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寓含有怀古感今的浓浓深情，语言极为明快，堪称邓剡现存的词中的一篇佳作。
词的上片，“疏雨洗天清，枕簟凉生。井桐一叶做秋声”。暑退寒来之节气替代，说出盛极而衰的人生哲理。宋室覆亡，故国不在，如瑟瑟寒秋，令人心灰神懒。“疏雨洗天清”，然而天清世不清，能奈其何。室内枕席生凉，是实写秋天到来天气生凉，气候更替，室外井桐落叶，既是报秋，又勾起词人对自己身世的感叹。给全词的气氛作了烘托，深含怀古的幽幽情感。“谁念客身轻似叶，千里飘零？”叶随风飘，说明个人命运的不可把握，也表明作者对邦国沦亡悲哀之情。“千里”是概括在广东被俘到建康的旅程。
词的下片，“梦断古台城。月淡潮平。”无限哀思难以排解。邓剡把它带到梦乡，醒来却发觉古台城上梦凄凉。词人的心境本来就很哀伤，但醒来见月色暗淡，海潮泛起，禁不住自己也心潮澎湃，心里更加凄怆。梦醒之后，只能去“便须携酒访新亭”。王导在当年的新亭会上，还主张“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但词人和文天祥都做了俘虏，宋王朝已彻底亡矣。“不见当时王谢宅，烟草青青。”邓剡对世事无常、朝代兴亡的感慨，因为真实的遭遇而显得格外深沉，结句移情入景，寓激于婉，凄苦的亡国之音，袅袅不绝。
这首《滞雨》是一首羁旅诗。“独在异乡为异客”，孤单寂寞的处境本就容易滋生乡愁，更何况还是在秋雨绵绵的深夜？归思难收，归期无定，归梦不宜，这一切并不都是因为“滞雨”的缘故。
首句“滞雨长安夜”交代时间地点和缘由，意思是说，下雨了，今夜只好滞留在长安。但诗人为什么不说“夜雨滞长安”呢？因为将“滞”字提前，不仅更能体现雨下得久，还能突出夜的漫长，好像是厚实、缠绵的雨连时间的脚步也阻碍了，迟迟不能到黎明。归心似箭，但偏偏又碰上似乎永无休止的连夜雨，给人一种无法排遣的无奈、凝重之感。也为后面的“客愁”、“归梦”蓄势。
“残灯独客愁”描写场景：一盏灯油将尽的孤灯之下，坐着一个满脸愁容的独客。“残灯”，不仅不能给人以光明、温暖的感觉，与外面无尽的雨夜相比，它反而更让人觉得凄凉、忧伤。灯已残，说明独坐已久；独坐久，说明客难眠；客难眠，说明乡愁深。“残灯独客”与前面的“滞雨夜”共同营造出一种朦胧迷离、孤寂凄清的氛围，在这样的意境下，游子很自然会想到自己的故乡。
“故乡云水地”是虚写，是故乡在云水相接的苍茫辽阔之地吗？是故乡有云重水复遥远的阻隔吗？还是故乡根本就不存在于现实，而只在自己如行云流水般飘渺的乡思中吗？这一句体现了诗人特有的朦胧性，怎么理解似乎都可以，怎么理解都给人一种真实而亲切的感受。
“归梦不宜秋”是直抒感慨，语似直切，实则含蓄。雨夜客居，残灯独坐，正是思乡梦回的“好”时候，为什么“不宜秋”呢？因为在诗人眼中，秋就是愁，秋风秋雨秋云秋水，无一不令诗人愁肠百结，在满目愁景的季节，在满怀愁绪的梦中，即使回到故乡，还不是一样愁苦？算了吧，不做归乡梦也罢！其实，这样的梦，在任何季节做都是“不宜”的。诗人在此说“不宜”，其实是“最宜”，有正话反说、不言神伤之妙。
全诗主旨为思乡。前两句谓客居长安因天雨而行动受阻，独对残灯忧愁不寐，思念故乡；后两句推进一层，谓故乡本是烟树晴岚、碧水萦回之地，可是正值秋雨绵绵之时，即使梦回故里，所见也是霪雨霏霏，故归梦也不宜当此风雨潇潇之秋也。
如果用知人论诗、以意逆志的方法来读这首《滞雨》，那么，“滞雨”是长期纠缠诗人的牛李两党的纷争与非议；“客愁”是诗人长期受到排挤压制，难以实现抱负理想、怀才不遇的愤懑，以及对自己前途命运的迷惘和忧虑；“故乡”是诗人心中理想的归宿，是才显志成的美好境界。“归梦不宜”是不应该轻易放弃和退却，而应该再坚持等下去，孤独愁苦之后，一定会有雨过天青的时候。“归梦不宜”意为“长安宜留”，在京城之内、天子身边，机会总比“云水”之地要多一些吧。这里理解，意思就完全两样了。所以也可以说《滞雨》是一首托雨言志、寄意深远的“咏物诗”。
这篇文章是陶渊明除《五柳先生传》外唯一一篇写人传记，不见载于正史，故为别传。文章重点讲述了“庾亮问风俗得失”、“率多时彦中鹤立鸡群”、“对皇帝不受任命不行拜礼”、“重阳龙山登高落帽”、“高阳许询雅相知得”、“神情独得顾景酣宴”、“渐进自然的丝竹人声”和“好酣饮逾多不乱的酒中趣”等充满清高傲世之情、自然风流之趣的故事，展示了孟嘉温雅平旷、冲默远量、行不苟合、言无夸衿、任怀得意、融然远寄的品质个性和清操美德，塑造了孟嘉风流倜傥、名冠州里、声流京邑、俦类咸敬、盛德名流的形象。
在这篇传记中，作者重点讲述了几个代表事情，如庾亮赞嘉、褚裒识嘉、龙山落帽（孟嘉落帽）、龙山造饮、渐近自然等轶事。这些轶事足以展示孟嘉的名士风采和魏晋时代之风流。孟嘉就是很讲究“情”的名士。孟嘉家庭观念很重，这篇传记中记载：“君既辞出外，自除吏名，便步归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欢乐，怡怡如也。”孟嘉主动辞官回家，步行归家会见父母兄弟，享受亲情伦理；且他十分重视曾经上下级关系，孟嘉曾为刺史谢永之别驾，谢丧亡，君求赴义，虽然汉晋之时，下属对上司吊丧送葬成为当然之义务，但他知道主次轻重。当名士许询半途邀请孟嘉时，孟嘉云：“今先赴义，寻还就君。”后来孟嘉在许询处连住两晚，“雅相知得，有若旧交”，首次相会便如同旧交。还有孟嘉有名的丝竹肉论，亦可称之为渐近自然论，也反映出孟嘉多情一面。这篇传记中记载：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这些关于孟嘉的丝竹肉论的记载，简洁有力，清新脱俗，一语中的。孟嘉也因此名垂千古。“渐近自然”的总结极其传神高深，若非对自然、自由之向往，则很难有此种传神总结。
孟嘉有着很好的才学修养和德行涵养，“龙山落帽”的故事家喻户晓，也为后人津津乐道。这篇传记记载：君色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佐毕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吹君帽堕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行止。君初不自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廷尉太原孙盛，为咨议参军，时在坐。温命纸笔，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处。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内容详实具体，细节描写生动有趣、栩栩如生，使读者身临其境，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孟嘉的魏晋名士风度。“了不容思，文辞超卓”此八字褒奖大大超过了《世说新语·识鉴》一六引《孟嘉别传》以及《晋书·桓温传》附《孟嘉传》两本书，生动表现了孟嘉的文思泉涌，才情卓绝。帽子被风吹落而不自觉，也许未能觉察到；也有可能孟嘉意识到自己失态，而佯装未知，呈现出一种魏晋姿态。但无论是哪种情形，读者感受出孟嘉心无杂尘，心中坦荡荡的名士风范。面对桓温的恶作剧式的不怀好意，孟嘉超然、冷静地面对突发情况，“冲默有远量”，淡泊沉静，富有度量，最终为自己赢得了不朽佳名。这段轶事在后代反响很大，后人遂用龙山落帽、孟嘉落帽、落帽参军等词语来称赞一个人的镇定自若，潇洒儒雅。后世文人也纷纷借用此典故来表现大将风度。如李白《九日龙山饮》：“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陈师道《后山诗话》：“孟嘉落帽，前世以为胜绝。”后代的吟咏无形中扩大了孟嘉的个人魅力。孟嘉的文章和人品道德是高度统一的。这篇传纪中记载，晋成帝时，庾亮以帝舅身份当政，他对其弟庾翼说，“孟嘉故是盛德人也”，评价极高。孟嘉“奉使京师，除尚书删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闻其名，赐见东堂。君辞以脚疾，不任拜起。诏使人扶入”，晋穆帝召见，孟嘉竟然辞绝，令人起敬。野心勃勃的桓温曾得意洋洋地对孟嘉说：“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但孟嘉作为桓温的参军，却终生未为桓温所用，助其篡逆。相同的是，陶渊明虽然先事桓玄，后事刘裕，两人都有篡逆之野心，但陶渊明及时醒悟，及早抽身，归隐山林。
此文记载：太傅河南褚裒，简穆有器识，时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会州府人士，率多时彦，君在坐次甚远。裒问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觅。”裒历观，遂指君谓亮曰：“将无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褚裒在人才济济的州府人士中，也能慧眼识才，可见孟嘉精神脱俗，气度不凡一面。这段内容，《世说新语》的记载和《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有出入。在鉴人过程中，褚裒“眄睐良久”，可谓用心良苦，最后根据“小异”辨出孟嘉。《晋书》所载和《世说新语》大同小异。三者都体现出孟嘉超凡脱群一面，但《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更能体现孟嘉与众人更大的不同之处，精神差距不是“小异”，在精神气质上是真正的鹤立鸡群。此外，孟嘉赴义吊谢永，经过永兴县界，适逢大名士许询，纳闷道：“都邑美士，吾尽识之，独不识此人，唯闻中州有孟嘉，将非是乎？”许询当时为大名士，看一眼就能估摸猜出其为孟嘉，实为不易。在这篇传纪中，孟嘉“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至于放纵情怀、得其意趣之时，便心寄世外、恬适安然，旁若无人。陶渊明叔父陶夔曾经问光禄大夫刘耽，孟嘉若在世，是否可以做到三公位置？刘耽说，孟嘉本是三公中人。他被当时的人所推重，已是显而易见。
孟嘉“常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顾景酣宴，造夕乃归”，喝酒随性而为，造饮龙山。顾景酣宴，饮酒助兴，虽如此，但逾多不乱。但孟嘉虽事桓温，为人处世有自己的原则立场。《容斋随笔》之容斋五笔评价：孟嘉为人夷旷冲默，名冠州里，称盛德人。仕于温府，历征西参军、从事、中郎、长史，在朝陨然仗正，必不效郗超辈轻与温合。然自度终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龙山落帽，岂为不自觉哉！温至云：“人不可以无势，我乃能驾驭卿。”老贼于是见其肺肝矣！嘉虽得全于酒，幸以考终，然财享年五十一，盖酒为之累也。陶渊明实其外孙，伤其“道悠运促”，悲夫！孟嘉不为桓温所用，只能借酒浇愁，幸以全身。但身体最终为酒所累而早逝，极其可惜。“道悠运促，不终远业，惜哉！仁者必寿，岂斯言之谬乎！”外祖父早逝，陶渊明感到无比痛惜，质疑“仁者必寿”是欺骗人的假话。这篇传记中评价孟嘉“清蹈衡门，则令问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他以高洁的情操隐居柴门之时，美名远扬；出仕为官，有口皆碑。孟嘉隐则隐，仕则仕，都声名远扬，威名远播。孟嘉的名士本色给了外孙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
陶渊明单为孟嘉作传，足见其外祖父在他心目中之重要地位；通过对孟嘉魏晋风流轶事的生动追溯，言说己志，“写心”写意，向读者昭示出“孟嘉即我，我即孟嘉”的身份。
这篇传记中每一个小故事都洋溢着孟嘉的风度翩翩，作者对传主身在官场能坚守“行不苟合，言无夸衿”的清操美德给予高度评价，“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的情怀其实是陶渊明所仰慕的，桓温问孟嘉，孟嘉答曰“渐进自然”的性情同样也是陶渊明所追求的，从这些笔墨中不难看出陶渊明在表现孟嘉操守品行时所流露出来的爱好趣向。他评价孟嘉“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无夸矜”，他对外祖父的崇拜也表明了他向魏晋风流的致敬和礼赞。这篇文章体现了家族传承在陶渊明身上所打下的烙印，也揭示了陶渊明与魏晋风流的渊源和继承。
永嘉四灵都喜欢描写山水形胜，又善于捕捉生活中一两件小事，用轻动灵快的笔墨描写出来，惹人喜爱。这首小诗，写夏天山中夜雨，全用虚写，道人所未道，正是四灵诗中的妙作，在趣味上颇类杨万里的绝句。
前两句写山间的夜晚，星月皎洁，无云无雷，紧扣一个“晴”字下笔。这是写雨前之景。后两句，以“平明”二字与上文的“夜”字相照应，以“忽见溪流急”与上文的“星月白”，“ 亦无云气亦无雷”相照应，而“溪流急”又与“他山落雨来”互为因果，前者为果，后者为因。这是写雨后之景。显然，此诗在结构安排上是别出心裁的，写雨，不写雨中之景、雨本身，而由雨前之景一下子切换至雨后之景，跳跃性大，采用的颇似现代电影蒙太奇的剪辑手法，令人眼目为之一新。
诗的前两句写雨前之景，后两句摹雨后之景，而下雨的过程也即雨本身则略而不写，看似与写雨无关，实却无不关涉一个“雨”字。诗人写雨前之景，强调昨夜天气晴朗，实言此山无雨。后两句写雨后之景，突出“忽见溪流急”，并以之推知“他山落雨来”，原来是他山之阵雨注入溪中，形成了“溪流急”的景象。清代刘熙载云：“绝句取径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竿乃妙。”翁诗写山雨，正是采用了“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之法，且达到了“睹影知竿”之效，堪称咏雨妙作。
诗题是“山雨”，偏不从雨入手，反过来，从题外擒入，极力写天晴。诗说整整一夜，月光照着林间，星星在天上闪烁。诗把晴写得很足，还加以“一夜”字，强调整个晚上都是如此，可诗人还嫌不足，进一步说，这一夜不但星月灿烂，连一丝云都没有，也没听见雷声。这第二句，补足第一句，分别从视觉及听觉上写，把晚晴说得很死，不容转圜。三、四句却突然一变，说天明时，见到溪中流水湍急，因此知道这座山以外的山曾经下过一场大雨。这两句也写得很肯定，与上两句组成一对矛盾，出人意表，诗人惊喜的心情，强烈地表达了出来。诗写雨，不通过正面写，没一句说雨如何，已奇；前两句非但不写雨，反而写晴，更奇。妙在诗描述的不单单是普通的雨，完全是山中的雨，更使人感到奇。如果是在平地上，诗人晚上便会见到远处的乌云、闪电；因为是山中，只能见到自己头顶上一块天，见不到山外的山，所以诗得以放笔写晴，得以在第二天清晨的溪水上做文章，把极其矛盾的两组景象统一在一首小诗中。永嘉四灵的诗巧就巧在这种出人意表的构思上，同时在景物中贯注了浓厚的生活情趣。
翁卷的《山雨》，不仅描写了此山星白月朗，他山一霎雨过的奇异景象，而且抒发了诗人惊异的感情。而这情又不是直接抒发的，而是寓于景中，在跳动的景物描写之中含蓄地抒写了出来。
杨万里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及第，绍兴二十六年授赣州司户参军，绍兴二十九年调任永州零陵县丞，隆兴元年赴调临安因张浚之荐除为临安府教授，乾道三年赴临安上政论《千虑策》，乾道六年除为隆兴府奉新知县，乾道六年因虞允文之荐除为国子博士，淳熙元年除知漳州，淳熙四年除知常州，皆不在吉水，唯有隆兴二年至乾道二年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及其父逝世为父丁忧与淳熙元年至三年养病期间，居于吉水，故此诗应作于此二时期其中之一。又《诚斋集（江湖集）卷二》有诗《甲申（隆兴二年）上元前闻家君不伏西归见梅有感二首》于本诗之前，《诚斋集（江湖集）卷三》有诗《丙戍（乾道二年）上元和昌英叔李花》于本诗之后，故此诗断然不可能作于淳熙元年至三年养病期间，而只能作于隆兴二年（一一六四）至乾道二年（一一六六），杨万里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及其父逝世为父丁忧期间。
隆兴二年正月，杨万里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同年八月四日，杨万里之父逝世，杨万里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丁父忧时期。在此之前，杨万里方才于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及第，开始初次进入南宋官场，并由地方小吏一步步入职京城（因张浚之荐除为临安府教授），这正是一个读书人可以借机施展“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好时机。忽闻其父之病，出于孝道，不得已放弃大好机会，西归故里，这在政治上对于杨万里来说不吝于一个打击。同时，对于杨万里来说，其父之病，在亲情上对于杨万里也不吝于一个打击。然而西归故里吉水之后，同年八月杨万里之父的逝世对于杨万里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根据封建礼法的要求，父母之死皆应为之守孝三年，对于一个适才走上宦途不久，又有一定前途的读书人来说，这三年是极为艰难的，以前在官场上的一切都将归于破灭，一时前功尽弃，极易生出失意之感，对于杨万里来说更是这样。同时，杨万里之父的逝世在亲情上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古代讲求孝道，父母之死，特别是父亲之死，对于其子女来说是沉痛的，是失怙般的痛楚，这极易造成一种愁苦的心情。
在这般官场失意、亲人离去的愁苦心情中，却又是为友人送别之时，在三江小渡口，杨万里作了本诗。此诗前两句，作者简单描绘了三江小渡口周边的环境，营造了一种送别友人，依依不舍的氛围。后两句，作者直抒胸臆，使用比喻手法将“交情”比做“山溪渡”，并以自然界“风波”象征社会风浪，然后用“不管风波去又来”一句与首句“溪水将桥不复回”进行对比，深刻地表达了全诗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