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在诗之首章，“遵彼汝坟，伐其条枚”——在高高的汝河大堤上，有一位凄苦的妇女，正手执斧子砍伐山楸的树枝。其实已透露了消息，采樵伐薪，本该是男人担负的劳作，现 在却由织作在室的妻子承担了。读者不禁要问：她的丈夫究竟到哪里去了？竟就如此忍心让妻子执斧劳瘁！“未见君子，惄如调饥”二句的跳出，即隐隐回答了此中缘由：原来，她的丈夫久已行役外出，这维持生计的重担，若非妻子没有人能来肩负。“惄”者忧也，“调饥”者朝食未进也。满腹的忧愁用朝“饥”作比，自然只有饱受饥饿折磨的人们，方有的真切感受。那么，这倚徙“汝坟”的妻子，想必又是忍着饥饿来此伐薪的了，此为文面之意。“朝饥”还有一层意思，它在先秦时代往又被用来作男欢女爱的隐语。而今丈夫常年行役，他那可怜的妻子，享受不到丝毫的眷顾和关爱。这便是首章展示的女主人公境况：她孤苦无依、忍饥挨饿，大清早便强撑衰弱之身采樵伐薪。当凄凉的秋风吹得她衣衫飘飘，大堤上传送来一声声“未见君子，惄如调饥”的怆然叹息时，令人闻之而酸鼻。

　　第二章诗情发生了意外的转折。“遵彼汝坟，伐其条肄”二句，不宜视为简单的重复：“肄”指树木砍伐后新长的枝条，它点示了女主人公的劳瘁和等待，秋往春来又捱过了一年。忧愁悲苦在岁月漫漫中延续，期待也许早已化作绝望，此刻却意外发现了“君子”归来的身影。于是“惄见君子，不我遐弃”二句，便带着女主人公突发的欢呼涌出诗行。不过它们所包含的情感，似乎又远比“欢呼”要丰富和复杂：久役的丈夫终于归来，他毕竟思我、爱我而未将我远弃，这正是悲伤中汹涌升腾的欣慰和喜悦；但归来的丈夫还会不会外出，他是否还会将我抛在家中远去？这疑虑和猜思，难免又会在喜悦之余萌生；然而此次是再不能让丈夫外出的了，他不能将可怜的妻子再次远弃。这又是喜悦、疑虑中发出的深情叮咛了。如此种种，实难以一语写尽，却又全为“不我遐弃”四字所涵容——《国风》对复杂情感的抒写，正是如此淳朴而又婉曲。

　　女主人公的疑虑并非多余。第三章开首两句，即以踌躇难决的丈夫口吻，无情地宣告了他还得弃家远役：正如劳瘁的鳊鱼曳着赤尾而游，在王朝多难、事急如火之秋，他丈夫不可能耽搁、恋家。形象的比喻，将丈夫远役的事势渲染得如此窘急，可怜的妻子欣喜之余，又很快跌落到绝望之中。当然，绝望中的妻子也未放弃最后的挣扎：“虽则如毁，父母孔迩！”这便是她万般无奈中向丈夫发出的凄凄质问：家庭的夫妇之爱，纵然已被无情的徭役毁灭；但是濒临饥饿绝境的父母呢，他们的死活不能不顾。

　　全诗在凄凄的质问中戛然收结，征夫对此质问又能作怎样的回答。这质问其实贯串了亘古以来的整整一部历史：当惨苛的政令和繁重的徭役，危及每一个家庭的生存，将支撑“天下”的民众逼到“如毁”、“如汤”的绝境时，历史便往往充满了这样的质问。《周南·汝坟》在几经忧喜和绝望后发出的质问，虽然化作了结句中征夫的不尽沉默。但是读者却分明听到了此后不久历史所发出的巨大回音：那便是西周王朝的轰然崩塌。

　　这首诗描绘了农民在大雨中劳作的情景，并抒发了诗人同情、自惭的感情。全诗以时间为序，由写景到抒情，此诗前八句描绘暴雨骤至情景；第九至十八句描写所见诸物遭受风雨袭击的情状；第十九至二十六句描绘农民冒雨车水抢救稼穑的情景；最后八句写诗人的感慨。这首诗继承了白居易新题乐府的传统，以景抒情，诗境宽阔壮丽，语言雄奇纵恣。

　　诗的前八句描绘暴雨骤至情景。只见乌云开道，轰雷殿后。原野间浓雾很快地吞没了高丘，古城内霎时变得天昏地暗。神龙自幽栖之地腾空而起，黑雾迷茫，更加剧了大自然的变幻莫测，刹那间倾盆大雨自天而降，令人双耳欲聋，目眩神惊。诗人分别以 “暖”形容阴云低垂遮天蔽日之状；“讧”状述雷声纷乱之景；“骎骎”描画雷霆来势之猛；“扰扰”渲染乌云弥漫之乱，情景生动无比。这八句，将暴雨骤至时“霆奔龙挂”的赫赫威势渲染得淋漓尽致，有声有色。

　　“帆重”以下十句，描写所见诸物遭受风雨袭击的情状。船帆已被风雨浸湿灌饱，船橹摇起来声音更大更响；雨点打在水面，形成圆圆的波漪，向四面扩散；成双成对的鸳鸯被暴雨打散，孤独无依，喜好高飞燕子被淋得四散奔逃，又饥又累，渐熟的麦子横卧在水中，幼嫩的秧苗承受着狂风的袭击，田间小路就象即将沉没水中的危城，蚁穴般纵樌交错的水沟已被汹涌的洪流冲毁。

　　这十句铺叙遭受风雨的诸般景物，行舟、河面、禽鸟、庄稼，一一写来，历历在目，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见出诗人观察的细腻，笔力的健拔，又隐隐透露了诗人对骤雨成灾的焦急忧愁心情。

　　“水车”以下八句，是描绘农民冒雨车水抢救稼穑的情景。虽雨骤风狂，“霆奔龙挂可骇”，但是劳苦的农民却在竟相车水，因为正是收获季节，农事鞅掌，他们不敢休息。因而遍地水车响，老少齐出动。车水的人，母子并肩，邻里宗族相望。虽拼命快干，毕竟水势过大，东边地里的水车干了，西边的水又冲决了畦埂，刚排干了一小块地面，又淹没了一大片庄稼。“惊”“骇”二字准确地写出了劳苦农民顾此失彼、焦急恐慌的心理活动，也反映了诗人对涝灾的关切。

　　“嗟”字领起八句，是写诗人的感慨。他见景生情，很自然地以自身的境遇与辛苦的农民相比。从而想到自己并不比农民优越，同他们并没有什么区别，虽然一叶扁舟，栉风沐雨，走遍江溯，但却不懂稼穑艰难，只管一味消费，想想农家的艰辛，再不厌倦漂泊之苦了，“岂”“何”二虚词，无疑而问，加强肯定语气，强调与农民之同。“不解”“但解”则突出彼此之异。

　　这首诗继承了白居易新题乐府的传统，结合描写农民冒雨车水的艰苦劳动情景，抒发诗人的悯农之意。诗篇从暴雨骤至开笔，以“前驱”、“连鼓”作比，以“龙起幽蛰”的神话传说加以渲染，以“耳双聩目四眩”加以夸张，极力描写骤雨簇云挟雷而来的赫赫威势和令人惊骇的气氛。并且，选取有代表性的典型事物，运用富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如“饱”“健”“愁”“饥”等，依次铺叙遭受风雨的诸般景物。这些描写并非闲笔，它们既为冒雨车水提供了现实的环境，又衬托了车水农民的艰辛以及既惊且骇的痛苦心情，突出了游子与农民的差异，使结末“遥怜老农苦，敢厌游子倦”的感慨更为深沉有力。

　　此赋追述了鲁恭王当初受封及建造灵光殿的情景，再从外观上综述灵光殿的高峻、博大、卓异、奇险和壮丽，接着一层深一层地引导读者去观览宫殿内部的种种结构、构造和设施，然后对整个建筑的设计、施工、结构发出了高度的赞叹，最后赞美灵光殿雄奇瑰丽。全赋语言凝重瑰丽，既有两汉事类大赋铺张扬厉、雕凿夸饰等方面的共同特点，又有自身描绘精细、气势雄健的特征。

　　作者首先介绍了鲁国灵光殿建筑的起子，说它是汉景帝的儿子、鲁恭王刘余“子都下国，好治宫室，遂因鲁僖基兆而营焉。”其中特别强调指出：“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这座阅历了近三百年而未遭到破坏的宝殿，使作者看到后“眙”而“嗟叹”，认为是“神明依凭支持，以保汉室”的表现，因而“感物而作”，意欲通过对灵光殿的描绘赞美进而颂扬大汉王朝。事实上，作者虽在赋中说了不少歌颂汉室皇王的好话，并在“乱辞”中祝颂“瑞我汉室，永不朽兮”等等，但此赋真正留下来的，却是这座宫殿构建的雄伟和精巧，使读者仿佛进入了一座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艺术宫殿中，看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艺术创造。从历史文献的角度上来说，此赋留下了一份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很有价值的珍贵史料。

　　此赋正文共由九个自然段落组成，按其描述的内容，可以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个自然段是此赋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歌颂了西汉王朝汉高祖、汉文帝的盛德，追述了鲁恭王当初受封及建造灵光殿的情景，为后文正面铺写灵光殿的雄伟、壮丽、博大造下铺垫。赋文指出，汉初“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极以创业，协神道而大宁。”是。殷五代”、“绍伊唐”、“荷天衢”的伟大创举，而鲁恭王建造灵光殿，也正是“配紫微而为辅”的可贵行为，所以，这座宝殿能够标志汉室政德的兴衰，是汉王朝祚命休戚的象征。

　　第二个自然段是此赋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从“瞻彼灵光之为状也”入笔，先从外观上综述灵光殿的高峻、博大、卓异、奇险和壮丽。说它“嵯峨嶵嵬，峞巍㠥𡸖”，高峻得“”可畏”而“骇人”，说它“迢峣倜偿，丰丽博敞”，卓异、博大、深远得无边无际，是“邈希世而特出”的宫殿建筑。作者用了极为丰富的形容词来表现它、描绘它，塑造了一个极为完整而鲜明的立体形象，使读者对这所宫殿外形有了一个概括而形象的认识。

　　第三自然段至第六自然段是此赋的第三部分，也是本赋的精华所在。粗略读来，作者所描绘的宫殿建筑，宏伟、华贵而神秘，使人感到眼花练乱，美不胜收，看似声点杂乱，实则是作者如一位高明的导游一样在一层深一层地引导读者去观览宫殿内部的种种结构、构造和设施。第三自然段开子“于是乎乃历夫太阶”之后，是先看宫殿的前殿大厅。这里，光彩焕发，鲜艳繁盛，像月光、像彩霞，像云朵，如入神境。接着，“隐阴夏以中处。，又把读者引入大厅之后的殿室。这里幽深、森严，又是另一番胜境。第四自然段“遂排金扉而北入”，引着读者继续向北走去，到灵光宝殿的正殿中去游览。这里殿室结构宏伟、巧妙，游不胜游。有旋室、有洞房、有西厢、有东序，都是那么迂回幽远，令人心神恍惚，震惊而恐惧。第五自然段“于是详察其栋宇，观其结构”以后，是指导读者专门去看宫殿具体的建筑结构，从总体形象，到具体方位，千柱一梁、一檩一椽、一方木、一斗拱，都让读者具体知看，让人眼花缭乱，不可名状。第六自然段又专门引导读者去看殿室内的各种雕刻和绘画，而且是从各个不同方位、不同的角度上去进行透视的。花瓣四散的荷花，像串串珍珠般的莲房，云朵、水藻、蛟龙，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神仙胡人、历史人物、善恶故事等等，应有尽有，美不胜举。这一部分，作者以如椽的大笔，极尽其铺张描绘之能事，把这座艺术之宫表述得五彩缤纷，琳琅满目。既有大刀阔斧的轮廓勾勒，又有精雕细刻的细节描述，有工笔的线条，也有水彩的浓泼。栋梁檩椽，各具形势，飞禽走兽，千态百姿。花草吐秀，人物呈貌，各曲其情，栩栩如生。从登堂入室到各个方位、各个部分的近观远看，作者都是从整体到部分、又从部分到整体地向读者描述，既井井有条，又细致入微。

　　第七自然段是此赋的第四部分。作者的笔意，犹嫌不尽，又把读者从宫内引导到宫外，去观看以渐台为中心的周围建筑。宫殿之上的阁道，宽敞高大的台榭，耸立于池中的渐台，都使读者扩大了视野，进而详察整个宫殿的形势。它是第二部分所写内容的引伸和补充，两者在文意上也是遥遥互映的。

　　第八自然段是此赋的第五部分。作者对整个建筑的设计、施工、结构发出了高度的赞叹，说它“非夫通神之俊才，谁能克成乎此勋？”说它“据坤灵之宝势，承苍昊天纯殷。包阴阳之变化，含元气之烟煴”因此，他能“历千载而弥坚”，“长与大汉而久存”。这又回映了序文。

　　乱辞是此赋的第六部分，这一部分是一篇精美的赞颂性的骚体文。赞美灵光殿雄奇瑰丽，颂扬它永存不朽。其中，“栋宇已来，未之有兮。神之营之，瑞我汉室，永不朽兮”是此赋的总赞颂，也是此赋的总主题。

　　全赋既有两汉事类大赋铺张扬厉、雕凿夸饰、踵事增华、堆砌辞藻等方面的共同特点，又有自身铺叙条理、描绘精细、气势雄健、结构完整的特征。特别的是，作者似乎把整个灵光殿的内内外外刻印在脑海里而形诸笔端，在具体表述和描绘灵光殿时，既能层层深入，有条不紊，从整体把握上去表述它，又能重点突出，形象逼真，从具体表现上去描绘它，从不同的方位、不同的部分、不同的角度上着笔，远近表述，上下描绘，使所表现的内容显得分外千变万化、绚烂多姿。

　　艺术特色

　　在艺术上，此赋有以下三大特点。

　　其一是象征手法的使用。此前，大量的写景赋都比较注意对事物的客观描写，甚至是对名词、状物词的罗列，作者的思想情感往往是用另外的论说表达出来的。而此赋则在描写灵光殿的同时，给这座宏大的建筑赋予了特有的精神内涵。在序文中，作者叙说写赋动机时着重说了两点：一是“神明依凭支持，以保汉室也”；二是说“其规矩制度，上应星宿”，告诉读者要通过灵光殿表现汉王朝的长久永安既是由于得到上天的扶持，也由于王朝的政治典章都符合天道要求，即灵光殿就是汉王朝的象征。灵光殿本不是汉王室的宫殿，而是汉诸侯鲁恭王为自己建的宫殿，从传统观念看，这是有一些越礼的行为。所以，一开篇作者就写了灵光殿的历史，说明建殿者和汉王朝的关系，认为此殿的建立和汉王朝的统治是一脉相承的。接着对灵光殿的描写主要突出其雄伟壮丽，通过宫室的描写来体现王朝的威严。实际上，作者用“积石”、“帝室”等作比喻，已经起到了这一作用。赋的后部写到“玄醴”、“甘露”、“朱桂”、“兰芝”等来体现汉王朝的祥瑞征兆，并明确地指出“神灵扶其栋宇，历千载而弥坚，永安宁而祉福，长兴大汉而久存”，突出了借宫室描写而歌颂汉王朝的主题。

　　其二是开辟了“移步换形”的描写结构。写景大赋的成熟当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开子，创造“其东则……其西则……其南则……其北则……”这样的结构模式，出现了静态的描写方式。此后，《两都赋》、《二京赋》都继承了这样的写作方式。而作者把述行赋中对路途中所见景物的描写用来对一个特定事物进行描写，改变了司马相如以来辞赋描写的呆板滞重，使画面显得灵活生动。如第一步是描写灵光殿的整体外观，突出其雄伟壮观。接下来作者步入殿内，叙述殿内所见。这里又分了三层描写：一是初入殿的感受：阔大、谧静、色彩斑斓等；二是房中的梁柱结构变化和描绘于其上的各种图案等；三是墙壁上的有关历史故事的图画。这三层描写的次序又是由粗而细，由感觉到思维的过程，非常符合人视觉注意的变化实际。最后，作者从殿内走到殿外，细致地描写了灵光殿的建筑群落，既写了它们随山势的起伏变化，又有随地形的曲折变化，表现出灵光殿的宏大规模。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言的“含飞动之势”即指此特点。

　　其三是语言凝重瑰丽。此赋描写对象是有三百年左右历史的文物，歌颂的是汉王朝的长久不衰。如果用寻常文字，则难以表现出宏大的气势。所以发中在许多地方都借用传统典籍中的成语句型，如第一段前五句出自《尚书·尧典》》和《尚书·舜典》，接着的两句则出于《诗经·鲁颂·阅宫》，文字显得朴拙古雅，音调厚重有力。李商隐评韩愈《平淮西碑》为“点篡《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正可用来说明此赋的语言特点。此外，此赋描绘事物状态不是借用相应的词语进行堆砌作客观介绍，而是融入作者自己的感受和想象，如写短柱则如浮，写横梁则似飞，曲析要绍环句，支柱黝纠互搏，各有各的特点，给无生命的东西注入了勃勃生气。同时，此赋还通过大量使用近义词来体现事物的细微差别，创造性地使用词汇，赋予旧有词汇以新的内涵，表现了事物的微妙难言的状态。

　　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
　　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