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题材中，作者用梅花、兰花等来和水仙比较，这首诗却用人物作比。所谓人物，是传说中的洛神。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飘然行水的姿态。诗篇开头两句：“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用洛神的形象来写水仙，把植立盆中不动的花朵，写成“轻盈”慢步的仙子，化静为动，化物为人，凌空取神，把水仙的姿态写得非常动人。假如把“微月”看成步的补语，即谓缓步于“微月”之下，也是有依据的，《洛神赋》的“步蘅薄而流芳”句，“蘅薄”亦作“步”的补语。这两句直呼“凌波仙子”，未写到花，下面两句：“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就由洛神转到花，点出洛神是用以比花。上两句写姿态，这两句写心灵，进一步把花人格化，表现作者对花有深情，表现出它有一种“楚楚可怜”之态，像美人心中带有“断肠魂”一样，使人为之“愁绝”。“断肠魂”移来状花，但说的还是洛神。洛神的断肠是由于对爱情的伤感，《洛神赋》写她：“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这三个字无论说水仙或说洛神，都是很动人的，因为把其整体概括成为这样的一种“灵魂”是有极大的引起联想和同情的力量的。
前面四句，是扣住水仙本身的描写；下面四句，从水仙引来山矾、梅花，并牵涉到诗人本身，作旁伸横出的议论和抒情，意境和笔调都来个大的变换。“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上句仍从水仙说，用“倾城”美人比喻花的清香洁白的芳韵；下句则拿山矾、梅花来比较，说水仙在梅花之下而居山矾之上。山矾，这个名字是黄庭坚起的。他在《戏咏高节亭边山矾花二首》的《序》中说到为郑花改名山矾之事。用山矾来比水仙，也始于黄庭坚。表面上，前五句都用美女形容水仙，写得那样幽细秀美，第六句忽作粗犷之笔，把三种花都男性化了，大谈“兄弟”问题；前后不统一，不调和，几乎有点滑稽。实际上，作者正是有意在这种出人意外的地方，表现他写诗的随意所适，抒写自由。这一句，作者有意使读者惊讶于诗句的粗犷，惊讶于与前面描写格调的不统一，不调和，还是第一步；作者还有意要把这种情况引向前进。最后两句：“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被花恼，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杜甫与黄庭坚，都不是真正“恼花”，恼花是来自爱花。杜甫是恼赏花无人作伴；黄庭坚是恼独坐对花，欣赏太久，感到寂寞难受。诗说赏花之后，想散散心，换换眼界，故走出门外。但作者所写出门后对之欣赏而“一笑”的，却是“横”在面前的“大江”。这个形象，和前面所写的水仙形象相比，“大”得惊人，“壮阔”得惊人；诗笔和前面相比，也是“横”得惊人，“粗犷”得惊人。这两句诗，不但形象、笔调和前面的显得不统一，不调和，而且转接也很奇突。宋代陈长方《步里客谈》说杜甫诗《缚鸡行》结尾从“鸡虫得失无了时”，忽转入“注目寒江倚山阁”，“断句旁入他意，最为警策”，黄庭坚此诗，当是仿效。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山谷之妙，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往往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连属，非寻常意计所及。此小家何由知之？”这些话，点出了此诗出奇的结语的用意和功力所在。
纪昀《书山谷集后》说黄庭坚的七言古诗：“离奇孤矫，骨瘦而韵远，格高而力壮。”这一首诗，从整体看，是“离奇孤矫”；从前半看，是“骨瘦而韵远”；从后半看，是“格高而力壮”。文学作品，千变万化，有以统一、调和为美的，也有以不统一、不调和为美的。从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统一和调和，是欣赏文学作品的关键之一。能够掌握这个关键，就可以从该诗的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参差变幻之美。陆游《赠应秀才》诗说“文章切忌参死句”，把问题看得太简单，看得太死，往往就会走上“参死句”的道路，对佳作失之交臂。
一开始诗人就将一幅繁华竞喧、富丽堂皇的景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台城六代竞豪华”，是一种大笔铺叙概括性的总体描述。作为首句，气势雄阔，用词用句却十分简朴，没有任何生僻的字眼，似乎是漫不经心的一笔，将整整一段历史从纵贯和横断两方面浓缩于这简简单单的七个字中，在开篇就使如此美轮美奂的六朝繁华气象如临眼前，宛如海市蜃景般的幻化出来。此情此景使读者再也不能无视那种扑面而来的奢华景象，也无法再无视那段尘封了的历史。
六朝的奢侈之风日益加深，到了南朝陈后主的时候，其奢侈程度达到了那个时代无以复加的地位。他营造了“结绮”“临春”“望仙”三座极尽奢华之高楼。诗中以“结绮”“临春”这两座典型的建筑物名称来形容陈后主这位亡国之君的挥霍无度。在这些富丽堂皇、燃尽民脂民膏的辉煌建筑群中，陈后主过的是怎样一种穷奢极欲的生活，那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首句是从总体上描述了整个六朝时代的豪华胜景，那么诗的第二句则是抓住了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场景和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将这种豪华推了出来，并且是推向顶峰。带有举例说明以使其抒写的内容更进一层的意味。这样不吝笔墨的极度描写刻画在引起读者无数联想的同时，更为诗人点出此诗的主旨做了充分的铺垫。
第三句“千门万户成野草”，急转直下，一个“成”字成为全诗思想情感的转折点。承上启下，将前度的繁华热闹推翻，却引发了突如其来的繁华成空，万事成空的无限感慨。从六朝故旧到诗人所面对的往昔遗址，几百年的历史更迭，风烟变幻，沉重的附在这样一个“成”字上，沧桑与负重集千钧于一发。诗人的悲怆传达给了读者，成为千万人的悲怆。当日的“万户千门”早已不复存在。诗人是在遗址面前演发出了对往昔的憧憬和想象，他想象到这今日生满野草的荒凉旷野也曾是六朝繁华的一部分。以实景引出虚事，以虚像来反衬实际景物的荒凉。诚如后世辛弃疾在《永遇乐》中所写的“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吊古伤今之情，在虚实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中自然流露。同时，“千门万户成野草”的前四字，与“结绮临春事最奢”紧紧地衔接在一起，后三字写出了结绮、临春两座楼的变化。这句本身用“千门万户”和“野草”作比照，把陈朝的灭亡和台城的今昔写得一清二楚。
最后一句，图穷而匕首现，“一曲后庭花”交代了结绮、临春之所以成了野草的原因，总结了陈朝亡国的教训，抨击了陈后主的荒淫，全诗的意义几乎全部凝聚在这五个字之中，此诗的主旨在千呼万唤中姗姗而出。然而刘禹锡的怀古诗是十分含蓄的，他并不直接指斥昏庸帝王的荒淫误国，而是以一个典型的意象婉转地表达悲愤之情。自从陈后主亡国之后，在文人的笔下，《后庭花》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亡国之音”。在刘禹锡之后也有一些以后庭花指代亡国的名句，如李商隐“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刘禹锡在这里指出，六朝的覆灭，南陈的亡国，都只因为那曲靡靡之音——《玉树后庭花》。这里的后庭花已不再是一首曲子的名称，而是帝王为一己之享乐，以致国破身亡的代名词。这一句较之前句讽喻的意味更加浓厚。这是诗人对于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的劝谏，其苦心历历可见。
这首诗的第一句是启，第二句是承，第三句是转，第四句是合。全诗承转分明而又环环紧扣，“亦不孤乐天之言。”此诗不空发议论，而是寓怀古论今于人事景物的沧桑巨变的描写中。既有厚重的历史感，也有诗歌应有的情韵。
归诗词中常将春和雨以及花和雨联系起来。不过由于时间与气候的变化，有的风雨是送春归，有的风雨则是催春来。而李好古的这首词说：“花过雨，又是一番红素”。大概是属于催春来。“燕子归来愁不语”一句，承上启下，春来燕归，春色依旧，而归来的燕子为什么却闷闷无语呢？自然引出下文——“旧巢无觅处”。“旧巢无觅处”的原因，作者没有直说，犹露犹藏发人深思。这首词有的本调名下有题——《怀故居》，因而有人说，燕子旧巢，比喻自己故居，春来到来了，人无归处，表现了一种无处可归的飘泊之感。其中还寓有家国之感，所以把它理解为那个特定社会现象的典型概括，则更为合适。上片结句，就字面看补足了上文，完成了对“燕子”的描写，就其喻意而言，则引向社会现实，这就为下片预作好了铺奠。
国家山河支离破碎，百姓流离失所，归这样艰难的时局里，“谁归玉关劳苦？谁归玉楼歌舞？”这句话深刻尖锐，咄咄逼人，“玉关（玉门关，这里泛指边塞）劳苦”者，指的是那些守边的士卒。而归玉楼上取乐的，却是那班不思抗敌、不恤士卒的将领，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大批“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于西湖畔上的、南宋朝廷里的显官达贵。一苦一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读者从对比中，感受到振憾人心的艺术力量！下文词人没有顺着这个调子再把弦儿绷紧，也没有用一般乏味的文字，敷衍成篇，而是别开生面，用假设和推想，从容作结：“若使胡尘吹得去，东风侯万户。”东风“吹去”胡尘“，已是一奇；再进一步，还要封”东风“为万户侯，更是奇特非凡，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最妙则于不经意之中，用这种丰趣活泼的文字，翻空出奇，涉笔成趣。同时，它又归诙谐之中包含着某种庄重，其中隐含了一个重大的严肃的社会政治问题，即朝中无人抗金，而百姓则渴望统一。归天真之处展现真情，风趣之中包含着冷峻。
春日，多有“东风”，“旧巢无觅”，才有“东风”吹去“胡尘”盼想，前后照应，此外，词人兼用明快、严肃、含蓄、幽默的多种手法，浑然成篇，自成一格，更是它的独特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