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层次
全文可分三层。第一层，自发端至“其相似也适然”。内容是介绍作者两位友人的共同特征：“非今所谓贤人者”，“学圣人而己”。尽管他们素不相识，所师所友也不同，然而，他们的言行极其相似。这就表明，他们“学圣人”达到了登堂入室的境界。第二层，自“予在淮南”到“辅而进之，其可也。”同是“学圣人”，“既相似，又相信不疑”，而作者也是有志于“学圣人”的，他们共同努力，“辅而进之”。第三层，至结尾。声明作文的缘故。由于“会合不可以常”，难得经常聚首交流，所以，作文“相警”亦“相慰”。“相警”足见其重道，“相慰”足见其重情。《同学一首别子固》的表现形式，颇具特色。文章题曰“别子固”，但是，一开始便以曾巩和孙侔相提并论，称赞他们是“学圣人”而有成的“贤人”，而且是“非今所谓贤人者”。作者写正之即是写子固，交互辉映。
●构思特点
这篇文章在构思上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不单从曾巩与自己的关系着笔，而是引出一位各方面情况与曾巩神合的孙正之作为映衬，分别从作者自己与曾、孙两人的关系着笔，形成平行的双线结构。这样来体现“同学”的主题，是比较新颖独特的。
文章一上来就分别介绍“江之南”、“淮之南”的两位贤人曾子固和孙正之。强调他们都不是当今世俗所说的那种贤人，暗示下文的同学于圣人；同时又分别点明“予慕而友之”，将自己和曾、孙两人分别挂上了钩，暗示了三人趣尚的一致，为下文两人之相似、师友之相同张本。作者在《送孙正之序》表示：“予官于扬，得友日孙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这正是他们三人志趣契合的基础。
接着，作者又转而强调，这两位自己所仰慕的朋友和贤人，他们之间却从来未曾相互拜访、交谈，或互致书信礼物。三个排句，蝉联而下，把双方未曾识面的意思强调得非常突出。既然如此，“其师若（与）友，岂尽同哉？”这一问自在情理之中。下面又一转：“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这就有些超越常理了。既未谋面，师友又不尽同，何以两人竟如此相似？这就不能不推出下面的结论：“学圣人而已矣。”为了使这一论断更确切不移．作者又进而论证：既然同学于圣人，那么他们的师友，也一定是学圣人的；圣人的言行都是相同的，同学于圣人的人，各方面都很相似，就是很自然的了。这一层，一步一转，从未曾相识说到师友的不同，再转出两人的相似，最后揭出同学圣人的正意。纯用抽象的逻辑推理，丝毫不涉及两人的具体行事，但他们“同学”于圣人这一点却被论证得很有说服力。正是在这里，作者揭示出“同学”的深刻涵义。真正意义上的“同学”在于同道，在于同学于圣人，而不在形迹上曾否相过、相语、相接。这也正是作者一开头所说的他们与“今所谓贤人者”有区别的具体涵义。既然如此，仰慕而分别与之相交的作者自己，其为“同学”也自在不言中了。
文章的第二段，从“相似”进一步引出了“相信”，作者分别向两人谈到对方，尽管他们从未有过交接，却都相信作者的介绍。这种“相信”，似又超乎常情。但这正表现出“同学”于圣人的贤人之间那种超越空间、不拘形迹的神交，那种高度的相互信任。而曾、孙两人对作者的“相信”也就不言而喻。
文章的第三段从两位贤人的共同志向引出作者追随他们的愿望。首先提到曾巩赠给自己的《怀友》一文，表示要携手共进，至乎“中庸”，然后捎带一笔，正之盖亦常云尔”，照应上文“相似”之论。并进而指出，能达中庸之境的，除了他们再没有别人。这正是“同学于圣人”的表现。曾巩先在《怀友》（见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所载）中，诉说自己少而学，不得师友，望圣人之中庸而未能至。“尝欲得行古法度士与之居游，孜孜焉考予之失而切剧（磨）之。皇皇四海，求若人而不获。自得介卿。然后始有周旋激恳、摘予之过而接之以道者；使予幡然其勉者有中，释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可惜彼此远隔，会少离多，切磨之效不深。本篇这一段，正与子固殷殷求友之意相呼应，又提出孙正之正是其所渴望相交的最佳人选。至于作者自己，则谦虚地说从来不敢自期其必能到圣人中庸的境界，但愿在他们的帮助下朝这个方向努力。到这里，把三人“同学”于圣人以至乎“中庸”的意思完全表明了。
末段以抒情之笔收束，正面点出题中“别”字。在官为职守所拘，在私有人事牵系，彼此不能经常在一起，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怀友》说：“思而不释，已而叙之，相慰且相警也。”这里也说：“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朋友之问，互赠文字，以为学之道相策勉，以交谊之诚相慰藉，此篇是个很好的榜样。
●写作手法
此文出现了许多重复句式，如“江之南有贤人焉”、“淮之南有贤人焉”等句，作者这样写意在向读者传递一个信息：自己所说的贤人跟世俗所说的贤人有所不同。他所说的贤人是以“学圣人”为务的，这些贤人的目标是“至乎中庸而后已”，而世俗所说的贤人仅仅是就才学而言，二者的差别一目了然。此文写“别子固”，但多数篇幅以正之作陪，交互映发，错落参差。此文笔情高奇，淡而弥远，令人寻味无穷。
此文在表现形式上的最大特色，是陪衬法的运用。文章一开始便以曾巩和孙侔相提并论，称赞他们是学习圣人而言行一致的“贤人”，表示自己与他们志同道合，要互相勉励，以达到中庸之道的境界。因此，文章题为“别子固”，却处处以孙正之陪说，写正之即是在写子固，反复强调，交互映发，错落参差，结构紧凑，而不显得单调重复。文章淡淡写来，却显得情真意笃。
在修辞方面，运用排比手法。如开头几句，以整齐的排比句写曾、孙二贤。第二段的排比句稍有变化，文章显得既整饬又灵活。这种写法是为了说明贤德之士，不必同师，只要效法圣人，便能殊途同归，从而突出了君子同道而合的主题。
文章从江南、淮南二贤人言行相似入手，自然引出同学圣人之意。然后紧扣“同学”二字，从共同学习圣人之道上立意。共同学习圣人，就会志同道合，言行相似，相互信任，友谊长存。这也正式建立朋友之间牢固友谊的基础。最后以相互攀引而共同登上圣人殿堂来互相勉励，更显示出作者志向远大，思想高尚。子固、正之二人言行相似，互相映衬，为文章增色不少。文中排比句的反复运用，长短句的交错出现，也增强了文章的语言美。
诗的起首“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言诗人与王琳一仕北朝、一仕南国，相隔遥远，音讯难通。“金陵”、“玉关”二地名相对，“道路远”又与“信使疏”相对；“远”字表示空间的距离，“疏”表示时间的久隔，这两句对仗工整，为下句起到铺垫的作用。
“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意为接到王琳来自远方的书信，不禁沧然泪下，未曾见到信上的文字，却已经泪洒千行了。这一流泪启信的细节描写，比开君万里书，读罢千行泪更为感人，生动地表现出作者悲喜交集，感慨万端的复杂心情。尤其是一个“独”字，蕴意极深。当时，庾信虽然受到北周朝廷的赏识，在长安供职俸禄，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暗中与王琳通信，一刻也没有忘记故国之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他的乡关之思和南归之意是不能直率表露的，只能通过诗文曲折婉转地表现。用一个“独”字，既写出了暗中有所希冀，也写出了作者身在异邦，孤独苦闷的环境和感受。“万里书”与“千行泪”相对，皆用夸张的手法，描写此信得来之不易，又与上二句“道路远”、“信使疏”相照应，针线十分紧密，构思亦很巧妙。仅仅二十个字，却抵得过千言万语，包孕着作者十分复杂的情感，深沉含蓄，催人泪下。
前二句言南北道远，音讯疏隔。言外之意：今日居然接到故人书信，不胜惊喜。后二句写拆阅书信时的心情。王琳怀雪耻之志，可以想象信中满纸慷慨悲壮之词，使诗人深受感动，为之下泪。诗人为何拆书下泪？是有感于故人万里寄书的情谊？还是触动了悠悠乡思？或是感慨于故人的忠烈之情，而羞惭于自己的苟全？诗中均未言明。无限话语尽在潸然而下的“千行泪”中。
关于此诗的主旨，《毛诗序》云：“《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刘之业，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禄焉。”三家诗义同。关于“受祖”的意思，唐孔颖达疏云：“言文王受其祖之功业。”清魏源《诗古微》说是“祭祖受福”。而宋朱熹《诗集传》以为此诗内容是“咏歌文王之德”，其《诗序辨说》又谓“《序》大误，其曰‘百福干禄’者，尤不成文理”。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则既斥《毛序》所说为“梦呓”，又不满《诗集传》“语殊泛泛”，认为“此盖祭祀受福而言也”，“上篇（指《大雅·棫朴》）言作人（《大雅·棫朴》第四章有“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之句），于祭祀见一端；此篇言祭祀，而作人亦见其极盛”。而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将此诗视为一首“歌颂周文王祭祖得福，知道培养人才的诗”。
此诗全篇共六章，每章四句，以“岂弟君子”一句作为贯穿全篇的气脉。首章前两句以旱山山脚茂密的榛树楛树起兴，也带有比意。毛传解曰：“言阴阳和，山薮殖，故君子得以干禄乐易。”郑玄笺云：“林木茂盛者，得山云雨之润泽也。喻周邦之民独丰乐者，被其君德教。”他们从君与民两方面申说，讲得都很透辟。后两句“岂弟君子，干禄岂弟”，如郑玄笺所说，意为君主“以有乐易之德施于民，故其求禄亦得乐易”，也就是说，因和乐平易而得福，得福而更和乐平易。前事之因适为后事之果，语有深意。
第二章起开始触及“祭祖受福”的主题。“瑟彼玉瓒，黄流在中”两句，玉之白与酒之黄，互相映衬，色彩明丽，由文字而产生的视觉效果极佳，因此姚际恒评之为“华语”（《诗经通论》）。
第三章从祭祀现场宕出一笔，忽然写起了飞鸢与跃鱼，章法结构显得摇曳多姿。“鸢飞戾天，鱼跃在渊”，表层语义极其明晰，但深层语义则不易索解。郑玄笺云：“（鸢）飞而至天，喻恶人远去，不为民害也；鱼跳跃于渊中，喻民喜得所。”但在注《礼记·中庸》所引这两句诗时，他竟又说：“言圣人之德，至于天则鸢飞戾天，至于地则鱼跃于渊，是其明著于天地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讥之为“随文解释”。而王氏书中认可的代表《鲁诗》说的汉王符《潜夫论·德化》则解释为：“君子修其乐易之德，上及飞鸟，下及渊鱼，罔不欢忻悦豫，又况士庶而不仁者乎。”（释下面的“遐不作人”之“人”为“仁”）因为既然王氏认为《大雅·棫朴》“遐不作人”一句中的“作人”是“作养人材”的意思，那么此诗中的“遐不作人”句自然说的也是培养人才之事，不当另释“人”为“仁”。“鸢飞戾天，鱼跃在渊”，实际上说的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意思，象征优秀的人才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因此下面两句接下去写“岂弟君子，遐不作人”，也就是说和乐平易的君主不会不培养新人让他们发扬光大祖辈的德业。
第四章在第三章宕出一笔后收回，继续写祭祀的现场，“清酒既载”与第二章的“黄流在中”断而复接，决不是寻常闲笔。这儿写的是祭祀时的“缩酒”仪式，即斟酒于圭瓒，铺白茅于神位前，浇酒于茅上，酒渗入茅中，如神饮之。接下去的“騂牡既备”一句，写祭祀时宰杀作牺牲的牡牛献飨神灵。有牛的祭祀称“太牢”，只有猪、羊的祭祀称“少牢”，以太牢作祭，礼仪很隆重。
第五章接写燔柴祭天之礼，人们将柞树棫树枝条砍下堆在祭台上作柴火，将玉帛、牺牲放在柴堆上焚烧，缕缕烟气升腾天空，象征与天上神灵的沟通，将世人对神灵虔诚的崇敬之意、祈求之愿上达。对于这样的君民，昊天上帝与祖宗先王在天之灵自然会有“所劳矣”，自然会赐以“景福”。
于是最后一章，在第一章、第三章之后三用比兴，以生长茂密的葛藤在树枝树干上蔓延不绝比喻上天将永久地赐福给周邦之君民。葛藟之“莫莫”与榛楛之“济济”，一尾一首两用叠字词，也有呼应之妙。最后一句“求福不回”，一般有两解：或解作求福“不违背先祖之道”（郑玄笺），或解作“求福不以邪道”（高诱注《吕氏春秋·知分》所引此诗）。
此诗通篇弥漫着温文尔雅的君子之风。这和祭祀的庄严仪式是相匹配的。从自然风物描写来看，既有“榛楛济济”，也有“莫莫葛藟”，一派风光。从祭祀场面来看，既有玉瓒黄流，又有清酒骍牡，色彩斑斓。从诗人内心来看，既有“福禄攸降”的良好祝愿，又有“遐不作人”的强烈期盼。诗章虽短，但内涵颇丰。
《酬刘柴桑》前两句“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说没有什么人与他来往，所以他有时竟然忘了四季的节序变化。然事实并非如此，诗人正是在知与不知中感受生命的意趣。之后吟道：“空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新葵庭北墉，嘉穗养南畴。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此八句所写与前两句恰好相对，时忘四运与叶落知秋，多落叶与葵穗繁茂，甘心穷居与择日远游，此数者意象矛盾，却展现了时间的永恒性与生命的暂时性。由忘时乃知穷居孤寂落寞；而枝头飘然而至的落叶，乃知秋天的到来，生命的秋天亦在浑然不觉中悄悄来临；墙角的新葵、南畴的嘉穗，虽暂时茂盛繁荣却犹似生命的晚钟难得长久，从而暗示生命的荣盛行将不再。因此诗人在穷居忘时之际又察其生命飞逝，择良日作此远游折射出生命的亮色。“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一句没有对来岁未知的恐怖，但有尽享今朝的胸襟。诗人情绪的宛转之变与物的荣悴之态，不能忘世的感慨之忧与对生命的达观之乐，交织成多层次的意义。
诗中以隐居躬耕的自然乐趣和人生无常的道理来酬答刘柴桑，在淳朴祥和之中，诗篇流露着田园生活的乐趣。这首小诗共十句，虽然比较简短，然而它内容醇厚。在写法上也比较独特，撇开与对方问答一类的应酬话，只写自己的感受、抱负与游兴，显得十分洒脱别样。在遣词造句上，粗线条的勾勒，并着墨点染，使全诗呈现出古朴淡雅的风格，又洋溢着轻快明朗的感情。
此诗写观看祈雨的感慨。通过大旱之日两种不同生活场面、不同思想感情的对比，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水浒传》中“赤日炎炎似火烧”那首著名的民歌与此诗在主题、手法上都十分接近，但二者也有所不同。民歌的语言明快泼辣，对比的方式较为直截了当；而此诗语言含蓄曲折，对比的手法比较委婉。
首句先写旱情，这是祈雨的原因。《水浒》民歌写的是夏旱，所以是“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此诗则紧紧抓住春旱特点。“桑条无叶”是写春旱毁了养蚕业，“土生烟”则写出春旱对农业的严重影响。因为庄稼枯死，便只能见“土”；树上无叶，只能见“条”。所以，这描写旱象的首句可谓形象、真切。“水庙”即龙王庙，是古时祈雨的场所。白居易就曾描写过求龙神降福的场面：“丰凶水旱与疾疫，乡里皆言龙所为。家家养豚漉清酒，朝祈暮赛依巫口。”（《黑潭龙》）所谓“赛”，即迎龙娱神的仪式，此诗第二句所写“箫管迎龙”正是这种赛神场面。在箫管鸣奏声中，人们表演各种娱神的节目，看去煞是热闹。但是，祈雨群众只是强颜欢笑，内心是焦急的。这里虽不明说“农夫心内如汤煮”，而意思已全有了。相对于民歌的明快，此诗表现出含蓄的特色。
诗的后两句忽然撇开，写另一种场面，似乎离题，然而与题目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说前两句是正写“观祈雨”的题面，则后两句可以说是观祈雨的感想。前后两种场面，形成一组对照。水庙前是无数小百姓，箫管追随，恭迎龙神；而少数“几处”豪家，同时也在品味管弦，欣赏歌舞。一方是惟恐不雨；一方却“犹恐春阴”。惟恐不雨者，是因生死攸关的生计问题；“犹恐春阴”者，则仅仅是怕丝竹受潮，声音哑咽而已。这样，一方是深重的殷忧与不幸，另一方却是荒嬉与闲愁。这样的对比，潜台词可以说是：世道竟然如此不平啊。这一点作者虽已说明却未说尽，仍给读者以广阔联想的空间。此诗对比手法不像“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那样一目了然。因而它的讽刺更为曲折委婉，也更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