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湖早春》,前六句描写南湖早春明媚动人的景物,最后两句显示出作者遭到贬谪后消沉郁闷的心情。
作品抓住春雨初晴,阳光返照,山杏吐艳,水苹争绿,白雁低飞,黄鹂语涩几个最富早春特征的意象进行了突出的描绘。大雨刚过,地面和湖上经过雨水的冲洗,妩媚之中更添清新之感。早春时节,尚有冷气袭人,而阳光返照,不仅景色秀丽,复有温暖明快之感;山杏发,水苹生,欣欣向荣,红绿相映,色彩对比鲜明,是早春时节最富特征的景色,也是这幅画中不可缺少的点缀。漫山遍野的山杏,碎红点点,毫无秩序可言,显示出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之态,故用“乱”字点出;而湖面之水苹,一望无际,犹如整齐地铺在水面上的绿色草坪,故说“平铺”。“平”字作用有二:一是描述水苹的整齐,其次它与“铺”字合用,有平展、阔大无边的意思,令人想见湖面的阔远与水苹的茂盛。四句之中,云、雨、阳光、山杏、水苹几个意象的描写都恰到好处地反映出早春征候。然而若尽乎此,又似乎有些美中不足,原来还缺少最具生命活力的动物。五、六句“翅低白雁飞仍重,舌涩黄鹂语未成”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因为身上雨水未干,翅膀变得沉重的白雁不得不低空飞行;同样由于雨水的淋浇,黄鹂的舌头也颇有些生涩不听使唤之感。然而,它们一个不顾身上雨水未干,仍然翩翩起舞,一个虽然舌涩但也禁不住歌唱呜叫,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刚刚到来的春天太美妙,太富有魅力了。它们的飞舞和鸣叫,更增添了早春的妩媚可人之态。
前人云“刻画早春,有色泽,腹联尤警”(《唐宋诗醇》卷二十三)正是指出第三联的关键作用。有了这一联,一幅完整的《南湖早春》图才宣告完成。诗的最后两句表现了作者消沉的心情。面对如此美妙的春天,诗人尚且缺乏兴致,无心情可言,则其内心必有巨大的隐痛。此时国家内忧外患,国势日益衰微,而诗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计可施,对于一个被贬在外的下层小吏来说,即使有贤才良策也徒然无用。忧国忧民、衰病不堪的诗人,怎么会有兴致欣赏美妙的春色呢?同时,春色愈美,国家河山愈可爱,就愈让人担心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可怕后果。所以“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正是忧国忧民的诗人,在爽心悦目的早春景色面前,思前瞻后所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叹息。
时值初春,景象不同于其它季节,也有别于仲春、暮春。诗人选取了傍晚时分雨住天晴、返照映湖这一特定角度,着重描绘了山杏、水苹、白雁、黄鹂这些颇具江南风情的景物,惟妙惟肖地画出了南湖早春的神韵。时令尚早,大地刚刚苏醒,山杏初发,花开得不多,点缀在湖光山色中,故谓“碎红”,“乱点”则一下将杏花随意开放、随处点染的神态活画出来。“乱”并非杂乱、零乱,而是自然、随意,诗人写西湖春景时亦说“乱花渐欲迷人眼”(《钱塘湖春行》)、“乱峰围绕水平铺”(《春题湖上》),都从“乱”中见出天然情趣,毫无人工的矫揉。水苹新生,叶子平铺水面,“平”与“乱”相互映照,向人展示了春天的无限生机,惟在水乡;才见此景致,也让人觉得随着季节的推移,春色转浓,它们也会在湖面上不断伸展、扩大。写了看似静止的景物,诗人又转而接笔描绘了湖上的雁影莺声,静与动、景与声相映成趣。严冬刚过,大雁尚未从冬天的慵懒状态中恢复过来,还不善高飞,在湖上飞得低而缓慢,诗人以一“重”字活现出了它此时慵懒、笨拙的神态。经历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禁锢,黄鹂在初展歌喉时也难免舌涩口拙,不能婉转高歌。白雁翅低、黄鹂舌涩,莫不带有早春时节它们自身的特征,也别具情趣。它们不惟使诗人所描绘的画面有了动感,且有了声音,也让人感到它们不久即会振翅高飞,舒喉长鸣。一幅充满希望和生机的早春画图呈现在读者眼前。
白居易倡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对诗文的艰深晦涩,他的诗家弦户诵,流传中外,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与他诗歌的通俗易懂分不开。若以此以为白居易不注重诗歌的推敲锻炼,则与他的创作实际大相径庭,有时他的作品太自然了,反让人不易觉察他创作的苦心。这首《南湖早春》,适可见出他诗歌创作的功力与匠心。
诗人切人诗题选取了雨后初晴这一独特角度,简洁明快,起笔便向人描绘了一幅清新明澈的画卷:暖风吹回,云彩散开,雨止天晴,尤可喜的是太阳的返光回射湖边,一切显得温暖而又明亮,诗人的心情也隐含其中。首联两句十四字,包含了多少事物,刻画它们的特征可谓一语传神。轻捷地将诗境展开之后,诗人便妙笔点染湖上景物。山杏初发,诗人以“乱点”见其自然情致,苹叶新生,诗人用“平铺”示其生长情景,各极其趣,“乱点”、“平铺”亦都使原本静止的事物有了动感,让人仿佛看到春天不断生长的力量。说黄鹂“语未成”尚属常见,谓白雁“飞仍重”则是诗人的创造,一“重”字活画出了早春白雁难以奋翅高飞的情态,不知诗人斟酌了多少次,才最终选定了这足以让人折服,让白雁俯首的“重”字。白雁“飞仍重”尚可意会,黄鹂“语未成”则简直无法在画中表现,惟可于诗中传出。春光明媚,诗人绘影图形,也不忘着色。山杏与水苹的“碎红”、“新绿”交相辉映,白雁、黄鹂为春光增了色彩,亦使得画面添了动感,传出声音。诗人所描绘的鄱阳早春,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视觉、有听觉,还有触觉,给人以全方位的整体感受,让人看到多姿多彩、生趣盎然的春天画卷,这实也离不开诗人对诗歌语言的锻炼,对谋篇布局的推敲。
景致的选择,语言的运用,毕竟属于外在、表面的东西,深入品味不难发现,这首《南湖早春》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人的精神、情感实灌注在笔下的景物中。风回云断,雨住天晴,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合人心意,那风似也可吹去人心头的阴翳,让人心境亦如夕照下的湖面,立时明朗起来。湖上安详的色彩给人以温暖的感觉,山杏、水苹也向人展示了春天的无限生机,值此早春时节,诗人当也感受到春天的希望与温馨。此诗作于诗人谪居江州时,在此之前不久,诗人刚经历过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重大痛苦与挫折。公元815年(元和十年)夏,宰相武元衡被人谋杀,忠直的白居易愤而上疏,请求朝廷缉捕凶手,洗血国耻,反被政敌诬为越职言事,于是年秋被远贬江州,现在冬去春回,创伤渐复,江南春色让他感到惊喜、欣慰。可心头的阴云毕竟还未散尽,不能奋飞的白雁,学语未成的黄鹂,莫不带有他自身的影子,他在它们身上寄寓了自己的情感。在远离京城的谪居之地见到春归,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欣喜有所憧憬,又难以将原先心头积存的愁苦完全摆脱。总观全诗,诗人对江南春色是由衷喜爱,掩饰不住的,他虽自叹“年年衰病减心情”,可随着春光转浓加深,心情想也会日益开朗起来。
此诗描绘了一幅线条明快简洁且充满生机活力的淡墨山水图,借此来表达诗人渴望能早日摆脱世俗的一种坦荡淡泊的情怀。全诗风格平淡浑朴,采取象征手法,写景寓志,以云水的逍遥自由比喻恬淡的胸怀与闲适的心情,用泉水激起的自然波浪象征社会风浪,言浅旨远,意在象外,寄托深厚,理趣盎然。
“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太平山上的白云泉清澈可人,白云自在舒卷,泉水从容奔流。
起句即点出吴中的奇山丽水、风景形胜的精华所在。天平山在苏州市西二十里。“此山在吴中最为崷崪高耸,一峰端正特立”(宋范成大《吴郡志》卷十五),“巍然特出,群峰拱揖”,岩石峻峭,山上青松郁郁葱葱。山腰依崖建有亭,“亭侧清泉,泠泠不竭,所谓白云泉也”,号称“吴中(今江苏苏州)第一水”,泉水清冽而晶莹,“自白乐天题一绝句”,“名遂显于世”(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山》)。
然而这一名山胜水的优美景色在诗人眼里暗中却呈现为白云随风飘荡,舒卷自如,无牵无挂;泉水淙淙潺流,自由奔泻,从容自得。诗人无意描绘天平山的巍峨高耸和吴中第一水的清澄透彻,却着意描写“云无心以出岫”的境界,表现白云坦荡淡泊的胸怀和泉水闲静雅致的神态。句中连用两个“自”字,特别强调云水的自由自在,自得其乐,逍遥而惬意。这里移情注景,景中寓情。“云自无心心自闲”,恰好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自我写照。
“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小诗的后两句是说,白云泉啊,你又何必冲下山去,给原本多事的人间再添波澜。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至二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政务十分繁忙冗杂,“清旦方堆案,黄昏始退公。可怜朝暮景,消在两衙中”(《秋寄微之十二韵》),觉得很不自由,面对闲适的白云泉水,对照自己“心为形役”的情状,不禁产生羡慕的心情,一种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油然而生。自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贬官江州司马以后,济世的抱负和斗争的锐气渐渐减少,而“知足保和”、独善其身的思想则逐渐增加。在苏州刺史任上,他深深感到“公私颇多事,衰惫殊少欢。迎送宾客懒,鞭笞黎庶难”(《自咏》),渴望能早日摆脱恼人的俗务。结尾两句流露出“既无可恋者,何以不休官”的情绪,集中反映了诗人随遇而安、出世归隐的思想,表现是了诗人后期人生观的一个侧面。
然而,这一名山胜水的优美景色在诗人眼帘中却呈现为:“云自无心水自闲”。白云随风飘荡,舒卷自如,无牵无挂;泉水淙淙潺流,自由奔泻,从容自得。诗人无意描绘天平山的巍峨高耸和吴中第一水的清澄透澈,却着意描写“云无心以出岫”的境界,表现白云坦荡淡泊的胸怀和泉水闲静雅致的神态。句中连用两个“自”字,特别强调云水的自由自在,自得自乐,逍遥而惬意。这里移情注景,景中寓情,“云自无心水自闲”,恰好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自我写照。
这首诗开篇点题,将时间限定在“重五”(五月初五),将地点定格为“山村”。此时此地,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有的只是节日的气氛,有的只是淳朴的民风。更何况,石榴在不知不觉间已经盛开了呢!此情此景,怎一个“好”字了得!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的诗人,今天终于暂时放下了满腹的忧愤,融入了节日的欢快气氛之中。瞧,他先吃了两角的粽子,再在高冠上插着艾枝。然后又按照依旧俗,又忙着储药、配药方,为的是这一年能平安无病。到了晚上,他忙完这些事情,含着微笑喝起酒来了。
从作者对端午这一天的生活的具体描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至少从南宋开始,端午就有了纪念屈原和卫生保健的双重内涵。
念念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的陆游,由于收拾山河的志向未能实现,只能像辛弃疾那样“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在欢乐中暗藏着多少伤感,在闲适中流露出多少无奈啊!
这首诗语言质朴,融写景、叙事、抒情于一体,那榴花繁多的山村风光,那江南端午的风俗习惯,那字里行间的闲适惬意,浮现在我们眼前,感受在我们胸间。没有装饰,所以诗美;没有做作,所以情真。这,就是诗人所说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写作境界。
《麦秀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诗。在此之前,据传夏启曾作有《九辨》《九问》,其词早已失传,夏商之际有《刺奢篇》,但作者已失考。
《麦秀歌》是富于感情而为血和泪的文学,它抒发了作者对殷纣王不听劝谏反而加害忠良的痛苦、愤懑心情。“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麦子吐穗,禾黍茁壮,本是一番喜人的丰收景象。然而,对于亡国之人,感念故国的覆灭,心头自别有一种滋味。这种可贵的故土情愫,曾引起历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共鸣。晋文学家向秀《思旧赋》谓:“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宋文学家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一云:“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后人常以“麦秀”、“黍离”并举,寄托深切的亡国之痛。
殷纣王暴虐无道,箕子苦谏不听,导致殷商灭亡。箕子目睹殷商宫室化为一片废墟,悲从中来,此诗是他故国情思的自然流溢。“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纣王的拒谏,致使殷商亡国,这悲恸永远成为诗人心头的创伤。他悲戚、愤懑、忧虑,可谓百感交集。
此诗语言朴实生动,其艺术手法对后代诗歌具有相当的影响,比如以“兴”发端(麦秀渐渐,禾黍油油),重章叠字的运用等,在后世民歌中得到了发展,其假借男女私情而抒发政治怀抱,到战国时屈原的诗歌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诗中叠字“渐渐”“油油”的运用,语气词“兮”的安置,形成一种音律美,达到声情相生的完美境地,显出与《诗经》一脉相承的艺术特征。尤其是末两句“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声口、措辞乃至句式都与《国风·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极其相似。可见先秦诗歌在诗的意境和形式上有一种内在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