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百果中，唯枣凡且鄙，皮皴似龟手，叶小如鼠耳。”一开始，诗人似乎只是客观地陈述了当时人们对枣树的普遍看法：“在各种果树中，唯有枣树平凡而又低贱，原因是它树皮裂，像冻裂的手，树叶细小，像老鼠的耳朵。”诗人以“龟手”的丑陋，鼠耳的猥琐来刻画枣树，描绘得很真实，也很形象，仿佛意在突出它的“凡”和“鄙”，引起读者对它的厌恶。前面冠以“人言”，就显得既不足信更值得怀疑。
诗人巧妙地利用了读者的这种模糊的感觉，为最后的急转直下，凭空出奇作好了铺垫。
“胡为不自知，生花此园里，岂宜遇攀玩，幸免遭伤毁。”这四句是前一部分的递进和展开。诗人先以一种指斥和嘲讽的口吻批评枣树“怎么这样没有自知之明，在这杏园中开花呢？”唐代科举习俗，新中的进士都要到杏园设宴游玩。园内佳木云集，景色秀丽。因此诗人嘲弄它不该到此争芳斗艳，以贻笑大方。诗人在这里抒发了自己心中愤激的感情。那些气焰炙人的达官显要，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外表雍容华贵，内心却空虚肮脏。诗人踯躅其中，不免有力单势孤之感，同时更有对这些人的深深的蔑视。这里的嘲讽是一种清晰的反嘲。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又对枣树进行安慰：“哪里适宜人们攀折赏玩，不过也幸而免遭伤害毁坏。”诗人对枣树孤独寂寞不受赏识的际遇表达了自己的同情，愤激之余，借道家“无所可用，安所困苦”的消极思想以自慰。
诗人在《云居寺孤桐》中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言寄立身者，孤直当如此。”诗人后期避祸全身，大约和这种思想是有一定关系的。
“二月曲江头，杂英红旖旎；枣亦在其间，如嫫对西子。”曲江即曲江池，在长安城东南，是唐代著名的风景游览区，与杏园相距不远。诗人将读者引出杏园，拓宽视野，在更大的范围上进行比较，以加深主题。“早春二月，曲江池畔，百树生花，风光旖旎，枣树孤立其间，犹如嫫母和西施相对而立。”古人常以嫫母和西施作为丑、美两极的象征。诗人把枣树置于婀娜多姿、争芳斗艳的二月春树的环绕中，更加衬托出了它的丑陋、卑琐，以及它立身尴尬的情形。这是继开头的贬抑后的进一步的渲染，通过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艺术效果。同时，它也引起读者的翩翩联想，在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的曲江池畔，一个衣衫褴褛，形容猥琐的士子走在一群衣着华丽、神采飞扬、笑语喧腾的才子仕女中间，那是很奇特的一种场面。以上是这首诗的第一部分，它通过议论、反问、对比等手法，突出枣树的平凡、低贱、丑陋。
“东风不择木，吹煦长未巳。眼见欲合抱，得尽生生理。”如果说此前诗人对枣树的同情还隐约闪现在对枣树的贬抑中，那么，从这里一开始，诗人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它的喜爱之情：“东风却谁也不嫌弃，不停地吹拂让它生生不息，很快便成了合抱的巨树，它按照自己的天性完成了自己。”诗人的语气尽管十分平淡，感情色彩也很淡薄，但却含着一种傲然自爱之气。无论人们的鄙视，嘲弄，枣树不会枯萎，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自然之性，它顽强地生长，在沉默和孤寂中壮大，以旺盛的生命力抗击着与它对立的世界。
“寄言游春客，乞君一回视。君爱绕指柔，从君怜柳杞；君求悦目艳，不敢争桃李；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这里形容温柔婉顺的媚态。在白居易的诗中，绕指柔多用于贬意，以讽刺那些苟合曲从的小人。如在《李都慰古剑》一诗有：“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诗人说：“游春的人们，请你们回头看一眼：假如你们喜爱柔顺的媚态，请你们去观赏柳树杞树，假如你们追求悦目娇艳，那么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桃树李树，如果你们要制作大车，作轮轴的却必须是枣树的树干。”在这里，诗人使用排比句式，语气促迫，一改前文那种舒缓的节奏。诗人先柳杞后桃李，将人的视线引开，然后陡然一转，如飞瀑直下，惊心动魄，点出全诗的主题。
既出人之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读者惊叹之余，又反思前文，顿悟柔顺的柳杞，娇艳的桃李，实在是徒具外表，不足大用，而外平凡却质地坚密。枣树才是真正能担负重任的伟材。
与白居易的众多咏物诗一样，这首诗也蕴含深刻的寓意，或在感叹身世，或在哀怜同道，或指讽权贵阀阅，或存心帝王回顾，或在演绎诗人对人生的观察，或兼而有之。就诗歌自身的内容来看，它主要抒发一种对人们屈没贤材，争逐虚名的不满与愤慨，并劝谕执政者能明察贤愚，以使有志之士得效轮轴之材，肩负起治国的重任。这是一首哲理诗。枣树平凡鄙陋，其身多刺，其貌不扬。它生在繁花似锦的杏园中，更令游春之客鄙弃。诗人的价值观却与众不同，认为枣树虽然不如柳杞柔可绕指，不如桃李赏心悦目，但“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对以貌取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是十分成功的。从总的结构上看，诗歌采用了先抑后扬、欲取先与的写法，即所谓“卒章显志”。这种结构在讽谕诗中多有使用。其次是采用对比手法。全诗不仅有同物的对比，如柳杞桃李与枣树的对比，嫫母与西施的对比，也有物与景的对比，如枣树与杏园的秀丽、与曲江池的旖旎风光的对比，也有自身的对比，如枣树外貌的丑陋与内在秀美的对比。通过对比，枣树的形象变得更加突出鲜明，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这首诗除了具有平淡浅易的特色外，还具有用字精确、刻画细致等特点。
词题为北固亭。北固亭在镇江城北的北固山上，下临长江，三面滨水，形势险要。晋蔡谟起楼其上，以贮军实，谢安复葺之，即所谓北固楼，亦曰北固亭，历代诗人多喜登临吟咏，可见其为名胜之地。
“澹烟横，层雾敛”，开头写淡淡轻烟横在天空，层层重雾已经收去。联系下文“月下”句看，开头勾画的是江山月景图。可见诗人是月夜登北固亭的。“胜概分雄占”，是说当前胜景曾是英雄豪杰分占之地。刘裕曾在此起兵北伐，孙权曾在此建都定国。“月下鸣榔，风急怒涛颭。”在月光下，在万籁俱寂中，作者只不时地听到从江上传来的风涛声和打鱼人的“鸣榔”声，急风吹得怒涛汹涌。这两句是对江上实景的描绘。面对眼前的景色，作者无限感慨地叹道：“关河无限清愁，不堪临鉴。”这里由上面的纯粹写景而开始抒情，由客观及主观。这两句是说山河清奇，使人举目生愁而不愿凭水观赏。这里一则是由于金兵压境，时局动荡不安，因而举目生愁；再则还因为“正霜鬓，秋风尘染。”作者头发斑白了，秋天的风尘正在加速自己的衰老，作者在这里表达了年华易逝、功业未成的悲愤之情，用语显得苍凉而沉痛。
词的上片描写了登北固亭所见到的秋天江上夜景，抒发了年华易逝，功业未成的感慨。
换头处以“漫登临”一句承上启下。作者在秋天一个月夜，信步登上满眼风光的北固楼，久久流连忘返。紧接着作者作了回答：“极目万里沙场，事业频看剑。”即登楼北望中原，都是作战的沙场，自己想要为国建功，所以频频地看着所带的宝剑。宝剑本是战场上杀敌的锐利武器，但现在却闲置身旁，无处用武，这就把作者空有沙场杀敌的雄心壮志，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也烘托了出来。“频看剑”这一细节描写，把一位爱国志士的形象生动地勾画了出来。“古往今来，南北限天堑。”这时说自古到今，长江天堑把南北分开。这既是对千古兴亡事的慨叹，更是对眼前南北分裂的批判。古往今来，历史上有多少统治者凭借长江天堑，划江而治；而眼前偏安江左的南宋统治者正是把长江作为“天堑”，不思收复中原。“倚楼谁弄新声，重城正掩。”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作者倚楼聆听，居然听到还有人在“弄新声”，作者不禁感慨系之地问道，在这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国家处在危急存亡之秋的情况下，还有人在“弄”新声。这里用语含蓄，耐人寻味，谈到这里，会自然地想起那“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商女，想起那“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达官贵人。“重城正掩，历历数、西州更点。”这句是说夜深人静，西州城中敲更之声声声在耳，历历可数。这一结句是景语，但景语亦情语也。这一声声更点，敲击着作者的心，使他想得很多、很远、很深。
词只有七十余字，可是作者夜登北固山，既要写所见、所闻，又要写自己的所为和感想。而感慨，又包括国家兴亡、个人功业、昔日河山、而今霜鬓等。在这种情况下，再像常见的诗文那样，依据事物的一般逻辑，说清楚了一项内容再说另一项内容，就有很大的困难。于是作者另辟蹊径，不管是情景、事件，还是感触，出现在作者笔下时，都只剩下了最关键的一些片断，词中虽没有交代这些意象的前因后果，但可以想象。想象力的调动，以及各句词之间关联词句的剔除，都保证了有限的篇幅浓缩了最广的内涵。比如“月下鸣榔”与“风急怒涛飐”的意思，在通常情况下是不甚连贯的，但这两个镜头一个紧接一个地闪现在面前，就能够从中体会到作者忧国忧民的情绪来。再比如按照内容，下半阕可以分成这么四段：“漫登览。极目万里沙场，事业频看剑”、“古往今来”，南北限天堑”、“倚楼谁弄新声，重城正掩”、“历历数、西州更点”，这四组词句中就可以想到报效沙场的愿望，也可以想到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慨或空老霜鬓的悲哀，甚至还可以通过英雄埋没和天堑废弃，把第一、二两组词句勾通起来。想像力的调动，以及各句词之间关联词句剔除，都保证了有限的篇幅发挥其最大的表达作用。
祭文起笔，展现的是一个凄清的虚境：深秋的夜晚，萧瑟的寒风刮得正紧；草木相约着一起枯黄萎去；夜色里还传来几声鸿雁南飞的哀唳。诗人终于感觉到生命的大限已到，该是辞别人世、永归“本宅”的时候了。恍惚间“嘉蔬”、“清酌”已供满祭案，“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挽歌辞》）的景象，依稀都飘浮眼前。诗人却将停卧棺中，再听不到那幽幽悲泣之音，看不见那吊衣如雪之景。这是一种心酸的情境：秋气的萧瑟与将死的哀情相融相映。一句“呜呼哀哉”之叹，更使开篇蒙上了苍凉气息。
在辞世的弥留之间，追索飘逝而去的一生，当诗人抚视那“逢运之贫”的清素出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的窘困生涯时，也曾为之黯然，不过令诗人宽慰的是，清素养育了他的淳真之心，窘困也未移易他对人生的热爱。虽然不免要宵晨“谷汲”，荷锄“负薪”，朝夕出入的也只是“翳翳柴门”。然而他有欢乐，有歌声，有“载耘载耔”的怡然和“欣以素牍，和以七弦”的自得。文中所展示的诗人的平生，很琐碎，很平淡，没有官场中人车骑雍容的气象、笙歌院落的富丽。但这恰恰是诗人引为自豪的人生。从“含欢”、“行歌”的轻笔点染中描写了一位遗世独立、超逸不群的高蹈之士的身影。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在“冬曝其日，夏濯其泉”的简朴生活中，在“乐天委分”的淡然一笑中，领略到了“我心常闲”的劳作之乐趣，体会到了自由不羁的人生之价值。这样度过的一生看似平淡，但较之于巧取豪夺，较之于“为五斗米折腰”而丧失独立之人格，更充实、更富足。这一节的行文，正如诗人平日的田园诗，疏淡、平远，字里行间淌满了深情。浓浓的人生意趣，融入悠悠的哲理思索，久久回味而不尽。
“嗟我独迈，曾是异兹”一节，表明了诗人回顾平生后无悔无怨的态度：营营惜生、追名逐利的生涯毫不可慕；在那污浊的世界里，适足以秽污了人的美好本性而已。诗人洁身自好，不以尊宠为荣，肮脏的东西又岂能沾染诗人的身心。置身于陇亩之中，独立于天地之间，“捽兀穷庐，酣饮赋诗”，才是值得追求的傲岸率真之人生。诗人正是这样做了，这一生已无所遗恨。所以对于即将到来的死生之变，诗人显得格外平静。诗人知道帝乡之“不可期”，他知道死去之“何所道”，自己既然已“寿涉百龄”，“从老得终”，那就任它“托体同山阿”好了，又有什么可眷恋的。在“外姻晨来，良友宵奔”的凄清氛围中，就要离去——他似乎不喜不惧，显得异样地安详。
然而，诗人对自己的一生，也并非真的一无憾意。在诗人的内心深处，仍蕴蓄着几分悲怆和苦涩。此文写到结尾，诗人的辞世之梦也已编织到了最幽暗的一幕：当诗人看见自己在昏昧中告别“逆旅之馆”、踽踽飘临“萧萧墓门”之际，虽然表现了“不封不树，日月遂过”的淡泊，“匪贵前誉，孰重后歌”的超旷，但还是发出了“廓兮已灭，慨焉已遐”的苍凉慨叹。此刻，诗人似乎对过去的一生，又投去了最后的一瞥，诗人忽然见到了另一个自己：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少年意气，到“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壮年怀抱，从对“荆轲”抗暴精神的讴歌，到对“桃花源”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在诗人的一生中，除了“性本爱丘山”的率真外，原也有造福世界的雄怀。然而，诗人所置身的时代，却是一个“网密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专制时代。理想被幻灭，壮志被摧折，诗人纵然“怀琼握兰”，又能有何作为，最终只能如一只铩羽之鸟、一朵离岫之云，在归隐林下的孤寂中了其一生。这深藏在内心的悲怆，在诗人离世的最后一瞥中，终于如潮而涌，化作了结语的嗟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这嗟叹之音，震散了诗人的自悼之梦，也使貌似平静的祭文霎时改观。南宋真德秀在《跋黄瀛拟陶诗》中论及陶渊明时说：“虽其遗荣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自祭文》亦正如此：在它那“身慕肥遁”、自甘淡泊的回顾中，虽然有“我心常闲”的安舒，但也有“嗟我独迈”的咨叹；那“翳翳柴门”，固然掩映着他“捽兀穷庐”的旷傲，但也不免有“闲居寡欢”的落寞（《饮酒》）；“识运知命，乐天委分”是通达的，但又何尝不含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辛酸和无奈，诗人也平静，但那是饱经风霜后苦衷难言的平静；诗人也“含欢”，但那也大抵是暂时忘却苦恼的欢欣。旷达中含几多悲凉，飘逸中带几多沉重，这就是诗人陶渊明辞世前夕，所编织的最后梦境的真实色彩。
王梵志的诗作在唐初流传极广，后来却一直被封建正统派视为“下里巴人”，不能进入诗歌艺术堂奥。现存梵志诗相当大一部分从内容上说，是劝世劝善的诗体道德箴言，这类诗较少文学价值。梵志诗最有文学价值的，当推那些有意无意作出的世态人情的幽默、讽刺画，就像这首诗。
这首诗录自敦煌卷子本《王梵志诗》卷第三。诗用第一人称语气写来，类乎戏曲的“道白”。自夸有一处世法宝，这就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这种旧时代人的一种“共相”，在诗人笔下得到个性化的表现。“与世无争”的概念并未直接说出，而通过诗中人活生生的语言：“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来表述。被人欺负到极点，却死也不肯上县衙门申诉，宁愿吃亏，这是进一步写“相打长伏弱”，连“忍无可忍”的意气也没有。诗歌形象打上了封建时代弱者的烙印，散发着生活气息（“相打”、“伏弱”、打官司都来自生活）。而“价值百匹练”的夸口适足见出人物身分（以“百匹练”为贵，自然不是富人意识），表现出人物处境虽卑微而不自知其可悲。通过人物的语言，诗人刻画出了一个甘居弱小、不与人争的小人物形象。
这首诗录自费衮《梁溪漫志》卷十。与《我有一方便》一样，这首诗也用第一人称写，展现的却是一幅有趣的“三人行”的戏剧性场面。“骑大马”者与“担柴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而作为这两极间的骑驴者，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他比上不足，颇有些不满（这从“独”字的语气上可以会出），但当他看到担柴汉时，便又立刻心安理得起来。诗人这里运用的手法是先平列出三个形象，末句一点即收，饶有情趣。章法也很独到。
这首诗真实地或略带夸张地写出了世人行为和心理上的某种通病，令人忍俊不禁，于笑中又有所反省。这首诗可作两种理解，既可看作是正经的、劝喻的，又可以读为揶揄的、讽刺的。但作正面理会则浅，作反面理会则妙不可言。这首诗作劝人知足看便浅，作中庸者的漫画象看，则惟妙惟肖。
梵志这首诗未必没有劝世的意思，诗人对笔下人物还很欣赏同情。但是，诗人没有作概念化的枯燥说教，而采用了“象教”——即将理予以形象地显现。而他所取的又并非凭空结想的概念化形象，而是直接从平素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积累中撷取来的。它本身不惟真实，而且典型。当诗人只满足于把形象表现出来而不加评论，这些形象对于诗人的思想也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当读者从全新的、更高的角度来观察它时，就会发现许多包含在形象中、然而不一定为作者所意识到的深刻的意蕴。王梵志这种性格解剖式的笔调犀利的幽默小品，比一语破的、锋芒毕露的讽刺之作更耐读，艺术上更高一筹。
上片，披露宫廷侍妓“暗伤春”的“两眉策”神态。“腻红匀脸衬檀唇，晚妆新，暗伤春”，写侍妓浓抹“暗伤春”。“腻红”，“檀唇”，描艳妆，凭此香诱谁，可谓艳妆浓抹难相宜。“晚妆”，表明侍妓的夜时活动。这是不同凡女的举动，“暗”与“晚妆”照应，表明行为不是光明正大，而是偷偷摸摸的。“暗”字一用，侍妓的性格暴露无遗。“手捻花枝，谁会两眉颦，特写侍妓的特殊举动。一是“捻花枝”招揽过客，一是“两眉颦”显得焦躁不安。最后三句“连理带头双飞燕，留待与、个中谁”，特写侍妓的另一个特殊举动。一是身着“连理带”，象征忠贞于过客，永不改移，一是头缀“双飞燕”图，暗示跟随过客，永不分离。天涯沦落无故谁，可谓一厢情愿。苏轼在嘲讽中不免带有几丝同情。
下片，回忆侍妓欲入宫中的偷情举动。“淡烟笼月绣帘阴，画堂深，夜沉沉”，写侍妓欲入宫中的阴沉气氛。“淡烟笼月”点明时间为灰蒙蒙的月夜，“绣帘阴”衬托侍妓的晦暗心态，“画堂深”想象所去之处的阴郁气氛，“夜沉沉”则点明长夜漫漫，心事沉重。“谁道连理，能系得谁心”？写侍妓的疑惑与企盼。“连理”，象征送过客传情之物，“系得”，表明为得宠之举动。这“难道”为怀疑词，即“连理带”之赠送谁说能“得谁心”、拴住过客之心？因为风月场上的侍妓已是多如牛毛了。为此，苏轼在最后三句“一自绿窗偷见后，便憔悴、到如今”中，发出同情性的感叹。妓女在风月场上，一般所遇是寻花问柳的男谁。一旦觅到稍有同情心的男子，便对天发誓，甚至以命相许，指望他能帮助自己跳出火坑。这个侍妓在宿室暗暗地会见心上过客之后，担心他不接受“连理带”或“双飞燕”信物，尽是烦恼，直到如今。如果连最后一线希望都破灭了，既成不了“连理枝”，更成不了“双飞燕”，而只能成为被侮辱的玩物而被抛弃，其痛苦就更为沉痛惨烈了。这真是可怜！可叹！可悲！
全词凭借描写、记叙、回忆、烘托、象征之笔，刻画了一位“暗伤春”而“憔悴”的侍妓形象。由腻红、檀唇、晚妆、暗伤春、捻花枝、两眉颦、留待、系得谁心、偷见、憔悴，连续性的表现，表明侍妓是一位既艳情又失态的可悲而可怜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