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词。词的上片写词人催促友人归去与亲人团聚,同时表示了依依惜别之情;下片设想离别后自己孤寂的情境,以及友人回家的场景。全词在章法上曲折跌宕,在写法上虚实结合。
词上阙“数日西风”从送人之前写起:秋风习习,秋林似火。并设想友人所归之盐官处,此时瓜果正熟,催人归返。此是前路入手。“瓜果夜深”二韵,写临行饯别。夜深时分,银河灿烂,群星闪烁,饮酒送别。“怅遇合云消萍聚”写二人虽是萍水相聚,现在又匆匆作别,颇令人惆怅。“匆匆便倒离尊”形象地勾出离别在即,及饮酒伤别之状。“留连”一韵,写词人的流连之情。“残蝉韵晩”一句,以景托情,言秋蝉在夜晚声声残鸣,似表达对友人的流连之情,“时歌金缕”写送别时有歌妓侑酒,唱着金缕曲,歌中满蕴流连的情感。词人借蝉鸣与歌曲的描写表达自己的感情。此是侧笔法。
下阙“绿水暂如许”,写送别地点在水边,友人从水路出发。“奈南墙冷落”一韵,化用典故言与友人相聚之处已经冷落,令人无可奈何。“竹烟槐雨”四字,以竹林槐树烟雨朦胧之景,进一步渲染“南楼”的冷落,借以表达伤别之情。“此去杜曲”一韵,化用典故言友人所去之处距离京城临安很近。“已近紫霄尺五”极写盐官距京城之近。“紫霄指皇宫。“扁舟夜宿吴江”二韵,为后路写法,设想友人出发后,夜晚乘一叶扁舟,行驶在吴江上。此时河面上有亭亭玉立的荷花,有田田无际的荷叶,真是美丽极了。“水佩霓裳无数”一句,化用姜夔《念奴娇》“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词句,“三十六陂”言河塘之众多。“眉妩”以女子媚妩之姿形容荷花之美。最后“问别来、解相思否?”依然是后路写法,以关切的问询,从对方入手,表达思念之情,此结语词活灵而情更深切。
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此诗描述了诗人与友人分别之后的思念。开首二句即景生情,花开花落,引起对茫茫世事的感叹。接着直抒情怀,写因多病而想辞官归田,反映内心的矛盾。“邑有流亡愧俸钱”,不仅是仁人自叹未能尽责,也流露进退两难的苦闷。结尾道出寄诗的用意,是极需友情的慰勉,渴望和友人畅叙。全诗起于分别,终于相约,体现了朋友间的深挚友谊,感情细腻动人,同时章法严密,对仗工整,用语婉转,堪为七律名篇。
诗是寄赠好友的,所以从叙别开头。首联即谓去年春天在长安分别以来,已经一年。以花里逢别起,即景勾起往事,有欣然回忆的意味;而以花开一年比衬,则不仅显出时光迅速,更流露出别后境况萧索的感慨。
颔联写自己的烦恼苦闷。“世事茫茫”是指国家的前途,也包含个人的前途。当时长安尚为朱泚盘踞,皇帝逃难在奉先,消息不通,情况不明。这种形势下,他只得感慨自己无法料想国家及个人的前途,觉得茫茫一片。他作为朝廷任命的一个地方行政官员,到任一年了,眼前又是美好的春天,但他只有忧又苦闷,感到百无聊赖,一筹莫展,无所作为,黯然无光。
颈联具体写自己的思想矛盾。正因为他有志而无奈,所以多病更促使他想辞官归隐;
尾联则是说他看到百姓贫穷逃亡,觉得自己未尽职责,于国于民都有愧,所以他不能一走了事。这样进退两难的矛盾苦闷处境下,诗人十分需要友情的慰勉。尾联便以感激李儋的问候和亟盼他来访作结。
这首诗的艺术表现和语言技巧,并无突出的特点。有人说它前四句情景交融,颇为推美。这种评论并不切实。因为首联即景生情,恰是一种相反相成的比衬,景美而情不欢;颔联以情叹景,也是伤心人看春色,茫然黯然,情伤而景无光;都不可谓情景交融。其实这首诗之所以为人传诵,主要是因为诗人诚恳地披露了一个清廉正直的封建官员的思想矛盾和苦闷,真实地概括出这样的官员有志无奈的典型心情。
这首诗的思想境界较高,尤其是“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两句,自宋代以来,甚受赞扬。范仲淹叹为“仁者之言”,朱熹盛称“贤矣”。这些评论都是从思想性着眼的,赞美的是韦应物的思想品格。但也反映出这诗的中间两联,在封建时代确有较高的典型性和较强的现实性。事实上也正如此,诗人能够写出这样真实、典型、动人的诗句,正由于他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较深的生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