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头先交待了子产写这封信的背景。当时晋国为盟主，范宣子（士匄）为中军将，主持晋国政事。在范宣子执政时，加重征收诸侯对晋国贡献的财物。郑国也以此为患。公元前549年2月，郑简公到晋国朝会，郑大夫子西陪同前往，子产让子西捎带书信，以劝告范宣子。
信的开头故作危激之论：“您治理晋国，四邻的诸侯没有听说您有什么美德，只听到了您加重了各国缴纳的贡物，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子产作为小国的大夫。写信给盟主国的执政竟然如此不客气，指出范宣子执政时“不闻令德”，“而闻重币”，这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言。子产故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范宣子的重视。
子产在信中说：“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的，不是担心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美好的声誉。如果把诸侯的财物都集中到晋国的王室，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您私自占有，晋国的人民就会离心。诸侯有了二心，晋国的盟主地位就会动摇；晋国人民不信任您，您也不能保家。不要再执迷不悟，要这些财物也没有什么用。”子产从“令德”推出“令名”，点出这篇文章的主旨：“君子长（掌）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称霸的大国压榨势力范围内的小国，是春秋时代的一种暴政，它必然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子产警告范宣子，压榨过重，将使诸侯不满，人民离心，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范宣子将处于既不能保国又不能卫家的境地。如果家破人亡，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就没有用了。既然贪敛财物危害甚大，就不要再一意孤行了。
子产继续写道：“好的声誉，是传播美德的车子；美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有了牢固的基础，国家才不会崩溃。还是努力追求美德吧！在位者有美德，人民就快乐，人民快乐，国家就能保持长久。《诗经》中说：‘君子乐和有德，就能奠定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啊！《诗经》中又说：‘上天看着你，你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有美名啊！用宽宥谅解的精神来发扬美德，那么好的名声就能像车载一样传播，因此远方的人来归附，近处的人安居。您是宁可让人家说‘您实在是养活了我，’还是说‘您榨取我的血汗来养活您自己’。大象因为有了象牙而毁了自己，这是因为象牙值钱的缘故。”
子产这一席话酣畅淋漓，进一步阐发了“令名”与“令德”的作用，从“令名”又推回“令德”，反复阐述，不惮其烦。他说，美名是装载美德的工具，美德则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依靠这个基础才不致崩溃。在位的执政者如发扬美德，就会声名远播，“远至迩安”。子产认为，具有美德的人绝不会贪重币帛，他尖锐的指出：“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究竟让诸侯国由于盟主采取宽厚政策而心怀感激，还是让诸侯国受尽压榨而心怀怨恨，从而动摇晋国的盟主地位。不言而喻，聪明的执政者一定会采取前一种政策。子产最后用大象因为自己的牙齿贵重而给自身招来祸患的比喻，警告范宣子：不要因为采取贪重币帛的短视政策而给晋国带来灾难。
子产的信收到了效果，范宣子看了信以后很高兴，于是就减轻了诸侯的贡品。
子产致范宣子的这封信立意高远，持论正大，信中虽有危激之语，但并非危言耸听。子产站在为晋国和范宣子个人谋划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和家族赖以存亡的道德基础，并为范宣子描绘了一幅道德基础崩溃后国亡家败的图景，不由范宣子不信服。“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文笔矫捷雄健，如江河奔流，势不可遏，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子产的信中还巧妙设喻，以加强自己的论点。如“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将声誉比喻成装载美德的车子，将美德比喻成国家大厦的基石，既形象生动，又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其“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比喻，更是紧紧扣住文章的主题，阐明了君子为政不能贪贿，贪贿只能招来祸患的深刻道理。子产信中还恰当地引用了《诗经》中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良好的艺术效果。
子产的这封信中，还采用了对比的写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力。整篇文章都以对比的手法阐明“重币”与“轻币”的不同后果，说明“令名”与“令德”的关系，以印证“重币”之害。写“重币”处，作危激语；写“德名”处，作赞叹语，层次井然，褒贬分明。信中“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对比强烈，令人警醒。
子产这封书信，虽然持论堂堂正正，但由于注意引文长短交替，顿挫有致，并多方设喻对比，援引《诗经》，所以丝毫不使人感到枯燥和说教的气味。子产以其严密的推理和精警的语言使范宣子倾心受谏，减轻了各诸侯国的负担。《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堪称是先秦书信散文的代表作品。
魏武帝曹操有《苦寒行》，又名《北上篇》，概取诗首句“北上太行山”首二字“北上”名篇。李白此诗盖取曹诗之旨，写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备受叛军蹂躏的苦难状况。全诗格调低沉、苍凉，极富感染力。
此诗以巧妙的设问开篇：“北上何所苦？”为找到答案，诗人以沉痛的心情审视难民们绕行的太行山：“北上缘太行”，找到这因自然环境而致的第一个原因：“磴道盘且峻，巉岩凌穹苍。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冈。”山高路陡，车马难行。随即又放眼广阔的政治背景：“沙尘接幽州，烽火连朔方。杀气毒剑戟，严风裂衣裳。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诗人找到了迫使人们迁徙的战乱这一社会问题，是为另一个原因。虽然明了“何所苦”的原因，诗人却无力为他们排解，只能以更加沉痛的笔触描绘那悲惨的情景。从“前行无归日”到“饥饮零露浆”十二句，诗人描述了“北上行”人们的惨状。接着“叹此北上苦，停骖为之伤。”诗人发出了长叹，停下马车，不忍再看，仰天狂呼：“何日王道平，开颜睹天光？”
这首诗笔触极为细致，追本溯源，刨根究底，描绘灾民图时由环境而哭声，由哭声而身体，由身体而行动，莫不穷形尽相，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此时诗人对月挥杯的飘逸、抽刀断水的豪迈，统统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两眼含泪的悲哀与深切的同情。
《枯树赋》是一篇骈赋，通篇骈四俪六，抽黄对白，词藻络绎奔会，语言清新流丽，声律婉谐，虽多次换韵，读之仍然音韵铿锵，琅琅上口。全赋以人喻树，以树喻人，借树木由荣到枯，喻自己由少壮到风烛残年的生活体验和心理感受，苍凉深婉，老练浑成。从而使得“枯树”这一形象成为庾信人北之后内心最为生动的表述。
《枯树赋》开头一段，借殷仲文之事以发端，兼切赋题，并有两重用意。首先，殷仲文的身世经历与庾信有相似之处，所以虽是历史人物，却是以作者代言人的身份出场。其次，殷仲文对枯树的慨叹，沉痛而隽永，是早已载入《世说新语》的佳话。以此发端，既显得自然平易，又为全篇奠定了悲凉的抒情基调。第一段在全赋起了序文的作用。
从“至如白鹿贞松”至“散乱烟霞”为第二段。此段写了各种各样的树木，其中有《十三州志》所记的白鹿塞的古松，有《搜神记》所写的“青牛大梓树”等。尽管它们盘根广大，结体山崖，到头来有的消亡了，有的半死不活。本段紧要之处在于“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这一疑问。这里既有同类的反衬，更有今昔的对比，而关键在于后者。通过北方贞松、文梓的郁勃生机，自然引发出对桂树、梧桐的萧瑟枯萎的惋惜和疑问。当桂树、梧桐从原产地移植到帝王之乡，皇宫苑囿时，可谓备极尊宠：“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但它们又是不幸的，因为它离开了故土。它们发出的声音如上古乐曲，引来凤凰鸳鸯等象征吉祥的禽鸟。尽管备极荣华，在它们的意识中，始终不能忘却故乡，风朝月夕，不免悲吟。心灵的折磨，使嘉树失去了生机。这几句隐寓作者本是梁朝之臣，而今流落北朝，飘零异地，不觉年老，像枯树一样，已失去生意。下文转笔写各种不材之木，其中有弯曲臃肿的，也有节疤横生的，加工这种树木，使能工巧匠也望而生畏；但经过一番雕刻砍削之后，居然能雕出诸如“重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之类的美丽图案。无材之木偏偏有用，与此相反，便出现了“材大难为用”的反常现象。
“若夫松子古度”以下至“塞落桃林之下”为第三段。此段写了名目繁多的树木，如松子、古度，平仲、君迁，还有在人事上，秦始皇曾封松树为五大夫，后汉冯异有“大树将军”之号；传说中，有白木之庙，枯桑之社；地理图标出了杨叶、梅根的字样；文学领域更有淮南小山丛桂留人的深情、两晋之交刘琨长松系马的豪迈，以及由于战争而著称的细柳营、桃林塞。但它们的最终结局，终不免“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枯萎于霜露与风烟之中。惟有以树命名的庙、社、关、冶、塞、营，却能名存后世。这里隐寓着人的年寿有时而尽，荣华止乎其身，惟有名存青史，才可永垂不朽。在洞悉了嘉树与恶木都必然朽落的命运之后，庾信将眼光投向更辽远广阔之处，去书写树木的历史与空间。树木荫蔽着人类，所以人类的历史也留下了树的印痕。
“若乃山河阻绝”至“山精妖孽”为第四段。此段较明显地引入己身的遭遇。世间万般悲苦，莫过于生离和死别；死别则死者长已矣，生离却是漫延剥蚀，一生无法痊愈的伤口。所以“山河阻绝”一段，血泪纵横，火殛膏流，残毁碎裂，妖孽舞蹈，是庾信笔下最惊心动魄的景象。意象诡怪可怖，写法富于象征性，而一韵到底的文字，也分外予人以激烈却又无比压抑的感受。
最后一段，由象征回到自身，代言变为自言，是更明显的自身遭际的感叹。这里有羁旅不归的悲哀，有屈节仕北的惭耻。激烈之后渐归于平静，但平静并非淡泊，而是对命运的承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忍受。“风云不感”以下六句，对个人经历做了简短的概括后，以“既伤摇落，弥嗟变衰”八字总结了自己的心境，可以看作是全赋的提要。《淮南子》上所说的“木叶落，长年悲”，引起作者的共鸣，引文意有未尽，作者又自作歌四句：“建章三月火，黄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这四句歌虽句句用典，却句句暗落己身，昔日的繁华已成过眼云烟，剩下的只有飘泊羁旅的孤独与凄凉和无穷无尽的哀伤而已。最后在桓温的几句哀叹中结束了全篇。“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既与赋首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相呼应，又是全篇以树形人的致意之点，读之令人辄唤“奈何”。
全篇的“文眼”，即陆机所说的“一篇之警策”，是“生意尽矣”四字。人至暮年，死亡的阴影无时不在，而早年国破身辱，生活流离的经历，更会加剧心灵的折磨，无材补天而只能沦为玩物的恶木，正是庾信的自我写照。所以赋中流露出悲伤到绝望的的情调，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说这种情调是不理智甚至偏执的，但若设身处地，就能理解，并进而同情、欣赏这种无理而有情的文字境界。传说，天鹅临终时发出的鸣声最美也最凄厉，《枯树赋》就是庾信的天鹅之歌。
《枯树赋》名为咏树，实为咏怀，赋中的许多艺术描写，与他后半生的经历密不可分。赋末由树及人，将写树与喻己有机地结合起来。该赋将简单的叹喟变成丰富具体的形象，并用了很多艺术手段来写树，写各种各样的树，其中有环境的烘托，也有气氛的渲染，写树的遭遇，也写它们拔本伤根的悲哀，语言形象鲜明。作者使用了很多典故，他的典故汇彼多方，屡变屡新，有些用典使人不觉，多数典故，运用得灵活自如，似出己口。
从《枯树赋》可以看出，这时的庾信，眼界宽广、思路开阔，把宫廷、山野、水边、山上的树，名贵的、普通的树都写到了，又把和树有关的典故、以树命名的地方，也都写了出来。庾信善用形象、夸张的语言，鲜明的对比，成功地描写出了各种树木原有的勃勃生机与繁茂雄奇的姿态，以及树木受到的种种摧残和因为摧残而摇落变衰的惨状，使人读后很自然地对树木所受到的摧残产生不平，感到惋惜。
庾信由南入北，在与北朝文化的冲突抵牾中，在江南风气渐去渐远的羁旅之恨中，心中出现了强烈的文化失根之感，而江陵焚书更是一次空前的文化浩劫，在庾信心中留下巨大创痛。“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庾信暮年发出的这一声哀号，也正是其“拔根”、“伤根”之痛的自然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