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龙的诗风，前后差异极大。早期作品辞采浓郁华丽，尤好拟古乐府。后期由于受国家局势和生活经历的影响，多感伤时世之作，风格沉郁顿挫，直抒孤愤，沉雄豪放，悲壮苍凉。《秋日杂感》即为其晚期诗风的代表。
作者创作《秋日杂感十首》时，苏、松已沦于敌寇铁蹄之下。吴中进士吴昜起兵抗清，江南各地军民奋勇抗击者亦不在少数。然先后皆为清兵所败。当此形势危难之时，陈子龙也有途穷之感，曾着僧服，改名易姓，辗转吴中，待时抗清。诗人的悲愤情感和爱国情操，在此诗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两句描写亡国后作者悲苦和沉重的心境。“悲秋”，典出于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天本就为一个万物凋零、令人生悲的季节，更兼作者此时面对着满日疮痍、民不聊生的华夏大地。无怪于其内心之愤是行吟坐啸了，一个“独”字，可有两方面理解：一是作者概叹自己身世孤独，一是抗清斗争处于最严峻时期，随着遍地烽火被清军一一扑灭，诗人胸中流涌的难觅同道之独。海雾江云，暮色茫茫，更引发了他的万千悲愤。这种悲愤与陈子龙的身世经历切切相关，诗人本为晚明遗老，又曾在南明政权下供职，为挽救大厦将倾的南明王朝疾声呼吁，东奔西走。耗费了半生精力和心血，而到头来世事恍惚如南柯一梦，不能不令诗人痛心疾首。
“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继续抒发诗人亡国之痛。此联用了两处典故。“不信”一句，《文选》张衡《西京赋》及注：“秦穆公梦朝天帝，帝醉，以鹑首之地（今湖北襄阳、安陆一带）赐秦。时有谣云：‘天帝醉，秦暴金误殒石坠’。”李商隐《咸阳》诗亦有：“自是当时天地醉，不关秦地有山河。”后人以“天醉”喻政府混乱。“最怜”一句，典出于仲长统《述志》诗：“寄愁天上，埋忧地下。”陈子龙在此是反用其意。说自己不相信苍天会长久昏醉而让清人一统中国。坚信上天终有清醒之时，明室江山定有复兴之日。最可怜的是大片江山已沦入敌手，没有一个地方可埋葬自己的忧愁。这两句在首联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主题，在因清秋、日暮而兴起的悲愁之感中加入了现实性的内容，增强了诗歌的斗争性和针对性。
“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描写了明室臣民的悲惨境况。清兵南下，铁蹄所至，尸横遍野，十室九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多少无辜百姓做了刀下冤魂。“荒荒”一句是化用古乐府《十五从军行》中“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之句意。写民间在清兵蹂躏后满目凄凉，一片荒芜衰败的惨象。“寂寂”句则是借秦亡后东陵侯邵平沦为庶人在长安城外靠种瓜为生的故事概括众多王公大臣幸存者的结局。此联作者从下层黎庶写及上层达贵，正是反映了明清鼎革之际所造成的灾难。
“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着渔舟”，则如一声沉重的叹息，表达了作者孤独无助的心境。五湖即太湖。听说清兵已饮马五湖，尽略其地，自己欲与渔夫为伍，驾一叶扁舟浪迹水乡；也不可得了。
在一首短诗中要表达丰富复杂的内容，用典是行之有效的手段。此诗中一明显特色即是大量地使用典故。且均能与诗意浑化无迹。这不仅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学识，也有利于情感的抒发。
此词表现征人思妇的离愁别怨。
上片采用铺叙的手法。点明人物、时间、情事，追述征人当年离别的情景。“攀弱柳” 句，通过一连串的动作描写。组接成动人的离别画面，蕴含着依依难舍的深情。攀柳、折梅、上高台，这些动作均围绕“汉使离别”这一中心而层层展开。既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又蕴涵浓浓的离别情意。所以耐人寻味。
换头处描写思妇遥想边塞风物，“千里玉关春雪”。构成一幅富有边塞特征的辽阔苍茫的画卷，寄托着对于远方亲人的急切思念;然而“雁来人不来”，表达出失望寂寥的愁告。结末两句借助富有特征性的羌笛、明月视听意象的刻撕，消染出凄清、悲凉的情感氛围，渗透着征人思妇格外浓烈的悲。王昌龄《从军行》诗歌写道：“更吹羌笛《关山月》，无怨之意。那金闺万里愁。”温词与王诗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品摆脱了温词绮美秫艳的一般风格，而是择用歌咏边塞题材的典型意象，通过短促刚直的句式、质朴简洁的语言。更为深切自然地抒写了征人思妇的愁怨，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享受。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略，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池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