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歌咏春天的词，但不是一般对春天的赞歌，词人在歌咏阳春烟景的同时，还流露出了作客他乡的飘零之感，在较深层次上，还含有对青春老去的喟叹春老去的喟叹。
上阕四句七言，很象是一首仄起首句入韵的七言绝句，不仅平仄相合，后两句的对仗也极为工整。范成大是南宋著名的诗人，他写的绝句《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见钱钟书《宋诗选》中范成大简介）。这首《鹧鸪天》的上阕，就很像是《田园杂兴》中的绝句，也带有意境深刻，不重词采，自然活泼，清新明快的特点。不同的是，这首词的上阕舍弃了作者在《田园杂兴》中融风景画与风俗画于一体的笔法，而侧重于描绘庭园中的自然风光，成为独具特色的一幅风景画。
既然是画，就必然要敷色构图。起句“嫩绿重重看得成”，就以“嫩绿”为全画敷下了基本色调。它可以增强春天的意象，唤醒读者对春天的情感。“看得成”（“得”一作“渐”），即指此而言。当然只有这第一句，还不成其为画，因为它只不过涂了底色而记。当第二句“曲阑幽槛小红英”出现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一句，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一是构成了整个风景画的框架；二是有了色彩的鲜明映衬；三是有了一定的景深和层次感。“曲阑幽槛”，把画面展开，打破“嫩绿”的单调，增添了曲折回环、花木幽深的立体感。“小红英”三字极端重要。这三个字，不仅增强色彩的对比和反差，重要的是，它照亮了全篇，照亮了画面的每个角落。画面，变活了；春天的气氛变浓了。正可谓“一字妥贴，全篇增色”。“小”字在全词中有“大”的作用。“浓绿万枝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王安石《咏石榴花》）范成大此句正合王诗所说。
“酴醿架上蜂儿闹，杨柳行间燕子轻”，是对仗工整的两句，它把读者的注意力从“嫩绿”、“红英”之中引开，放在蜂闹燕忙的热闹场景。如果说，一、二句两句是静止的画面，那么，有了三、四两句，整个画面就动静结合“酴醿”，又作“荼，俗称”佛儿草“，落叶灌木。”蜂儿闹，说明酴醿已临开花季节，春色将尽，蜜蜂儿争抢着来采新蜜。“杨柳行间燕子轻”极富动感。“蜂儿闹”，是点上的特写：“燕子轻”，是线上的追踪。说明燕子在成行的杨柳间飞来飞去，忙于捕食，哺育乳燕，上阕四句，有画面，有构图，有色彩，是蜂忙燕舞的活生生的风景画。毫无疑问，词人对这一画面肯定注入了很深的情感，也反映了他的审美情趣与创作思维。但是，盛时不再，好景不长。春天已经结束，词人由此引起伤春而自伤之情。
下阕，笔锋一转，开始抒写伤春自伤之情。换头用了两个短句，充分勾勒出感情的变化。“春婉娩”，春日天气温暖然而也近春暮，这是从春天本身讲起的；而“客飘零”，是从词人主体上讲的。由于长年作客在外，融和的春日固然可以怡情散闷，而花事渐阑、萍踪无定，则又欢娱少而愁思多了。
为了消除伤春自伤之情，词人面对“残花”，借酒浇愁，时间已经很久，故曰“残酒”。醉中或可忘记作客他乡，但醉意过后，忧愁还是无法排遣。“一杯且买明朝事，送了斜阳月又生。面对此情此景词人感到无可奈何，只好又继续饮酒，企盼着在醉梦之中，打发掉这恼人的花月良宵，迎接新的一天，以忘却伤春之情与飘零之感。“送了斜阳月又生”，结尾以日落月升、写时间流逝，春色难留，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
此篇虽写伤春自伤之情，抒发客居飘零之感，但有情景交融的画面，有沉着豁达的性情，读起来仍使人感到清新明快，与一般伤春之作不同。
诗的前两句，作者先交待了牧童到远处放牛的原因。“绕村四面禾黍稠”，村子周围都是庄稼地，禾苗长势正好，为了避免牛群祸害庄稼，牧童只好到远处放牛，这两句在逻辑上采用了倒置的手法，先写果后写因，突出了“远牧牛”这个结果，后文也正是围绕牧牛展开。
“陂中饥鸟啄牛背，令我不得戏垅头。”牧童把牛赶到了水草丰美的河边陂岸，本来是想让牛专心吃草，不用担心它们会糟蹋庄稼，这样他就能和伙伴们一起嬉戏玩耍了。结果，陂中有很多饥饿的水鸟，它们不停地落在牛背上啄食虫虱，牧童不得不留下来看顾牛群，不停地驱赶鸟雀，其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这两句写出了牧童抱怨的情绪。
“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犊时向芦中鸣。”因为陂中“草多”，所以牛群时常走散，在芦苇丛中的白色牛犊还不时地抬头朝空中长鸣。这说明牧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在儿童眼里，这艰苦的劳动里倒也有不少乐趣。正因为牛群走散，牧童们必须分开寻牛。为了彼此联络，告知对方自己所在的位置，他们“隔堤吹叶应同伴”；为了管束牛群，牧童还要不时地“还鼓长鞭三三四声”。这两句把寻牛、赶牛的过程写得生动有趣，富有立体感与生活感。
诗到这里，还只是单纯的叙事写景，除了生活情趣的盎然和儿童的天真娇憨之态令人印象深刻，似乎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张籍的乐府诗往往会在有限的篇幅中叙写情事，只在篇尾以二句话作结，正符合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对新乐府诗歌的创作要求：“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
“牛牛食草莫相触，官家截尔头上角。”牧童一边挥鞭，一边警告牛群：“你们不要再继续打斗了，否则一旦被官府发现，就会有官兵来截断你们头上的角。”以官兵来恐吓牛群，足见牧童心性的天真、单纯。
全诗自然清新，构思新颖，以儿童天真的口吻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达到了更强烈的讽刺效果。
这首诗是杜审言为好友崔融而作，崔融时任唐代节度使掌书记之官。
“君王行出将，书记远从征”以叙事的方式，交待友人远出的原因和形势，描绘出一幅君王为歼敌派将出征、书记随主帅即将远行的景致。友人踏上征程，投身远征之地，自然少不了关于行军和战斗的事迹。然而，诗人却以一种巧妙的手法，通过烘托氛围，从另一侧面切入，描绘了送别的主题，进一步提升了诗歌的内涵，使其结构更为清晰有序，同时也更加生动。在诗篇中，通过对比“君王”与“书记”，以及“行”与“远”之间的巧妙呼应，诗人表达出对友人的深切称赞和羡慕之情。这其中蕴含着诗人真挚的送别之情，同时也寄托着诗人对友人未来的美好期望，期盼他能够在征战中有所建树，谱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祖帐连河阙，军麾动洛城”以写景的方式，紧接上文，描绘出一幅饯别的帐蓬连绵不断、从宫阙直伸延到河边的景致。诗人通过充满激情的情感、富有想象力的构思和夸张的表达，赋予整个结构以严谨的呈现，以此刻画出征途上那激昂隆重的送别场景以及壮观雄伟的军容。“连”、“动”两个动词，用得贴切自然，可谓一字传神，觥筹交错中，使得出征和送行的场面声势浩大、气势强劲。
“旌旃朝朔气，茄吹夜边声”写诗人想象奔赴战场后的情景：旌旗在晨光下迎着朔风招展，笳声在月色里放声长鸣，响彻边城。“朝”、“朔气”、“吹”、“边声”，富有烘云托月之意，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豪气四溢、志兴翻飞的气势，流露出军营严肃、高昂的士气和战场的悲壮气氛，侧面夸赞行军和驻屯的整肃和警惕，暗寓出诗人对此次战争必胜信念的情愫。
“坐觉烟尘扫，秋风古北平”描绘出一幅友人稳坐中军筹划灭敌计谋、待到北疆秋风劲吹之日传来平定的捷报的景致。诗人虽然没有把杀敌的情况加以叙述，却把友人那种飘逸豪放的气度、扬眉剑出鞘的神情，活灵活现，洋溢着诗人寄托着对朋友的希望和鼓励。诗人将饯行离别和抒怀融为一体，情意深长而又志气干云，既表达了对友人的关切，又衬写了包括友人在内的将士们的无畏精神。“坐觉”、“扫”、“平”，突显出诗人对友人的勉励，表现出对友人才华的信任和王师必胜的信心。
此诗借助驰骋想象的笔墨，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沙场剪影。开头四句，诗人实写眼前的送别。后面四句，诗人超越空间的限制，写想象中的边塞恶劣的气候环境，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荒寒悲凉的景象，烘托出浓烈的战争气氛。此诗虚实相照，机趣盎然，格调古朴苍劲，音韵铿锵流转，写得言简意赅又不失笔调豪放，回肠荡气又不失痛快淋漓，没有悲悲切切的话语，而是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和令人鼓舞的力量。诗中着重描写友人到前线稳坐中军、运筹帷幄的威武风姿，祝颂之意即暗含其中，这样来写送别，生面别开。
这是一首吟咏藤州景物的诗。咏物诗重在借物抒情，这首诗主要是通过吟咏紫藤树抒发作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不雕不典，意境清新。宋沈括《梦溪笔读》说：“黄钚，即今之朱藤也，叶如槐，其花穗悬，紫色，如葛花，可作菜食，……谓之紫藤花者也，实如皂类。”《辞海》：紫藤亦称朱藤，豆科，高大木质藤本，春季开花……由此可见紫藤树是高大木质藤本类植物。
紫藤春季开花，花大有香，呈紫色或深紫色，花冠蝶形，花序长垂。盛开之时，密花集聚，摇曳生姿。远处仰望，似若群蝶列飞。经诗人艺术想象，反映在古代诗词中的紫藤，有如晨霞映水，或似彩凤飞林，其姿色气象，更是绚丽迷人。此诗生动地刻画出了紫藤优美的姿态和迷人的风采。暮春时节，正是紫藤吐艳之时，但见一串串硕大的花穗垂挂枝头，紫中带蓝，灿若云霞。而灰褐色的枝蔓如龙蛇般蜿蜒。
“紫藤挂云木”，开门见山，指出紫藤攀附云木而生。可见，诗人以高大的乔木搭配柔韧的紫藤，给予读者全新的阅读感受，感受“紫藤挂云木”的牢固、稳妥之感。既点染出紫藤树的高大形象，也借用“云”字修饰树，使树高度形象化。“挂”十分形象地表明紫藤从空而垂的神态。
“花蔓宜阳春”，意为在这样温暖的春天里，紫藤树的花蔓切合时宜，点缀出烂漫的春景。“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阳春里的花蔓是美艳动人的，而阳春里的紫藤叶也绚丽奇美，故云“宜阳春”、“密叶隐歌鸟”。此句运用白描手法说明紫藤花蔓适合在春天的气候开放生长，笔触由树到花蔓，使紫藤树的形象更清晰。
“密叶隐歌鸟”，描绘出一幅听见鸟儿动听的鸣啭、却见不到鸟儿身影的景致，明写叶况和密叶深处的啼鸟，以赞美紫藤树叶的稠密。实则写诗人的感觉，突出紫藤树林的幽静，妙趣横生。
“香风留美人”，为全诗最精彩之笔。在前三句介绍了“树、花、叶”的基础上，笔锋一转写风，突出大自然的静美。诗句中描绘出一幅紫藤花的芳香以无形的美和魅力吸引美人驻足的景致，实则以风写自己的感受，用风香赞古藤州大自然之美及紫藤花之香。诗人运用超脱的想象力，以“留美人”作诠释，使风香具体化。“留”，生动地展现了美人迷恋花香并沉醉于其中的情景。
全诗朴质自然，不雕不典，诗人综合运用了白描、倒装、想象、对偶等手法，集紫藤、花蔓、密叶、香风、美人等等事物于二十字之中，天然去雕饰，意境新奇，形象地突出了紫藤树之美，歌颂了祖国自然风光，且都予以生动的描绘，足见诗人高度的概括力和艺术表现力。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