丰富。
张舜民一贯重视民生疾苦，《画墁集》中有不少篇章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而此篇尤为突出。诗中强调了农民的终生劳苦，内容比前人开拓得更广。
此诗在艺术上也颇有独到之处。诗题说“打麦”，却忽而收麦、忽而食麦、忽而插禾，以打麦为联系中心，结构跳跃动荡，又有章法可寻，对主题的表现有重大作用。
由于作者热悉农村生活，因此在描写农村环境及劳动场面时，形象真实生动，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描写贵人神态，着墨无多，却十分传神。两种形象的对比，互相映衬，更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诗中使用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参差，自由洒脱，避免板滞，很有乐府风味。诗中换韵三次，平仄交押，仄声的短促峭急，突出了农民的劳苦；平声的悠长平和，刻画了贵人的雍容自得。
整篇诗不用典实，不用生僻字，质朴平易，任情而往，在宋诗中颇具特色。
《小雅·我行其野》作为一首弃妇诗，和《卫风·氓》等其他同题材作品的大力渲染被弃前的生活场景所不同的是，其作者更多地表现弃妇目前，即此时此刻的情绪。作品开头，作者便把自己情感悲剧的抒写安排在一个似乎暗合其孤独凄凉境况的，生长着樗树和蓫草、葍草的岑寂原野上，以此点明以下所抒写的，只是在抒情主人公经历了被遗弃之变故的打击后，离开伤她心的人，在归家途中的心理活动。
此诗三章，每章前二句，都是同一个画面的重复或再现。它描绘出一个人在点缀着几棵樗树的原野上独行的情景。“我行其野，蔽芾其樗”从比例和透视关系上讲，无边的原野、凝滞不动的树草（蓫、葍）和渺小无助而又孤独的行人（作者），给读者的是一种自然界的宏大与人类的渺小、原野的寂静和人心的焦虑的对立感。原野因人之渺小而愈显其大、愈显其宁静安谧，人因原野之宏大而愈显其小、愈显其躁动不安。抒情主人公被命运抛弃进而抗争无力的悲剧在这里被放大或具体化了。同时，印象的叠加，也引起人们对隐藏于画面背后之故事的强烈探究欲。
每章后四句，则是对上述画面之深层含义的具体阐释：因婚姻而与你聚首，但“尔不我畜”，我只能独行于这归里的旷野上。这个阐释在全诗三章的反覆咏唱中，随着人物情绪的波动有被深化的趋势。一、二章里，她仿佛还只是故作轻松的念叨：“尔不我畜，复我邦家。”“尔不我畜，言归斯复。”试图把痛苦深埋在心底，强自宽解。但到第三章，她情感的火山终于爆发了，这难以平复的伤痛和无人可诉的委屈，和着苦涩的泪水，在这样一个爱恨交织的时刻，以这样一种爱恨难分的心理，流淌着怨恨：“不思旧姻，求尔新特。成不以富，亦祗以异。”至此，全诗也在这情绪发展的高潮戛然而止，留给读者的，只有无限的同情、惆怅和遗憾。
这首诗的另外一个突出特点是采用了象征、暗示的手法。用行遇“樗”“蓫”“葍”等恶木劣菜象征自己嫁给恶人，并以之起兴，暗示自己为人所弃的痛苦心情，融情于景，情景交织。
刘禹锡的乐府小章《杨柳枝词》，一共有九首，这是其中的第一首，可说是这组诗的序曲，鲜明地表现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革新精神。
首句“梅花”，指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用笛子吹奏（羌笛是笛的一种），其曲调流行后世，南朝以至唐代文人鲍照、吴均、徐陵、卢照邻、沈佺期等都有《梅花落》歌词，内容都与梅花有关。（见《乐府诗集》卷二四）这句意思说，起源于塞北的《梅花落》是用笛子吹奏的乐曲。
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相传西汉淮南王刘安门客小山之徒作《招隐士》篇来表现对屈原的哀悼。《招隐士》首句云，“桂树丛生兮山之幽”，下文又两处有“攀援桂枝兮聊淹留”之句，所以刘禹锡诗中以桂树指代《招隐士》篇。《招隐士》虽然篇章短小，但情辞悱恻动人，为后代所传诵。篇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两句尤为后世文人所赏爱，乐府杂曲歌辞有《王孙游》曲，南齐谢朓与王融、唐崔国辅均有歌词，即从此两句衍化出来。（见《乐府诗集》卷七四）次句意思是说，《招隐士》是淮南小山的歌词。《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
《梅花落》、《招隐士》虽是产生于西汉的作品，但长久流传后世，到唐朝仍为人们所吟唱传诵。唐代文士不但写《梅花落》、《王孙游》乐府古题诗，而且在其他篇什中也常咏及这两个作品。如李白诗云：“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落梅花”即指奏《梅花落》曲。王维诗云：“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送别》）即化用《招隐士》句意。这都可以说明这两个作品在唐代的影响。
刘禹锡固然也重视这两个作品的历史地位和长远影响，但他本着文学必须创新的原则，向时人提出：“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他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唱和酬答，白居易有《杨柳枝》组诗八首，其第一首云：“《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刘禹锡的《杨柳枝》组诗九首，就是与白居易唱和之作，因此首篇“塞北梅花”一章，在构思、造语上都非常接近。比较起来，刘的“请君莫奏”二句比白的“古歌旧曲”二句，语言更为精警动人，因而赢得更多读者的喜爱。这两句诗，不仅概括了诗人的创作精神，而且那些致力于推陈出新的人们，也都可以借用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怀，因此可说含蕴丰富，饶有启发意义。
此篇上下两联都接近对偶，每联意思都对称，词语则是大部分对称，于大体整齐匀称中显出流动自然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