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绝句》是诗人住在成都浣花溪草堂时写的，描写了草堂周围明媚秀丽的春天景色。
诗歌以一幅富有生机的自然美景切入，给人营造出一种清新轻松的情调氛围。前两句，诗人以不同的角度对这副美景进行了细微的刻画。翠是新绿，是初春时节万物复苏，萌发生机时的颜色。“两”和“一”相对；一横一纵，就展开了一个非常明媚的自然景色。这句诗中以“鸣”字最为传神，将黄鹂描写的更加生动活泼，鸟儿成双成对，构成了一幅具有喜庆气息的生机勃勃的画面。而黄鹂居柳上而鸣，这是在静中寓动的生机，下句则以更明显的动势写大自然的生气，白鹭在这个清新的天际中飞翔，这不仅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舒适，还有一种向上的奋发。再者，首句写黄鹂居柳上而鸣，与下句写白鹭飞翔上天，空间开阔了不少，由下而上，由近而远，使诗人所能看到的、所能感受到的生机充盈着整个环境，这样就再从另一角度显出早春生机之盛。
第三句写凭窗远眺西山雪岭。岭上积雪终年不化，所以积聚了“千秋雪”。“含”字表明此景仿佛是嵌在窗框中的一幅图画。
末句写出了杜甫当时的复杂心情。一说船来自“东吴”，此句表战乱平定，交通恢复，诗人睹物生情，想念故乡。用一个“泊”字，有其深意，杜甫多年来飘泊不定，没有着落，虽然他心中始终还有那么一点希冀，但那种希冀，已经大大消减了。“泊”字，正好写出了诗人这种处于希望与失望之间的复杂心情。而“万里”则暗示了目的达到的远难，这与第三句中的“千秋”并列，一从时间上，一从空间上，同写出那种达到目的之难。三国孙权自古就被不少士人誉为明主，作者借东吴代指孙权，暗示了杜甫对当朝皇帝的希望。而以“泊”、“万里”、“东吴船”合而为一句，正是为了写出那个“难”字。
全诗看起来一句一景，是四幅独立的图景，但诗人的内在情感使其内容一以贯之，以清新轻快的景色寄托诗人内心复杂的情绪，构成一个统一的意境。一开始表现出草堂的春色，诗人的情绪是陶然的，而随着视线的游移、景物的转换，江船的出现，便触动了他的乡情。表面上表现的是生机盎然的画面，而在欢快明亮的景象内，却寄托着诗人对时光流逝，孤独而无聊的失落之意，更写出了诗人在重有一线希望之时的复杂心绪，在那希望之外，更多的是诗人对失望的感伤。
此曲头三句寻觅梅花的过程，事实上是作者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过程。“冷风来何处香？忽相逢缟袂绡裳”两句，给人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终达彼岸的愉悦。出人意料的是，作者的情绪却陡然倒转：冷风彻骨，骤然酒醒，凄婉的笛声令人断肠；而朦胧的月色，正把梅花消溶。结尾连用三个典故，进一步描写梅花的神韵，自然带出诗人因理想难于实现的感叹和忧伤。此篇情感起伏回环，情节一波三折，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复杂的心曲，折射着当时复杂的社会现实。
结合前面的背景分析，这支曲子中的梅花可以理解为作者心目中高洁品性的代名词，这在他另一支散曲《折桂令·荆溪即事》中也可以看出来：
问荆溪溪上人家：为甚人家，不种梅花？老树支门，荒蒲绕岸，苦竹圈笆。寺无僧狐狸样瓦，官无事鸟鼠当衙。白水黄沙，倚遍阑干，数尽啼鸦。
《折桂令·荆溪即事》中，作者讽刺了当时中官僚腐朽，社会风气颓落，致使人民困苦，正义不得伸张的社会现实。感叹家家不种梅花，实则隐射梅花般的高洁品性无人拥有。
所以，《水仙子·寻梅》中的梅花也可以是高尚品格的象征，“寻梅”二字本身即表达了作者对高尚品格的渴望与追求。“冬前冬后”道出了寻梅时间之长，从冬前直找到冬后；“溪南溪北”、“树头树底”写明了寻梅的地域之广，溪水南北，孤山上下，作者都寻了个遍。这两句一方面从时间以及空间的跨度之大来表现作者寻梅之艰，寻梅之勤；另一方面，从侧面亦体现出作者爱梅之切，宁肯溪南溪北、树头树底，从冬前直找到冬后也不肯罢休。爱梅之切，实则是作者在苦苦呼唤人性的高洁和社会的公平；寻梅之艰，体现着这一愿望的实现之难。
从第三句开始，作者笔风一转。头两句虽然表达了寻梅的艰辛，但接下来的两句带来了一些好消息。虽然已是冬后，“冷风”已“来”，本来已经对寻梅不抱希望了，可是不经意间，一阵暗香传来，作者不禁激动地自问，“何处香？”体现出对传来梅香之地的急切寻觅。忽然间，“缟袂绡裳”的“白衣仙女”翩然而至，进入作者的眼帘。苦苦寻觅的梅花在作者的心里就如同神仙一般高洁、神圣，再一次表现出作者的爱梅之深。
可是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本来他已经找到了他苦苦寻觅的梅花，但是，“酒醒”了，之前的喜悦瞬时荡然无存，原来这都是一场梦，现在刺骨的冷风惊醒了美梦。作者心里仿佛响起凄凉的笛声，使得春天的气息也无法令人开心，而是更加使人断肠！“寻梅”只是一场南柯之梦。作者从梦中惊醒，认清了现实，眼前的仅仅是淡淡的泛着月晕的月色，昏黄一片，失望的氛围弥漫开来。全曲到此戛然而止，并未交代最后的结局，留下了深长的余味。
此诗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三点：
一、内容丰厚，境界阔大。仅二十八个字的绝句，就写了枕、床、窗、山、峰、壑、江、浪、银、云气、松声等许多事物，从而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诗人身处斗室之中，想象飞越千里之外，从上到下，由近及远，描写夜幕下的群山万壑、千里大江，展现了辽阔渺远，壮丽迷人的江南夜色，笔法空灵，词意蕴藉。
二、以动写静，景中寓情。诗人创造了一种静谧的意境，却是用动的描写来取得这种效果的。流荡的“云气”，哀呜的“松声”，奔涌的大江，喧嚣的涛音，这些动的景物，给小诗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同时又通过动，更加突出地显示了大自然的宁静。诗中似无直接的抒情，但诗人热爱祖国河山、赞颂江南夜色的美好感情，却从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景物描写中显现出来。曾公亮所处的北宋时代，党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在承平盛世的气象下，酝酿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诗人对此不无隐忧。“万壑哀”“拍天浪”，正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对时局深感不安的心理的曲折反映。
三、语言质朴、平中见奇。诗人很注重选词炼语，用了许多朴素无华的词语，如“千”“万”“大”“哀”“放入”等等，重笔虚写浩茫夜色中的壮伟奇观：气势磅礴的大江，“银山拍天”的浪涛。造境，于宏阔中出雄奇；抒情，在平淡中见深沉；具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此诗一句一景，景中寓情，从小处着笔写出了长江的宏伟气势。
甘露寺在镇江北固山巅，濒临大江，因此这首诗着力描绘地势，在构思时，不用实笔，全通过想象，描绘出一幅空阔奇妙的江南夜色图，写出了江水的壮观和甘露寺的险要。首句写山峰的云气，次句写山谷的松声，末两句写长江的风采。一句诗一个画面，全诗浑成合美。诗中有画，景中有情。
写景诗，许多诗人往往爱从视觉落笔，如唐代诗人李白的：“危楼高百尺”（《夜宿山寺》），贾岛的“松下问童子”（《寻隐者不遇》）。曾公亮却避开这种传统的写法，另辟蹊径，独出机杼，从感受、听觉去写。诗题是“宿甘露僧舍”，所以围绕“宿”字展开。睡在寺里，房间中自然不可能有云雾，所谓“枕中云气”，当是长江水汽会在高处，令人觉得空气很湿，甚至枕中已经凝结了些许水珠。诗人躺在枕上，感受到枕中微湿，自然联想起长江之浩瀚，甚至误以为自己身处云峰之间。接着，诗人又写床底穿来的江水之声，那阵阵惊涛，仿佛狂风席卷山谷，招起无数苍松摇撼助威，其声壮烈奔腾之至。“枕中”“床底”，点明诗人已经就寝，紧扣诗题“宿”字。“万壑哀”，语出杜甫《诸将五首》之五：“巫峡清秋万壑哀”。曾公亮诗中的这一“哀”字，恰切地摹写了风吹松林所发出的低沉悲壮的声音。用“千”写“峰”，用“万”写“壑”，极尽形容，从纵向描写北固山奇险变幻、充满生机的景象。
这起二句是睡在床上的感受与幻想，是通过感官来证实它存在，虽然没有具体的肯定，逼真感很强，尽管北固山没有千山万壑存在。“云气”、“松声”，一在枕上，一在床下，都反映了江水之猛劲；而感觉到云气，凝听到松涛，也反映了诗人心底的宁静。这两句写近景，对仗工稳，用笔细腻，文字跌宕生姿。
三、四句写远景。诗人来到甘露寺原是为了住宿歇息的，可寺外千山万壑的松涛声和不尽江流的喧哗声，搅扰着他，辗转反侧，不能安眠。诗人情绪激动了，索性披衣起床，打开窗户，迎风伫立，凭栏远眺。天空没有月色星光，地上熄了万家灯火。周围的一切都被黑暗吞噬，看不见山，看不见树，也看不见远处的城廓。只有横躺在北固山下的长江，这条水的巨龙，力的怪神，在没日没夜、无休无止地掀起惊天的狂澜，发出动地的长吟，不甘沉默，永无睡意。诗人虽然看不清，但能想象出它那汹涌澎湃的壮阔气象。于是掉转诗笔，将描写对象由千峰、万壑转向长江、巨浪，开拓出一个奇丽广阔的新境界。
“银山拍天浪”是写得很精彩的景语，气势警拔，形象生动，层层修饰，词约义丰。“银山”从色、形、质等多方面地细致入微地刻画波涛的光彩、巨大以及沉重感。“拍天”则状波峰的突兀和高峻，使人感到惊心动魄，惶惶不安。不用“玉山”而写“银山”，用词是雕琢的。银是仅次于金的贵重金属，色白而灿烂。用鲜亮的词把平凡的波涛写得十分美好，格外显豁，寄寓着诗人高洁的情怀。
末句构思很奇特，仍用幻笔，不说开窗看如雪白浪，而说奔腾翻滚的长江被“放”进窗来，把长江的气势写透写活，作者眼前似乎看到浪花要扑进窗来的奇观，深深地被长江的伟观所震撼。“放入”，自然是长江先前想要入窗而不得，诗人到此刻才将它放了进来。原来所谓“枕中云气”，所谓“床底松声”，都是长江有意而为。长江想要冲进房间，好让诗人欣赏自己的奇伟，便先以枕云相示，后以骇浪相呼，不停地邀请着诗人，召唤着诗人，诗人便再也无心睡眠，欣然开窗，与长江陶醉在了一起。明明是诗人向往长江景色，到了诗人笔下，却成了长江招引着诗人去欣赏，通篇用反客为主而不露痕迹，前后呼应之间又只觉一气呵成，笔法高超。这一写作及炼字方法，与杜甫《绝句》“窗含西岭千秋雪”相仿，但杜诗写的是静态，曾诗写的是动态，更具魄力，只有稍后的王安石绝句“两山排闼送青来”可与媲美。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