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抒写了羁旅中的怀旧伤离情绪。词的第一叠写眼前所见，第二叠写所思之人，又将此平列的两段情景交织起来，使其成为有内联系的双头。
此词首句化用梁柳恽的名句第一叠“陇首”三句，是当前景物和情况。“云飞”、“日晚”，隐含下“凭阑久”。“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陇首，犹言山头。云、日、烟波、皆凭阑所见，而有远近方分。“一望”是一眼望过去，由近及远，由实而虚，千目关河，可见而不尽可见，逼出“忍凝眸”三字，极写对景怀人、不堪久望之意。此段五句都是写景，却仅用“忍凝眸”三字，极写对景怀人、不堪久望之意。此段五句都是写景，用“忍凝眸”三字，便将内心活动全部贯注到上写景物之中，做到了情景交融。
第二叠则反过来，先写情，后写景。“杳杳”三句，接上“忍凝眸”来。“杳杳神京”，写所思之人汴京：“盈盈仙子”，则写所思之人的身分。唐人诗中习惯上以仙女作为美女之代称，一般用来指娼妓或女道士。这目大约是指汴京的一位妓女。“锦字”化用窦滔、苏蕙夫妻之典。作者和这位“仙子”，虽非正式夫妻，但其落第而出京，与窦滔之获罪远徙，有些近似之故。此句是说，“仙子”虽想寄与锦字“，而终难相会。鸿雁本可传书，而说”断“，说”无凭“，则是她终不曾负担起它的任务。雁给人传书，无非是个传说或比喻，而雁”冉冉飞下汀洲“，则是眼前实事。由虚而实，体现出既得不着信又见不了面的惆怅心情。”思悠悠“三字，总结次段之意，与上”忍凝眸“遥应，而更深入一层。
第三叠则是“思悠悠”的铺叙。当日之惆怅，实缘于旧日之欢情，所以“暗想”四句，便概括往事，写其先相爱，后相离，既相离，难再见的愁恨心情。
“阻追游”三字，横插上四句下五句中间，包括了多少难以言说的辛酸内。回到当前之时，却又荡开一笔，平叙之中，略作波折，指出这种“忍凝眸”、“思悠悠”的情状，并不是这一次，而是许多次，每次“登山临水”就“惹起平生心事”。这回依然如此，“黯然消魂”的心情之下，长久无话可说，走下楼来。“却下层楼”，遥接“凭阑久”，使全词从头到尾，血脉流通。
此诗是作者《正乐府十篇》中的第二首。这首诗大致可分为三段。
从“秋深橡子熟”至“用作三冬粮”八句为第一段，写老媪拾橡子的艰辛及用途。前四句寥寥数笔，便点出时令、地点、人物、事件和具体活动时间，勾画了一幅孤凄悲楚的荒山拾橡图。“伛偻黄发”，状出老媪筋骨累断、膏脂枯干的形象；“践晨霜”则说明老媪动身之早，天气之寒。从人物形象和动作方面，读者可以看出统治者给人民所留下的种种创伤。五到八句写橡实的拾取、制作之难和它对老媪的“宝贵”作用。一个时辰方拾一捧，一天才可勉强盈筐，拾取橡实实在很难。榛芜冈上橡树丛生，橡子本来很多，老媪起早贪晚却收效甚微，这一方面说明老媪之年高体衰，另方面则暗示出抢拾橡子的决不只老媪一人，从而能以小显大地表现出饥馑遍天下的悲惨现实。
从“山前有熟稻”至“橡实诳饥肠”等十四句为第二段，是老媪的自述，主要写老媪被逼拾橡子的具体原因。“山前有熟稻”等四句，说明老媪以橡实“用作三冬粮”并非懒惰无收，相反，她家的田间所呈现的是稻涌金浪、香气袭人、米粒如玉的一派丰收景象。“持之纳于官”等六句，则写出了导致年丰民不足、老媪拾橡实的主要原因。向官府缴纳赋税犹可，但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官府变本加厉地盘剥农民，他们竟用加倍大斗收进赋税。“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是对封建社会吏治的高度而形象的概括，写出了贪官污吏敢于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向农民进行敲诈勒索的心理状态和恶迹。“农时作私债”等四句，是对上述原因的概括回答。“农时作私债”，写出了地主富户对农民的巧取；“农毕归官仓”，则写出了官府对农民的剥夺。正由于地主和官府沆瀣一气，巧取豪夺，所以才使得老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以致饿急了只好拿橡实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总之，这一段老媪拾橡子的具体原因的剖露，入木三分，把唐末统治者的凶残、狡诈和所行无忌的豺狼面目给活灵活现地勾画出来了。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着重写诗人耳闻目睹这黑暗现实后内心的慨恨，并对老媪寄予了深厚的同情。
这首诗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很有特色。首先，诗歌在思想上颇具锋芒，作者把批判矛头直指上层统治者。诗人描绘老媪霜晨拾橡图并非目的，而借题发挥，暴露封建统治者残酷榨取民脂民膏以肥己的罪恶，才是诗人的本意。皮日休的超群处，正在于他善于踏着客观描写的跳板，凌空飞剑直下，通过“吾闻田成之，诈仁犹自王”二句的主观抒情，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君“王”。在最后一段里，作者运用田成子诈仁成就王业的典故与现实作比，在于说明：田成子主观上虽然假仁假义，刁买人心，但客观上老百姓到底还是从其大斗出、小斗入上得到了一点好处，他也因此而成就王业。而当世唐朝皇帝支持贪官狡吏恣意剥夺，是连表面上的假仁假义都做不到。这样的结尾因用典而趋之含蓄。
其次，赋的手法的运用也很有特色。“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皮日休在这首诗中落笔便直截了当地写橡媪被逼拾橡子的形象和促其行动的原因，不事假借，不用比兴，没有状物绘景，没有刻意求工，而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浸泡在浓烈的诗情中，按照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充满感情地对事情加以层层敷陈。这里，可以说，事件是骨肉，情感是血液，骨肉血液有机配合，才使诗中的形象能站能行，能歌能泣，从而收到情景逼真、深切动人的艺术效果。
另外，语言质朴通俗，刚健有力，叙事明晰，情发有据，用典活泼，形象生动逼真。
此篇是祭湘君的诗歌，描写了湘夫人思念湘君那种临风企盼，因久候不见湘君依约聚会而产生怨慕神伤的感情。
在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祭神曲创作的《九歌》中，《湘君》和《湘夫人》是两首最富生活情趣和浪漫色彩的作品。人们在欣赏和赞叹它们独特的南国风情和动人的艺术魅力时，却对湘君和湘夫人的实际身份迷惑不解，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争论。
从有关的先秦古籍来看，尽管《楚辞》的《远游》篇中提到“二女”和“湘灵”，《山海经·中山经》中说“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但都没有像后来的注释把湘君指为南巡道死的舜、把湘夫人说成追赶他而溺死湘水的二妃娥皇和女英的迹象。最初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书中记载秦始皇巡游至湘山（即今洞庭湖君山）时，“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后来刘向的《列女传》也说舜“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这就明确指出湘君就是舜的两个妃子，但未涉及湘夫人。到了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时，鉴于二妃是女性，只适合于湘夫人，于是便把湘君另指为“湘水之神”。对于这种解释。唐代韩愈并不满意，他在《黄陵庙碑》中认为湘君是娥皇，因为是正妃故得称“君”；女英是次妃，因称“夫人”。以后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皆从其说。这一说法的优点在于把湘君和湘夫人分属两人，虽避免了以湘夫人兼指二妃的麻烦，但仍没有解决两人的性别差异，从而为诠释作品中显而易见的男女相恋之情留下了困难。有鉴于此，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采取了比较通脱的说法，即把湘君说成是湘水之神，把湘夫人说成是他的配偶，而不再拘泥于按舜与二妃的传说一一指实。应该说这样的理解，比较符合作品的实际，因而也比较可取。
虽然舜和二妃的传说给探求湘君和湘夫人的本事带来了不少难以自圆的穿凿附会，但是如果把这一传说在屈原创作《九歌》时已广为流传、传说与创作的地域完全吻合、《湘夫人》中又有“帝子”的字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尧之二女等等因素考虑在内，则传说的某些因子如舜与二妃飘泊山川、会合无由等，为作品所借鉴和吸取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既注意到传说对作品可能产生的影响，又不拘泥于传说的具体人事，应该成为读者理解和欣赏这两篇作品的基点。
作为祭神歌曲，《湘君》和《湘夫人》是一个前后相连的整体，甚至可以看作同一乐章的两个部分。这不仅是因为两篇作品都以“北渚”相同的地点暗中衔接，而且还由于它们的末段，内容和语意几乎完全相同，以至被认为是祭祀时歌咏者的合唱（见姜亮夫《屈原赋校注》）。
这首《湘君》由女神的扮演者演唱，表达了因男神未能如约前来而产生的失望、怀疑、哀伤、埋怨的复杂感情。第一段写美丽的湘夫人在作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后，乘着小船兴致勃勃地来到与湘君约会的地点，可是却不见湘君前来，于是在失望中抑郁地吹起了哀怨的排箫。首二句以问句出之，一上来就用心中的怀疑揭出爱而不见的事实，为整首歌的抒情作了明确的铺垫。以下二句说为了这次约会，她曾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把本已姣好的姿容修饰得恰到好处，然后才驾舟而来。这说明她十分看重这个见面的机会，内心对湘君充满了爱恋。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她甚至虔诚地祈祷沅湘的江水风平浪静，能使湘君顺利赴约。然而久望之下，仍不见他到来，便只能吹起声声幽咽的排箫，来倾吐对湘君的无限思念。这一段描绘了一幅望断秋水的佳人图。
第二段接写湘君久等不至，湘夫人便驾着轻舟向北往洞庭湖去寻找，忙碌地奔波在湖中江岸，结果依然不见湘君的踪影。作品在这里把对湘夫人四出寻找的行程和她的内心感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先是驾着龙舟北出湘浦，转道洞庭，这时她显然对找到湘君满怀希望；可是除了眼前浩渺的湖水和装饰精美的小船外，一无所见；她失望之余仍不甘心，于是放眼远眺涔阳，企盼能捕捉到湘君的行踪；然而这一切都毫无结果，她的心灵便再次横越大江，遍寻沅湘一带的广大水域，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如此深情的企盼和如此执着的追求，使得身边的侍女也为她叹息起来。正是旁人的这种叹息，深深地触动和刺激了湘夫人，把翻滚在她内心的感情波澜一下子推向了汹涌澎湃的高潮，使她止不住泪水纵横，一想起湘君的失约就心中阵阵作痛。
第三段主要是失望至极的怨恨之情的直接宣泄。首二句写湘夫人经多方努力不见湘君之后，仍漫无目的地泛舟水中，那如划开冰雪的船桨虽然还在摆动，但给人的感觉只是她行动的迟缓沉重和机械重复。接着用在水中摘采薜荔和树上收取芙蓉的比喻，既总结以上追求不过是一种徒劳而已，同时也为后面对湘君“心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的一连串斥责和埋怨起兴。这是湘夫人在极度失望的情况下说出的激愤语，它在表面的绝情和激烈的责备中，深含着希望一次次破灭的强烈痛苦；而它的原动力，又来自对湘君无法回避的深爱，正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它把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子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四段可分二层。前四句为第一层，补叙出湘夫人浮湖横江从早到晚的时间，并再次强调当她兜了一大圈仍回到约会地“北渚”时，还是没有见到湘君。从“捐余玦”至末为第二层，也是整首乐曲的卒章。把玉环抛入江中，把佩饰留在岸边，是湘夫人在过激情绪支配下做出的过激行动。以常理推测，这玉环和佩饰当是湘君给她的定情之物。他既然不念前情，一再失约，那么这些代表爱慕和忠贞的信物又留着何用，不如把它们抛弃算了。这一举动，也是上述四个“不”字的必然结果。这给读者留下了惋惜和遗憾。最后四句又作转折：当湘夫人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在水中的芳草地上采集杜若准备送给安慰她的侍女时，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感觉油然而生。于是她决定“风物长宜放眼量”，从长计议，松弛一下绷紧的心弦，慢慢等待。这样的结尾使整个故事和全首歌曲都余音袅袅，并与篇首的疑问遥相呼应，同样给人留下了想像的悬念。
全诗对玄宗强占儿媳的秽行不着一字，而其荒淫已揭露无遗。 作者对玄宗因专宠贵妃而导致安史之乱，使唐朝从此一蹶不振，深为慨叹，不仅屡刺其荒淫，且一再举出寿王，刺其无道之至，在当时文人中最为大胆尖锐。
诗的首句写景，描绘骊山温泉的优美环境。次句表面上写温泉之景，实寓隐比在内。龙，在义山诗中本来就是男性的代称。九龙吐温泉水，由“玉莲房”承接，这一意象隐指明皇、贵妃在温泉池的相会。作者用“呵护”把龙拟人化，极妙。明皇宠幸玉环，用“呵护”十分形象。三四句一转，写寿王内心的怨恨，他不去长生殿，不愿看到父皇与昔日的“寿王妃”亲昵。诗人抓住这一细节，以之入诗，极有魅力。诗人对寿王是寄予同情的，这是李商隐正义感的品格显示。诗人对明皇、贵妃之恋从无好感，作者所有涉及明皇贵妃的诗都是明证。
萧统《文选》选录曹植《杂诗》六首，获得历代诗评家的赞赏和肯定，是曹植诗歌中的著名篇章。此诗是其中的第四首。
这首诗是曹植后期所作，采用比喻手法，表现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曹植不但文才很高，而且具有政治抱负，希求建功立业，垂名青史。曹操一度想立曹植为太子，结果没有实现。曹操死后，他因此备受其兄曹丕（魏文帝）、侄子曹叡（魏明帝）的猜忌和压抑，屡徙封地，连生活都很不安定，根本谈不上实现政治抱负。这首诗以佳人自比：佳人的容貌艳若桃李之花，比喻自己才能的杰出；“时俗”二句，说佳人的美貌和歌唱才能都不为时人所赏识，比喻自己怀才不遇；“俯仰”二句，说时光流驶，佳人的容华难以久恃，寄寓了自己盛年时无法施展抱负的深沉慨叹。
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从屈原的辞赋开始，就形成了以美人香草比喻贤能之士的传统。曹植这首诗，在构思和写法上明显地学习屈赋。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二神，其游踪大致在沅、湘、长江一带，《湘夫人》篇中有“闻佳人兮召予”句，以佳人指湘夫人。曹植这首诗中的前四句，其构思用语，大约即从《湘君》、《湘夫人》篇生发而来。《离骚》云：“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曹诗末二句又是从它们脱胎而出。这种继承发展关系，可以帮助说明这首诗的主题是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元代刘履《文选诗补注》（卷二）释此篇题旨说：“此亦自言才美足以有用，今但游息闲散之地，不见顾重于当世，将恐时移岁改，功业未建，遂湮没而无闻焉。故借佳人为喻以自伤也。”清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九）也说：“此诗伤己之徒抱奇才，仆仆移藩，无人调护君侧，而年将老也。通体以佳人作比，首二自矜，中四自惜，末二自慨，音促韵长。”刘、张两人的解释都是颇为中肯的。曹植在《求自试表》一文中，强烈地表现了他要求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的愿望，文中后面部分有云：“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身名并灭。”这段话的意思与此篇“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二句的内容也是息息相通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首诗的主题不是作者自伤，而是为曹彪鸣不平。“佳人”盖指彪，时为吴王也。《魏志》：彪于黄初三年，徙封吴王，五年改封寿春县，七年徙封白马。朝游夕宿，喻迁徙无定也。”（见黄节《曹子建诗注》卷一）曹彪是曹植的异母弟，曹植与曹彪同受朝廷猜忌压抑，有同病相怜之感，黄节的看法可备一说，但证据毕竟不足。徐公持同志说：“按曹彪虽膺过吴王的封爵，其封城却并不真在吴地。当时自江以南，全在孙氏控制之下，曹彪无由得至江南。他这个吴王封在寿春附近，此点曹植不会不知。所以诗写‘南国’‘佳人’，‘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等等，不可能是指曹彪，而是借用楚辞的意境和成语，来抒发自己对‘时俗薄朱颜’的感慨，其主旨是怀才不遇。”这样讲比较合乎情理。
这首诗与曹植的另一首名作《美女篇》主题相当，在艺术描写上却有丰腴与简约的区别，可进行一下比较。《美女篇》全诗较长，节录如下：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独长叹。
《美女篇》的主题，过去不少评论者都指出它是曹植以美女自比，比喻他怀抱才能而不得施展。如清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三）说：“子建求自试而不见用，如美女之不见售，故以为比。”《美女篇》与《杂诗》“南国篇”的主题相同，又同用比喻手法，城南美女与南国佳人，都是曹植自比。《美女篇》“佳人慕高义”以下四句，说城南美女不为众人所理解，意思与“南国篇”的“时俗”二句相通，点明了“怀才不遇”的主旨。“盛年处房室’二句，也与“南国篇”的“俯仰”二句一样，在结尾表现了深沉的慨叹。上面《美女篇》的引文，在“攘袖”二句下省略了十句，这十句连同“攘袖”二句都是写城南女的姿态和装束，从各个方面来刻划她的美丽，而“南国”篇写佳人之美，仅用了“容华若挑李”一句，非常简括。《美女篇》在其他方面的描写也较“南国”篇丰腴，但写美女姿态装束的一段尤为突出。这两首诗同用比喻法写同一个主题，但使用了详略不同的写法，“南国”篇简练爽朗，《美女篇》华赡生动，在艺术上各擅胜场，用词造句毫无雷同之感，这里表现了曹植高超的写作才能。
钟嵘《诗品》评曹植诗云：“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是对曹植诗歌很深刻的评语。“情兼雅怨”是论思想内容，指出曹植诗具有“小雅怨诽而不乱”的特色，曹植后期的不少诗作，倾吐牢愁，的确多近似小雅的怨诽之词，《杂诗》“南国篇”、《美女篇》都是其例。骨气即气骨，也就是风骨。骨气奇高，是赞美曹植诗富有风骨，即富有爽朗刚健的风貌。词采华茂，是赞美曹植诗语言华美丰富。钟嵘主张诗歌应当“干之以风力（即风骨），润之以丹采”（《诗品序》），即以爽朗刚健的风骨为骨干，再用华美的辞采加以润饰，二者结合起来，达到优美的艺术境界。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符合于他的艺术标准，所以获得极高评价。明胡应麟在评曹植《五游》、《升天行》诸诗时云：“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诗薮》内编卷一）也是承袭了钟嵘的批评标准。
曹植的诗，总的说来是风骨、词采二者兼备，但仔细分析，不同的诗篇在某一方面往往有所侧重，有的风骨更遒劲一些，有的词采更宏富一些。他的部分诗篇，像《箜篌引》、《美女篇》、《白马篇》、《名都篇》等，大抵篇幅稍长，对偶句与铺陈语较多，其词采华茂的特色就显得更为突出，但也仍然具有风骨。另外有一部分诗，像《野田黄雀行》、《泰山梁甫行》、《杂诗六首》等，大抵篇幅稍短，描写较简练，对偶句与铺陈语少，这类诗篇更鲜明地显示出骨气奇高的特色，但也仍然具有词采。王世贞评曹植诗说：“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艺苑卮言》卷三）王世贞认为曹植诗成就低于曹操、曹丕，意见未必公允，但曹植诗在词采华茂这方面的确大大超过其父兄，特别如《箜篌引》、《美女篇》一类诗表现尤为突出。王世贞又说：“子桓之《杂诗》二首，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同上）又从风格的质朴刚健方面对曹植的《杂诗》六首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可与汉代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并驾齐驱。王世贞不喜华丽文风，所以对曹植作出这样的评价，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曹植的不同诗篇，在风骨和词采二者的某一方面的确有所侧重。
《杂诗》“南国”篇这首诗，其中“时俗薄朱颜”二句，也是文采斐然；但大体说来，其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简练峭直，语短情长，含蕴丰富，意境深邃，它虽然不像《美女篇》铺陈细致，词藻华美，但也自具一种爽朗自然之美，经得起吟咏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