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自青少年时代起，就饱经战乱之苦，立志抗金，恢复中原，他的词也以激越豪放而著称。但是在这首《水龙吟》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却引归耕隐居的陶渊明为“知己”，未免有点消极。之所以如此，与他的遭际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学者考证，此词约作于公元1194年（光宗绍熙五年），那年辛弃疾已经五十五岁，秋天又被罢官，于是感伤世事人生，不免慨叹。
此词上片开头就说：“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句法就有点特别。陶渊明与作者，本来志趣不同，性格各异，而作者却说他们已有了神交，并在梦中见过面了。这对一般读者来说，不能不感到突兀、惊诧，从而也就有可能构成一个强烈的印象，令人玩味。“老来”二字是特指，说明作者驱驰战马、奔波疆场或是筹划抗金、收复故土的年轻时代，与脱离尘嚣、回归自然的陶渊明是无缘的，而只有在他受到压抑与排斥，壮志难酬的老年时代，才有机会“相识渊明”。这个开头，对读者来说既有些突然，又让人感到十分自然。而作者也以平静的语气叙述，益发显得深沉。接下去的“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三句，直接抒写作者心中的沉痛心情。心头之恨是如此沉重，竟使得作者酒也不饮，歌也不唱。这是为什么？作者作了回答：一个白发老翁怎能在西风萧瑟中为五斗米折腰！但是，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词的下片紧随前文，并作了更深入的回答：悔恨东山再起！先讲陶渊明的精神、人格和事业都是永在的，而且仍凛然有生气，和现实是相通的。“懔然生气”一句，这里暗用《世说新语·品藻》“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的语言以赞渊明。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者紧跟着又用了“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说明他同渊明之间是千古知音。这知音就在于对“富贵他年”所持的态度。接下去“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三句，引用了东晋谢安的故事。据《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说明即使他年不免于富贵显达，也是没有意思的。结语“甚东山何事”三句用的仍然是谢安的事，同书又记载：“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很显然，从作者到陶渊明，又从陶渊明到谢安，或富贵显达，或归田隐居，或空怀壮志，虽处境各不相同，但其实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这是英雄的悲叹。
与辛弃疾其他一些诗词中所反映出来的豪情壮志不同，在这首词中，作者已没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那种壮志凌云、激越慷慨的感情，而是把一切都看得如此闲淡无谓，如此的不屑一顾，这绝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哀叹，是时代的悲剧。
主题
婴宁是蒲松龄着意渲染的宁馨儿。仿佛笑神似地，以欢乐的笑对待惨淡的人世，以咤咤叱叱应付世俗的纷纭。这不仅是对于美的颂歌，也当然地是对于“子夜荧荧”浓黑悲凉社会的否定。婴宁一方面出生于幽谷，受育于鬼狐，不审三从，不知四德，无视长幼之序，不用进退之仪，用笑声蔑视一切，用笑声动摇一切；一方面出嫁于人间，依从文士，既畏狱讼之酷，又恪守男女大防的封建道德，轻施颦笑，严惩意淫。她是无法跳出当时社会环境的，既有所突破又无法脱离的真正的美人。她独居幽谷，披萝带荔，仍然拂不去社会中尔虞我诈的尘埃，不得不罩上“笑”的面纱，这可见社会摧残人性的力量是多么无孔不入，多么强大。
婴宁不仅是位天真可爱的少女，更是一位孝女，更是一位想能以女代男完成母愿的奇女子。婴宁对丈夫的哽咽陈词实际上是哈姆雷特式震撼人心的内心独白。婴宁身为狐仙之女，却生受父母的遗弃，长承山村雨露，完全是底层农民的凄苦无靠生涯。鬼母收留，正是相濡以沫的农民同情心的表现。正是这一点孝情，成为婴宁一切言行的指南。应指出，婴宁生于幽谷，实是农民的儿女，她的报恩孝道不是封建士大夫所提倡的“忠孝不能两全”忠高于孝的孝道，而是农民的“养儿防老”理想的孝道。农民身处穷僻尤其重视劳力，婴宁想以弱女代男的理想正是当时农民，特别是劳动妇女理想的体现，也正是对当时农村中迫于生计溺弃女婴的批判。
表层的喜剧色彩和内在的悲剧情味，使这篇短篇小说跨在了喜剧与悲剧的边缘，成为女性命运和人类困境的一个绝妙的象征。小说写婴宁由无时不笑到“虽故逗亦不复笑”性格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作者的一种饱经世事挫磨产生的谨慎处世和超然于世俗的态度。在作者看来，世事难测，人葆其天真，却不可以一任其天真，女性尤应如此。这是作者的人生理想与现实可能的折中，是他人情练达之见。蒲氏对婴宁的笑这种赞美态度在潜意识上也许带有男子赏玩女性的嫌疑，但其根本还是对人之个性生而自由的肯定。而世事纷扰，人生多忌多艰，女子的处境则尤为难堪，即以“笑”而言，充其量只能“有时而笑”。他使婴宁不得不成为“全人”，更多地出于现实生活得失利害的考量，反映了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婴宁》表现在封建礼教和复杂社会环境中的处世原则倾向不妨说是趋向入世的。其价值根本上在于写出了旧时一个少女生世的欢乐与苦辛，写出了作者基于儒、道等传统思想和实际生活经验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理解。就作者用意和作品主旨，这篇小说是关于人类、特别是人类女性社会生活困境的一个象征。对于婴宁而言，爱情和婚姻只是她步入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她脱离言笑由心的自在状态进入人世生活的仪式。正是经过爱情、婚姻进而家庭社会生活的历炼挫磨，婴宁由一个混沌未开、率性自然的少女，一变成为心存至性、态度庄肃、无笑无戚、从容应世的少妇。这个带挫折性的变化，是人类社会理想纯真与现实庸俗冲突的普遍永久的象征。这篇作品不仅是有女性解放的意义，而且是关于整个人类永远需要协调并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个性与群体冲突的象征。
手法
《婴宁》篇里，作者着力刻画的是女主角的外貌美和爱花、爱笑以及纯真得近乎痴憨的性格特点。婴宁一登场，作者就以十分传神的笔法，勾勒出她不同凡俗的形象：她“容华绝代”，手拈梅花，姗姗行走在上元节的郊野；当她发现王子服死死盯住自己的目光后，“顾婢曰：‘个儿郎目灼灼似贼！’遗花地上，笑语自去。”仿佛不知道王子服“目灼灼”是为己者，亦没有想到此时遗花地上对一个封建社会的少女来说是“大不检点”。开篇起势，作者就以简洁的笔触，将婴宁爱花、爱笑、美丽、纯真的特点全面写出，也可以说是对婴宁的形象作了一个鸟瞰式的勾划。以后在较长的篇幅里，作者暂时放下了婴宁，转写王子服对婴宁的相思。正是婴宁的美丽和卓荦不群的风姿，才使得王子服“忽忽若迷”，所以，此处极力渲染王子服的相思之情，一方面是为以后情节的发展（王子服到西山中寻找婴宁）“蓄势”，另一方面也是对婴宁的虚写，字里行间都能让读者感觉到婴宁的存在。就象高明的画家善于“经营空白”一样，作者此处的虚写手法是运用得非常巧妙的。
在《婴宁》篇里，蒲松龄也同时表现婴宁作为狐精的神异特点。为表现这种神异性，作者在情节的纵向安排上也作了匠心经营。小说以王子服见婴宁、想婴宁、找婴宁、重会婴宁、带回婴宁与之成婚作为情节纵向开展的线索，但又迟迟不点明婴宁是个什么人。而是步步制造疑云，层层设置悬念，使婴宁在作者布置的疑云迷雾中呈现出神秘莫测的特点。王子服在上元节的郊野见了婴宁一面，爱上了这位姑娘，根据吴生的分析，找到她应是不难的。但吴生“探访既穷，并无踪绪”，故事一开始就设置了一个悬念，为婴宁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吴生认真探访而不得，后来随口撒了一个大谎，王子服却按照这谎言把婴宁找到了，此处作者设置了一个更大的悬念，婴宁愈加显得神秘了。
王子服按照吴生的谎言在西南山中找到婴宁后，作者便浓墨重彩而又极有层次地对婴宁爱花、爱笑、纯真的性格特点作了多方面的刻画。首先随着王子服观察点的变化，对婴宁家中之花作了多角度的描写，以繁花异卉映衬婴宁如花的容貌，纯真的心灵，并借以侧写主人公爱花的性格特点。其间，作者又点出婴宁“由东而西，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这就将人和花作了有形的联系，完全消除了写花与写人之间的界隔。在王子服与婴宁相见的场面里，作者又对婴宁性格的另一侧面——爱笑，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婴宁人未到而笑声先闻，在相见过程中，她时而“嗤嗤笑不已”，时而“笑不可遏”，受到母亲斥责后“忍笑而立”，但转瞬“复笑不可仰视”。这一系列关于笑的描写，声态并作，使婴宁爱笑的性格得到了最为集中的表现。在这一场面中，作者虽重点写婴宁爱笑，但并没有抛开她爱花的特点，插写了一句“（婴宁）顾婢曰：‘视碧桃开未？’”这就使婴宁的形象保持了完整性，立体性，同时也将前面对花的描写与此处相见的场面勾连了起来。
《婴宁》篇是明显地以人物刻画为主，为了在较大的描写空间里刻画人物，作者在情节的纵向开展中不时地作较大幅度的横向扩展。例如婴宁之母秦媪在与王子服谈话时，逐渐说到婴、王的婚姻之事，秦媪说：“如甥才貌，何十七岁犹未聘？婴宁亦无姑家，极相匹敌”。读到此处，读者满以为秦媪会让王子服将婴宁带回成婚，一般作者写到此处也会乘势将情节的发展引导到偕归、成婚上去。但蒲松龄在“偕归”这一情节的出现已呈必然之势时，却不急于情节的纵向推进，他让秦媪接着说出“惜有内亲之嫌”一句话，将“偕归”一事轻轻荡开，又借秦媪说的“舍后有小园，可供消遣”的话，引出了王生、婴宁园中共话这一极为精彩的场面，情节发展的趋势毫无痕迹地由纵向推进改变为横的扩展，为刻画婴宁的纯真性格创造了较为广阔的描写空间。这就把短篇小说传统的情节结构的格局打破了，而确立了纵向推进与横向扩展紧密结合的新的情节结构的格局。而这，正是作者将人物放在艺术构思的核心地位的结果。
在王子服与婴宁园中共话这一场面里，作者除继续刻画婴宁爱花、爱笑的性格外，又重点刻画了婴宁性格的另一侧面：近乎痴憨的单纯天真。王子服拿出上元节婴宁遗落的梅花示以相爱之意，婴宁却傻乎乎地说：“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王生告诉她：他“非爱花，爱拈花之人耳”，婴宁竟全然不解其中的缱绻之情，说：“葭莩之情，爱何待言。”当她得知王子服所说的是“夜共枕席”的夫妻之爱时，仍然了无所悟，“俯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甚至要告诉母亲“大哥欲我共寝”。几句对话，几个细节，将婴宁如痴似憨的性格特点刻画得栩栩如生。至此，婴宁爱花、爱笑和纯真的性格特点已无比鲜明，以后虽又多次写到婴宁的爱花爱笑，不过是这种性格特点的进一步加强和展示而已。
王子服将婴宁领回家里后，母亲惊问为谁，王生“以姨女对”。从前边秦媪与王生姨甥相认的情节看，这本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王母却断然否认：“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婴宁说出父为秦氏后，王母又说：“我一姊适秦氏，良确；然殂谢已久，那得复存？”情节发展到此处，直可说是迷雾团团，疑云阵阵，婴宁这个人物更让人觉得来路不明、惝恍迷离了。情节的这种纵向安排，使婴宁始终象一个谜一样费人猜详，直至吴生追述了秦家姑丈与狐精的一段爱情史，谜底才完全揭开。揭开这个谜底之后，再回首前面的情节，就会发现作者对婴宁的神异性还在艺术构思的更深处进行了虚写。王子服按照吴生的谎言在西南山中找到了那个“意甚修雅”的里落，见到了那个死去多年的姨母和寤寐思服的婴宁，而后来吴生“往觇其异”时，却“庐舍全无，山花零落而已”，王子服看到的一切全都无影无踪了。
作者不仅通过情节纵向开展时的巧妙安排和几处虚写，表现婴宁作为狐精的神异性，而且在小说结尾处设计了婴宁惩治西邻之子的奇幻情节，又在情节的横向扩展中刻画她作为一个少女的纯真个性。婴宁到了王家后，婆母嫌她“太憨生”，她任情恣意地惩治荒淫无礼的西邻之子结果险些儿被逮质公堂，经过婆母一番封建礼教的训诫，婴宁“矢不复笑”，天真烂漫的理想性格消失了。这种性格的悲剧性结局虽未免使读者惋惜，却符合严酷的生活规律。写出这种性格的结局，表现了作者对现实认识的深刻精微，也反映出他的忧愤是多么深广。
一至八句述舟行风涛之险．杜甫在岳阳受到当地朋友热情款待，在一个春水泛滥红日高照的时刻，躬腰告辞主人，乘着帆船，沿湘江南行。从岳阳到长沙是逆水行舟，朱崖澄澈，江涛汹涌，又遇恶风，可以想见，舟行极不顺利。诗人没有用夸张手法正面描写，“舟楫风涛之险”，却着力描写船夫、仆役废寝忘餐地与风浪搏斗，战胜艰险的经过。
九至二十句描写沿途所见官府横征暴敛迫使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浦起龙说：“中十二句，从‘采蕨’寡妇触发出来，随以‘闻见略同’句，推广畅论，极淋漓恺恻之致。”作者见到沿江山石间采蕨的妇女，因无钱缴纳苛捐杂税，只得把采来的野菜送到市场出售，用卖得的钱向官府交税。而她的丈夫此时已被繁重徭役折磨致死，她疲惫不堪，回到人烟稀少的村子，触景生情，号啕不止。诗人由亲眼见到令人摧肝折胆的悲惨景象，而联想平日听见与此大略相同的事例，同情之心由然生起。很显然，出现在诗人笔下的是具普遍意义的典型。 “贵人”们视人民如“莠蒿”，他们残酷剥削人民，不放过“锥刀之末”的微利。他们和爪牙“黠吏徒”巧立名目，勒索，掠夺百姓财物，造成千家逃亡，嗷嗷告谁。他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表现了热爱人民的精神。
最后两句带有总结性质。诗人说，此次乘舟远涉，历尽风涛之险，固然劳苦极了，但同繁重徭役赋税压迫下的人民相比，自己总还能生活下去。尽管暮春三月百花盛开的时节还穿着旧棉袄，但也感到心“甘”情愿。这当然是诗人无可奈何聊以自慰的话。一个曾经在朝廷任职的大诗人，在春暖花开季节尚无春衣更换，那么广大穷苦百姓当时生活的困苦就可想而知了。这两句也反映了杜甫把个人生活置之度外，始终关心着广大人民的痛苦的博大胸怀。
此诗是杜甫晚年之作，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精神不减当年，对黑暗社会现实进行深刻揭露和辛辣讽刺，依旧放射出现实主义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