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钴鉧潭记》是《永州八记》的第二篇。文中通过记叙钴鉧潭的由来、描绘水潭四周的景物，表达了作者希望能够摈弃尘世烦扰、摆脱官场险恶，使身心获得放松，并使精神获得解脱的思想感情。
作者从冉水着笔：“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奔注”二字描状冉水强悍的生命力，大有迅猛而来，一泻千里之势，但却遇上了屹立不动的山石挡住了去路。“奔注”之水抵石而下，但“抵”不过山石，只得“屈折东流”了。经过山石激荡后的溪水，变得更加湍急狂暴了，“啮其涯”，直到“啮”完了水涯的沙土，奔注之水全部流到潭中，有所归依才停止。在此，作者以飞动的笔势写出了湍急的溪水景象。接下来，作者则描绘“旁广而中深”的水潭。约有十亩大的潭水则显得格外的平静，格外的清澈。至此，作者的笔势也由峻急而变得平缓起来，不仅表现了溪水因落差过大而迸发出的巨大冲击力，而且进一步写出了溪水“流沫成轮”的又一性情，生动地描画出旋涡溅沫卷雪、旋转如飞的奇景。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山水是流动变幻、神秘瑰伟的，并且是有着强悍的生命力的锦绣画卷。这与作者顽强执着、自信自强的意愿相合，让其精神为之一振，作者长时间被压抑的内在不屈与傲岸的情绪得到了宣泄。
冉水由“奔注”而遇阻，而“屈折”，而“荡击”，而“啮”食，直至冲出个水潭来。这是一种充满了力度、骨气凛凛的壮观之景。“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这又是一种安宁疏朗，深婉幽美的恬静之景。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山水有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人只有与大自然融合一体，才能识得天机，悟透人理。在柳宗元笔下，永州山水完全是为“我”而独有的。其一草一木，一泉一石，动静远近等等，都是或兴发感慨，或寄寓哲理的抒情载体。
第二段笔锋一转，由写景过渡到叙事，叙述得潭经过时带出一个社会问题：钴鉧潭岸边上居住的一户人家，见作者多次去那里游玩、观赏，有一天，便来敲门相告：因受不了官租私债的重重负担，要躲避到山里去开荒，情愿把潭上的田地卖给作者，以缓解当前的困境。作者“乐而如其言”，把田地买了下来。这仿佛是把贫民的“忧”变成了自己的“乐”。其实相反。联系作者自身的遭遇和《捕蛇者说》等文所反映的情况，就不难想见他此时的心情。如前所说，作者寄情山水，本来是想逃避现实，排遣忧闷，然而尖锐的社会矛盾，直扩展到山巅水涯，如何逃避。一个由于企图改变黑暗现实而被放逐的人仍然不能不面对政治苛虐、生民涂炭的现实，他的忧闷就不能排遣得了。然后作者“崇其岩，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淙然”。作者对潭进行了一番精心的改造，使钴鉧潭的环境便更优美了，更宜于“中秋观月”，更宜于站在潭上见天之高，气之迥了。只有在这幽丽清爽的大自然中，在这“天高气迥”的境界中，他才能真正获得解脱。
文章到此，作者沿着买田修潭的经过，再度抒发感慨，绾合二者，收束全篇。“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作者说因此潭而忘故土，但在这“乐”的背后，也流露出心底的隐隐哀愁。表面上说因此潭而忘故土，实则故土并不能忘。正所谓“不思量，自难忘”，这种忧郁，这种期待，始终剪不断，理还乱，这便是作者的矛盾心理。
这首词是陆游四十七岁任夔州通判时所写的。他到夔州到写这首词时不过一年多，却连上岁尾年头，开口便虚称“三年”，且云“流落”，从一入笔就已有波澜之情。次句以形象描写“流落”二字。“青衫”言官位之低，“破尽”可见穷之到了极点“尘满帽”描写出作者在道途中风尘仆仆，行戌未定的栖遑之态简简单单的七个字就活画出一个沦落天涯的诗人形象，与“细雨骑驴入剑门”异曲同工。三、四句仍承一、二句生发。身似浮云，飘流不定；愁如春草，刬去还生。以“西瀼渡头”、“瞿塘关上”为言者，不过取眼前地理景色，与“巴山道”三字相对应而已这上片四句，把抑郁潦倒的情怀写得如此深沉痛切，不了解陆游当时那几年遭遇，是很难掂量出这些句子中所涵蕴的感情分量来的。
陆游自三十九岁被贬出临安，到镇江作通判，旋移隆兴（府治在今天江西省南昌市）；四十二岁又因为“力说张浚用兵”，被削官归山阴故里；到四十五岁才又得到起用夔州通判的新命。他的朋友韩元吉在《送陆务观序》中把陆游心中要说的话说了个痛快：“朝与一官，夕畀一职，曾未足伤朝廷之大；旦而引之东隅，暮而置之西陲，亦无害幅员之广也。……务观之于丹阳（镇江），则既为贰矣，迩而迁之远，辅郡而易之藩方，其官称小大无改于旧，则又使之冒六月之暑，抗风涛之险（由于途中舟坏，陆游几乎被溺死）病妻弱子，左饘右药……”（《南涧甲乙稿》卷十四）。这段话是送陆游从镇江移官到隆兴时写的，说得激昂愤慨。从近处愈调愈远，既不是明明白白的贬职，也不是由于升迁，为什么要这样折腾他呢？韩元吉故作不解，其实他是最了解这其中的缘由的。孝宗赵眘即位后，表面上志存恢复，实则首鼠两端。陆游坚持劝说孝宗抗金，孝宗对之貌似奖掖而实则畏恶。陆游在内政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以增强国力，由此也得罪了握有实权的官僚集团。先前由京官而出判镇江，对他是一个挫折；进而罢黜归里，更是一个挫折；此刻虽起用而远判巴蜀，这又是一个挫折。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显然并非加之于一人，而是意在摧折整个主战派的心志，浇灭抗金复国的火种，那么不幸的人岂只是陆游一个人吗？由此可见，三年流落之哀，不仅是一己之哀，实在是国家民族的大哀。创痛巨深，安得不言之如此深沉痛切？
上片正面写心底抑郁潦倒之情，抒发报国无门之愤这是陆游诗词的主旋律，在写法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下片忽然换意，紧扣“立春”二字，以醉狂之态写沉痛之怀，设色陡变，奇峰突起。立春这一天士大夫戴旛胜于头上，这是宋时的一种习俗，戴上旛胜表吉庆之意。但戴银旛而曰“试”，节日痛饮而曰“判”（“判”即“拚”之意），就显然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的不平常意味了。这只是词人借酒消愁，逢场作戏罢了，而内心是很伤感的。结尾处更是飏开一笔，表面上是说不是他一人偏老，而实际上是词人深深感到时光的虚度。这就在上片抑郁潦倒的情怀上，又添一段新愁。词人强自宽解，故作旷达，正是推开一层、透过一层的写法。哭泣本人间痛事，欢笑乃人间快事。
但今日有人焉，不得不抹干老泪，强颜随俗，把哭脸装成笑脸，让酒红遮住泪痕，这种笑，岂不比哭还要凄惨吗？东坡《赤壁赋》物我变与不变之论，辛弃疾《丑奴儿》“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之句，都是强为解脱而写的违心之言，写出更深一层的悲哀，那手法近乎反衬，那境界是一般人所难以达到的。
纵观全词，上下片都是写心底抑郁之情，但乍看竟好象是两幅图画，两种情怀。沈谦论词作云：“立意贵新，设色贵雅，构局贵变，言情贵含蓄。”（《填词杂说》）但作词之道，条贯、错综，两不可失，此意刘永济《词论·结构篇》曾深言之。读陆游此词，抑郁之情贯穿始终，上下片表现手法截然相异，构局又极错综复杂。读上片，看到的是一个忧国伤时、穷愁潦倒的悲剧人物形象；读下片，看到的是一个头戴银旛，醉态可掬的喜剧人物形象。粗看似迥然不同，但仔细看看他脸上的笑全都是装出来的苦笑，终于领悟到这喜剧其实不过是更深沉的悲剧罢了。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
上片，即景抒情，写自己的追求与愿望。“烟外倚危楼，初见远灯明灭”，写自己面临的处境；刚来一百多天的东坡，寄身于黄州的“烟外”“危楼”，人眼于京城的“远灯明灭”：出路何在，安慰哪寻，紧接着两句作了回答：“跨玉虹”到仙境去，“看洞天星月”。因为那里有美好的山光水色，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同“星月”一般。这是东坡摆脱愁闷的传统的妙方：在密州时，外任不悦，就想到“我欲乘风归去”；几年后被贬黄州，抑郁不平，又想到“羽化而登仙”。作者借仙境解脱之法，反映了他一种无可奈何的心境。
下片，引用史典，交友为寄，表达出他看穿现实的超然的人生态度。“却时张范风流在，况一尊浮雪”，以史为鉴，寻找寄托。汉人张劭与范式的刎颈之交的风流韵事，于作者来说不正存在。徐君猷、陈季常、孟亨之、李公择、杨世昌和王文甫兄弟等，不都是星月相伴、友谊长存。何况还有那珍贵的白酒作为媒体、作为沾合剂。“莫问世间何事，与剑头微吷”，是作者此时此地世界观、人生观——对朋友乃至对世人的公然宣告：社会政治你不必过问，剑头微映你不必听从。你走你的路，让他人去说吧。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作者并不是说“不要过问人世的事”，而是说不需要过问社会政治大事；东坡并不是说“不要过问听不清的话”，而是说不需要过问那微不足道的事。事实上，东坡对民族、对黎民百姓之事，甚至连推广秧马技术的事他都过问；对重男轻女的陋习，他大声呼喊，禁止溺婴。最后两句，言简意赅，含意深长。
这首词以描景与虚幻，现实与历史相融会的笔调，塑造了一位孤独缥缈不定，前途明灭无望，只有不问社会政治，羽化登仙，做张范式人物的隐士形象。文字洗炼，而寓意鲜明，是东坡运用幻想形式来隐示追求理想人生，富有特色的抒怀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