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芳草换野色”，杜甫诗“竹风连野色”，姚合诗“嫩苔粘野色”，这些诗句中的“野色”，都可以按郊野的景色理解。然而，范仲淹这首诗里的“野色”，却别有所指，指一种具体的东西。这东西，非烟非雾，可开可合，能歇能行，而又难以实指，不可名状，无法形容。但是，春日郊行，诗人凝神四望，触目皆是这种东西，只见它在浮动，在荡漾，在闪烁；它是空气，还是水汽，抑或是一种光的折射，单凭直觉，是很难分辨清楚的。这东西本身已不好描绘，至于喝足了酒，醉眼朦胧所见到的这东西的模样，更是难以捉摸了。这首诗的成功之处正是把这种看不清楚的东西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了。即梅尧臣所说的“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
范仲淹描摹野色：首先，他选定了春季这个最丰富多彩的季节作为背景，然后从春天的不可捉摸的氛围中提炼出有代表性的景象来作暗点陪衬，增加了野色的存在感，表现了野色的美好。
野色既然是无所不在，但又不是实体，诗人马上把它与烟雾这些流动虚幻、不能触摸的东西联系起来，说它不是烟，也不是雾，但如同烟雾一样，浓密地映照笼罩着楼台。首句用的是否定中带有肯定的手法，野色与烟雾当然不是同样的东西，但有相近的性质，它占据了每一处视线与感觉所能到达的地方。实际上，诗把烟雾也作为野色的一部分写了进去。首联是通过同类作譬，又以楼台这一实物作参照，说明野色的存在，下面两联也都采用这一方法，继续铺写。诗说白鸟在野地里飞，把野色给点破；夕阳照着野外，把野色给剖开。野色弥漫，它不愿随着芳草的消歇而减少消失，又好像追随着远处的船帆，渐渐逼近。这两联用了一连串动词，使表面上看不见、不存在的东西，通过白鸟、残阳、芳草、远帆的动作与变化，有力地增加了野色的存在感。这种写法，就好比写风而着力刻画草木摇动、落英缤纷，写月而极力描写飘浮的云一样。末联“谁会山公意？登高醉始回”，在朦胧之中翻进一层。山公山简镇守襄阳时，经常至习家池饮酒，大醉而归。作者以山简自况，说他登山喝酒，归时醉眼模糊，见到这种野色。白居易“花非花，雾非雾”，是写老眼昏花，这里则是以醉酒眼花，来突出野色的迷离恍惚。总之，无论是物，或者是人，都是为标现野色服务的，都是“虚者实之”的实体。
烘托野色的实体，并非实打实地端出来，不是照像式的再现，而是实中有虚，因而透过朦胧野色，一幅玲珑剔透、笔墨淋漓的山水画就展现出来：天上挂着红色的夕阳，空中飞着白色的鸟儿，烟岚笼罩着楼台，芳草连接着江边，帆影露出于江中，还有自远山醉归的主人。这些景物与野色相映照，虚虚实实，藏头露尾，如同云中龙，构成一幅美丽迷人的图画。在这幅图画里，体现出作者豪爽的性格和旷达的情怀。诗的用意正是要通过野色和这美丽的画面来表现作者的乐观精神。
此曲吊古咏史，缅怀和赞颂了三国时期三位杰出人物曹操、周瑜、诸葛亮的丰功伟业。借用“赤壁东风”和“八阵图”等典故，言简意丰地塑造了他们的英雄形象，并对三国鼎立的形势进行了鸟瞰与概括。全曲写得沉郁奔放，与所吟人物的胸襟抱负暗相契合。全曲凝练紧凑，气势豪放，笔力不凡。
第一位英雄：曹操。“有酾酒临江，横槊曹公。”在阿鲁威的这首小令中，诗人仅以寥寥二句，便将曹操这位不可一世的英雄形象勾勒出来了。曹操不仅身经百战、力扫群雄，统一了中国北方，而且文采斐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风流人物。
第二位英雄：孙权。“紫盖黄旗，多应借得，赤壁东风。”《三国志·吴书》记载魏郎中令陈化答曹不云：“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南。”作者认为，虚幻的王气不足凭信，东吴之所以能建立王业，是因为孙权、周瑜赤壁一战，借助东风，火烧了曹军的战船，粉碎了曹操的攻势。
第三位英雄：诸葛亮。“更惊起南阳卧龙，便成名八阵图中。”他胸怀奇才，隐居南阳，徐庶称之为卧龙。按照他的本愿，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后来之所以出山辅佐刘备，直接原因是为了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但归根到底还是时代的、历史的因素促使他做出了这一选择。作者用“惊起”二字，生动而又形象地描绘出诸葛亮由隐居到出山的转变过程。
“鼎足三分，一分西蜀，一分江东。”末尾三句既是紧承对诸葛亮的描写，又对魏、吴、蜀三方作了一个总结，而全篇也就戛然而止了。
纵观全篇，作者以大开大合之笔，再现了三国人物的历史风采，歌颂了他们的英雄业绩，含蓄地表达了自已追慕古贤、大展经纶之宏愿。感情基调是雄健的、高昂的，大有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南乡子·何处望神州》遗风。而无苏词的“人生如梦”和辛词的“风景不殊，正有山河之异”的感叹，因而更能激发读者振奋向上的情感。作者是欲借此慕古贤而暗寓自已壮志难酬之隐，也不完全排除。唯曲辞未露端倪，故只有留待欣赏者见仁见智地去领略了。
这是一首歌咏自然景观的诗，该诗描绘了钱塘江汹涌澎湃的声势。诗人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极力描写潮声之大，水势之猛，写实中渗透想象，描摹形象生动，体现了作者非凡的语言驾驭能力。最后把钱塘江的滔天巨浪及其排山倒海的不凡气势，想象成是伍子胥充满遗恨，表达了作者对伍子胥充满深深的同情、惋惜与慨叹。
首联，紧扣雨中观潮之特点，以雨为背景，突出“涛飞江上台”，为下文进一步描绘钱塘江潮的磅礴声势作铺垫。
颔联，以千万匹骏马飞驰而来比喻钱塘江潮震天动地的涛声，以其仿佛席卷着群山奔腾而来比喻江潮不可抵挡的气势，与宋代词人潘阆的词句“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酒泉子》“长忆观潮”）有异曲同工之妙。
颈联，将状写潮涌之声势与吟咏弄潮儿的弄潮之气魄结合起来。宋代词人周密的散文《观潮》有一段描写弄潮儿的文字：“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着墨无多，却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弄潮儿披发纹身、手持彩旗、涛头弄潮的情景，令人拍案叫绝。施闰章的这两句诗描写弄潮儿，用语更少，别具一格。它写弄潮儿，却不明言，而以“轻舟”借代。驾驭“轻舟”的正是勇敢矫健的弄潮儿，故写“轻舟”，也即写弄潮儿。不写斯人，而斯人自见，这是其精妙之处。江潮汹涌澎湃，“绝岸愁倾覆”，可“轻舟”偏要投身急流之中，“故溯洄”。这里，诗人未具体描写弄潮之场面，而以“愁”与“故”相对照，突出了钱塘江潮惊涛拍岸的气势，更衬托出了弄潮儿迎潮而上、不畏艰险的气魄，可谓这两句诗的又一妙处。
尾联，发诗人观潮之慨。史载，春秋时楚国人伍子胥，其父伍奢、兄伍尚都被楚平王杀 害，他逃奔吴国，先佐吴王阖闾伐楚国，后又佐吴王夫差（阖闾之子）打败越国。最终，夫差听信伯嚭的谗言迫伍子胥自杀，并下令将其尸首装入“鸱夷革”抛进江中。后来传说伍子胥怨恨吴王夫差，死后驱水为涛，因而，钱塘江潮又有“子婿朝”之称，诗伟联发诗人观潮之后的感慨，由观潮联想到伍子胥及其传说，为伍子胥的冤死而鸣不平，笔墨焕然，耐人寻味。
此诗写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兄弟两三人”为了生计，流浪他乡。因女主人为他们缝补衣裳而被归来的女主人丈夫发现而产生了误会。诗歌围绕一个尴尬场面写出了流浪汉的凄苦，写得情节紧张，矛盾集中，真切生动，活泼而富有谐趣，但谐中寓庄，于中更能反衬出游子之凄苦；同时也显示了乐府作者观察生活、把握生活、再现生活的卓越才能。全诗以比兴起，巧妙地引发诗兴，过渡到诗的本体，结尾又用比收，轻松自然，浑然天成。
诗的开笔就很低回忧伤。“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二句用比兼兴的手法。堂前之燕，冬去夏来，有一定之时，而我“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却久出不归，长为他乡人。这两句概括了流浪汉有家归不得的凄苦生涯。这是第一层凄苦。
因流浪他乡，天长日久，除了生活的艰辛，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没有家庭，就不免会仪表不修，形象狼狈，尤其是衣服着装方面，衣衫破烂，但是“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旧衣服坏了无人缝，新衣服针线裂开了无人补，由此可以想象主人公憔悴落魄的形象。这是第二层凄苦。
由无人补缝衣服之事，遂引出下文一段情节：“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绽。”此处说的“主人”，究竟是游子所临时寄居的人家，还是他们为之劳作的东家，不得而知。但后一种可能性较大。这家的女主人，很是贤惠，见流浪汉衣衫破烂，乃主动为之缝补。这当然是求之不得之事，流浪汉内心之欣喜可想而知。此承上文两层之凄苦，文思来了一个转折。
但正在流浪汉内心欣喜之际，情况陡然发生变化——“夫婿从门来”，女主人的丈夫回家来了。夫婿见此情景，作出了一个异常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反映——“斜柯西北眄”，他不是与妻子欢叙，也不是与客人打招呼，而是侧身倚门，瞟眼斜视。他外出归来，看到这一情景，不免心有所疑，但又不明底里，不好发作，故才在瞬间表现为如此情态。而乐府作者亦即能如同一个高明的摄影师，立即按动相机快门，将这一精彩镜头摄下。在这一特写镜头中，容纳了三对矛盾、三个方面人物的内心世界，即：夫妻之间，夫与流浪汉之间，流浪汉与女主人之间，此时各生想法，各具心态，各有难言之隐。
在这矛盾聚焦的节骨眼，还是流浪汉先说话了：“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请您不必斜眼看，我们和你家女主人之间的关系，清水白石，不必多心。后来的“水清石见”成语即本此。流浪汉口中说着这番自表心境的话，尖锐的矛盾冲突似乎缓和了，但其内心之凄苦却可想而知。
“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这是写流浪汉的心理活动。水清石见了，一切清白。尽管如此，远行在外，还是不如回家的好。又一次点出凄苦，收束全诗。
这首诗也有规劝游子早归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