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主要写高适的履历及其与作者的情谊，而以劝其休兵为主旨。全诗分三段。首四句为第一段，写边事，是送别高适的本旨；中十八句为第二段，写高适的为人，有宽慰，有忠告；末十句写二人的离别之情。全篇章法整饰，结构匀称，抒写离情，而情在景中，情景交融，别具一格。
开头四句写送别的本旨。《旧唐书·哥舒翰传》：“吐蕃每至麦熟时，即率部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共呼为吐蕃麦庄。前后无敢拒之者。至是，翰设伏以待之，杀之略尽，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通鉴》把这件事记在天宝六载（747年）十月。高适有《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七级浮图》诗，说明高适参加了这次战役。因此诗人劝说，今又当麦熟，自应休兵息民，加意防守。接着表现高适本是“大笑向文士”的诗人，写出他的豪迈性格。高适初为封丘县尉，有诗云：“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宫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因此诗人说他今为书记，可不再鞭挞人民。
“借问”句以下设为问答。“答言”二句是高适的答话。高适客游河西，哥舒翰见而异之，表为掌书记，故高适《登垅》诗云：“浅才登一命，孤剑通万里。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可见高适对哥舒翰很信赖。
“人实”句以下至篇末又都是作者的话。这头两句是规戒。杜甫对哥舒翰的看法和高适不大同，同时高适也很豪放，所以关照他要加倍小心谨慎。“十年”两句是鼓励，“男儿”两句是宽慰。高适志在封侯，常说“公侯皆战争”，但当时还是一书记，所以杜甫对他说，只要小心谨慎地在幕府中坚持下去，熬他十年八载，总会当上个刺史之类的长官的。杜甫说这话是认真的，经过考虑的，并不完全是一般的客套话。话语之间还存在着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惋惜意味（这在视科举为正途的杜甫的心目中是难免的），而且丝毫没露出他自己也想走这条路的口风。不过从诗中可揣想到，由于时势的改变、朋友的影响和自身长期的落魄，他当时不会没转过这方面的念头。这时杜甫正苦于没有出路，一度很想追随高适之后，也进哥舒翰的幕府去。
自“常恨”句以下写自己对高的友谊和惜别之情。“惊风”二句是说自己不能同往。杜甫写过《投赠哥舒翰开府二十韵》，但此事未得下文。“黄尘”二句是说高适很难回来。最后两句写对高适寄诗的期望，这一则由于友谊，再则也由于杜甫很爱高适的诗，所以有这样的希望。
这是一首登临之作，具体的地点已不可详，总之是太行、黄河地区的一所古台，附近还有废弃的军事工事，气象十分荒凉。
上片以“茫茫大块洪炉里”开头，作者并不直接从具体的景观着手，而是扩大到无垠的空间，也就是一片天地洪荒的景象。同样，在点出眼前的废垒遗台时，复用“古今多少”的感慨，又将时间从眼下的登台时分有意识地无限扩展。这种苍茫、深沉的心绪，使读者自然而然体会到作者登临所览的荒败，且意识到此非天然而乃人为，也即是政治和战争所造成的破坏结果。
下片“太行如砺，黄河如带”借用了“带砺山河”的成语，而又是登览的实景，“等是尘埃”便带上了总结和象征的双关意味。从总结的一面说，作者登临之古台台势高拔，迥出地表，远方的太行山脉与黄河长流，都分别变成了小小的磨刀石及细带子，那么处在视野中的人间景物，就更微茫若尘，“等是尘埃”正是一种张大形势的说法。从象征的一面说，“尘埃”微不足道，处在微尘中的世界也不值得去认真看待。既然山河会因人事的兴废而“寒灰”、而“尘埃”，那么时光的流逝、万物的变化又有什么可叹惜的呢。下片的前三句回照空间，后三句回照时间，再度从扩张的境界中充实了上片的感慨。
这首诗通过写二人一同出游，一起饮酒，畅谈至深夜的经历，写出作者对元稹的欣赏之情，以及对他们友谊的珍惜之情。诗句短小精悍，情真意切。
从这首诗可以见出，诗人在长安做官的这几年，在交友方面是有教训的，他曾真诚地想结交一些年相若道相近的同辈人，但在政治的风浪中很多人都放弃了自己的节操，也曾为了事业、前途而去攀附过一些达官贵人，但人家时不时地给脸色看。正是在诗人处于交友的怪圈时，元稹出现了。
元稹是白居易最好的朋友之一，二人同登科，同署官，又有同样的文学观念，他们共同倡导了中唐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史称“元白”，是彼此一生的知己。这首诗写的就是作者与元稹的友情。唐诗中吟咏友情的诗很多，此诗当属其中佳作之一，诗中所谓“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的生活情状，是二人交游生活的生动描绘。只有相知甚深的朋友，才能如此不拘俗礼。这样的生活大有出世之感，充满了一种士大夫式的理想情致。在这样的描写之后，篇末突然一个简括的收笔，点出了二人友谊的实质：“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只有知心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这当是亘古不变的交友之道。
“有节秋竹竿”是全诗的主旨。元稹在后来的和诗中，也拈出此句着笔。这是元白彼此对“孤且直”的赞许，也是元白为人处世做官的原则，足以说明元白的相同志趣及其在当时刚正不阿的处世态度。
此诗表述的心愿为思国、思乡和美政理想一定要实现，希望君主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其最大的特点即是“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如同《离骚》一样，诗中处处都体现出“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的鲜明特色。
首先，诗题“思美人”即是“灵脩美人以媲于君”的体现；香草美人皆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美人”在诗中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美女，而是指楚国君主（至于是哪位君主——怀王抑或顷襄王，历来有争议）。屈原撰写此诗的目的，就是试图以思女形式，寄托自己对君主的希冀和思念，以求得到君主的信赖而实现理想目标。
诗一开篇即陈述了诗人思女的行为——“揽涕”“伫眙”，感情真挚而又炽烈。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拘牵——无良媒，致使他“志沉菀而莫达”，一再申言也无济于事。不过，诗人并不因此而完全丧失信心，他仍竭尽全力地努力追求：“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广遂前画兮，未改此度也。”直至诗篇之末，诗人明知自己已实在无能为力了，却仍不改“度”——努力的行为不得已作罢，而节操却始终不易。
诗篇在写美人的同时，也写到了香花美草，它们均一一“以配忠贞”：沿江夏行进时，诗人“擥芳茝”“搴宿莽”“解扁薄与杂菜”，这里的“芳茝”“宿莽”“扁薄”“杂菜”，均非实指植物，而是用以喻指才能，诗人一路采摘、佩饰它们，乃是为自己为国效力时作准备。
遗憾的是美人——君主并不赏识，致使诗人只得发出“吾谁与玩此芳草”的慨叹。这还不够，诗人更以芳草自譬，说芳草与污秽杂糅，作为芳草，终能卓然自现，而决不会为污秽所没；又将芳草比作媒人，“令薜荔以为理”“因芙蓉而为媒”，欲通过这些媒人而向美人求爱，但又缺乏勇气。美人、鲜花、香草，在诗篇中都一一成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它们在表现诗人本身的气质形象及体现诗篇的主旨方面起了极好的烘托作用。
诗人在求美人未成后，思绪难以自抑，情感受到挫伤，此时，处于现实困境的人物突然想到了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这些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的闯入，大大丰富了诗章的艺术内涵，显示了诗人超常的艺术想像力；正由于此，此诗才更显出想像奇特、神思飞扬的特点，表现出与《九章》其他诗篇有所不同的风格与色彩。
此诗写追慕先贤，感慨时世，劝谏君王，希望君王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表达了作者坚守节操、不变节从俗的决心。其基本立场和出发点是思君、爱君，而思君、爱君之中又带有怨君、待君之意。全诗以香草美人为主要意象，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大胆地将地上与天国、人间与仙境、历史与现实等有机地融合一体，让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一起，想像奇特，神思飞扬，堪称一篇浪漫主义文学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