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李白题画诗不多，此篇弥足珍贵。此诗通过对一幅山水壁画的传神描叙，再现了画工创造的奇迹，再现了观画者复杂的情感活动。他完全沉入画的艺术境界中去，感受深切，并通过一枝惊风雨、泣鬼神的诗笔予以抒发，震荡读者心灵。
从“峨眉高出西极天”到“三江七泽情洄沿”是诗的第一段，从整体着眼，概略地描述出一幅雄伟壮观、森罗万象的巨型山水图，赞叹画家妙夺天工的本领。这里的“绎思”或可相当于今日所谓的“艺术联想”。“搜尽奇峰打草稿”，艺术地再现生活，这就需要“绎思”的本领，挥动如椽巨笔，于是达到“驱山走海置眼前”的效果。这一段，对形象思维是一个绝妙的说明。峨眉的奇高、罗浮的灵秀、赤城的霞彩、苍梧（九嶷）的云烟、南溟的浩瀚、潇湘洞庭的渺绵、三江七泽的纡回。几乎把天下山水之精华荟萃于一壁，这是十分壮观，非常有彩魄的。当然，这决不是一个山水的大杂烩，而是经过匠心经营的山水再造。这似乎也是李白自己山水诗创作的写照和经验之谈。
这里诗人用的是“广角镜头”，展示了全幅山水的大的印象。之后，开始摇镜头、调整焦距，随着读者的眼光朝画面推进，聚于一点：“惊涛汹涌向何处，孤舟一去迷归年。征帆不动亦不旋，飘如随风落天边。”这一叶“孤舟”，在整个画面中真是渺小了，但它毕竟是人事啊，因此引起诗人无微不至的关心：在这汹涌的波涛中，它想往哪儿去呢？何时才回去呢？这是无法回答的问题。“征帆”两句写画船极妙。画中之船本来是“不动亦不旋”的，但诗人感到它的不动不旋，并非因为它是画船，而是因为它放任自由、听风浪摆布的缘故，是能动而不动的。苏东坡写画船是“孤山久与船低昂”（《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从不动见动，令人称妙；李白此处写画船则从不动见能动，别是一种妙处。以下紧接一问：这样信船放流，可几时能达到那遥远的目的地──海上“三山”呢？那孤舟中坐的仿佛成了诗人自己，航行的意图也就是“五岳寻仙不辞远”的意图。“心摇目断兴难尽”写出诗人对画的神往和激动。这时，画与真，物与我完全溶合为一了。
镜头再次推远，读者的眼界又开廓起来：“西峰峥嵘喷流泉，横石蹙水波潺湲，东崖合沓蔽轻雾，深林杂树空芊绵。”这是对山水图景具体的描述，展示出画面的一些主要的细部，从“西峰”到“东崖”，景致多姿善变。西边，是参天奇峰夹杂着飞瀑流泉，山下石块隆起，绿水萦回，泛着涟漪，景色清峻；东边则山崖重叠，云树苍茫，彩势磅礴，由于崖嶂遮蔽天日，显得比较幽深。“此中冥昧失昼夜，隐几寂听无鸣蝉。”一蝉不鸣，更显出空山的寂寥。但诗人感到，“无鸣蝉”并不因为这只是一幅画的原因；“隐几（凭着几案）寂听”，多么出神地写出山水如真，引人遐想的情状。这一神来之笔，写无声疑有声，与前“孤舟不动”二句异曲同工。以上是第二段，对画面作具体描述。
以下由景写到人，再写到作者的观感作结，是诗的末段。“长松之下列羽客，对坐不语南昌仙。”这里简直令人连写画写实都不辨了。大约画中的松树下默坐着几个仙人，诗人说，那怕是西汉时成仙的南昌尉梅福吧。然而紧接笔锋一掉，直指画主赵炎为“南昌仙人”：“南昌仙人赵夫子，妙年历落青云士。讼庭无事罗众宾，杳然如在丹青里。”赵炎为当涂少府（县尉的别称，管理一县的军事、治安），说他“讼庭无事”，谓其在任政清刑简，有谀美主人之意，但这不关宏旨。值得注意的倒是，赵炎与画中人合二而一了。沈德潜批点道：“真景如画”，这其实又是“画景如真”所产生的效果。全诗到此止，一直给人似画非画、似真非真的感觉。最后，诗人从幻境中清醒过来，重新站到画外，产生出复杂的思想感情：“五色粉图安足珍，真仙可以全吾身。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杀人。”他感到遗憾，这毕竟是画，在现实中很难有这样的好去处。但诗人认为有。于是，他想名山寻仙去。而且要趁早，如果等到像鲁仲连、张子房那样功成身退（天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再就桃源归隐，是太晚了，不免会受到“武陵桃花”的奚落。这几句话对于李白，实在反常，因为他一向推崇鲁仲连一类人物，以功成身退为最高理想。这种自我否定，实在是愤疾之词。诗作于长安放还之后，安史之乱以前，带有那一特定时期的思想情绪。这样从画境联系到现实，固然赋予诗歌更深一层的思想内容，同时，这种思想感受的产生，却又正显示了这幅山水画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量，并以优美艺术境界映照出现实的污浊，从而引起人们对理想的追求。
这首题画诗与作者的山水诗一样，表现大自然美的宏伟壮阔一面；从动的角度、从远近不同角度写来，视野开阔，彩势磅礴；同时赋山水以诗人个性。其艺术手法对后来诗歌有较大影响。苏轼的《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等诗，就可以看作是继承此诗某些手法而有所发展的。
野菊花是似菊而小的黄色小花，与菊花相比，它并不太引人注目。但诗人却给了它诗情画意，让它在诗坛上占一席之位。
诗的前半用先抑后扬的笔法写。“未与骚人当糗粮，况随流俗作重阳。”屈原《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所指的秋菊是菊而不是野菊。重阳有赏菊的习俗，两句写野菊在世默默无闻，既未被文人采用以登上文坛，更未受世俗钟爱。“况”字使次句的语气紧连首句，有更进一层的意思。
“政缘在野有幽色，肯为无人减妙香”两句，既写形态又写精神，对野菊的姿色、芳香和品性作了生动的描绘。“在野”与“在庭”相对。因不为人赏识，便任其在野自生自灭。不似一般之菊在庭院中有人着意栽培。这也许是野菊的憾事，但诗人却把这看成是快事，因为它可以避免栽培人的束缚剪裁与观菊者的诸多采摘，即不受人们的干扰，因而显得幽闲自若，别有丰彩。以至于诗人面对着它，“任是无情也动心”，情不自禁地要采来观赏——已晚相逢半山碧，便忙也折一枝黄。
“半山碧”写出野菊生长、繁衍的旺盛，也表现野菊的生活环境是在野外山上。“已晚”写时间，“便忙”写情状。诗人旅途之中到了傍晚，本该忙于归宿，但山中野菊的丰姿与妙香，逗得诗人即使在匆忙之中也要去折取一枝来加以观赏，诗写至此，已流露出对野菊的浓厚兴趣，而尾联更以写野菊花的自豪感来进一步表达对它的赞美：花应冷笑东篱族，犹向陶翁觅宠光。
陶渊明酷爱菊花，于宅边东篱下种菊颇多，还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这两句是说，野菊花一定冷笑那些篱边的黄菊——它们正向陶渊明一类的诗人邀宠，以取得诗人吟赏的荣光。言下之意，诗人们的眼光只向着庭菊，并不转向野菊；而野菊自有不邀宠争光的品行，对那些邀宠争光的庭菊不屑一顾，惟以冷笑置之。
在无人看重的情况下，幽闲自得，不减妙香，不慕赏识，有意将它与菊花对比，并倾注了自己的关切赞美之情。这也许另有所指。诗写得脱俗、婉转、流畅，给人很深的印象。在大量的咏菊诗中，这是颇有独创性的。
诗人李贺抱着满腔热忱来到长安，冀望通过“荫子得官”的途径，求得一官半职，实现其济民报国的人生抱负。而现实生活对他的回报却是无情的，奉礼郎官职卑微，受尽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冷遇和排挤，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感愤，时时袭来心头。在萧瑟寒冷的秋雨中，他滞留馆舍，触景生情，凭借诗句抒发郁结于心头的忧愤。诗的首句用“谁家子”唱发，“仿佛自问，极愤郁之致”（叶葱奇《李贺诗集注》）。诗人来到长安，感受到秋意的萧瑟，更感受到“落莫”与“牢落”，壮年怀着羁居他乡的怨恨，梦见自己白发满头，暗自悲泣。“瘦马”以下四句，从直接抒情转入即景描写，诗人所骑的瘦马，喂饲劣等草料，雨沫飘零在寒沟里；遥望南宫，古帘下一片昏暗，只听到更筹声从雨中传来。笔触细致的景物描写，紧紧扣住“滞雨”的题意行笔，既能表现诗人贫困、飘零的景况，又能暗喻吏部官员的昏庸，着墨不多，而意境融沏。最后四句，诗人驰骋想象，一会儿想归回故乡。家乡远在千里之外的白云脚下，一会儿又想到投笔从戎，立功封侯。诗人不甘心沉沦下僚，不满于现状，亟想摆脱困境，徘徊于进退、穷通之间。
全诗基调极为低沉忧郁，结尾突然振起一笔，写出“客帐梦封侯”的诗句，以寄托自己的生活理想，自作宽慰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