缭绫是一种精美的丝织品，用它做成“昭阳舞人”的“舞衣”，价值“千金”。这首诗的描写，都着眼于这种丝织品的出奇的精美，而写出了它的出奇的精美，则出奇的费工也就不言而喻了。
“缭绫缭绫何所似？”诗人以突如其来的一问开头，让读者迫切地期待下文的回答。回答用了“比”的手法，又不是简单的“比”，而是先说“不似……”，后说“应似……”，文意层层逼进，文势跌宕生姿。罗、绡、纨、绮，这四种丝织品都相当精美；而“不似罗绡与纨绮”一句，却将这一切全部抹倒，表明缭绫之精美，非其他丝织品所能比拟。而配与它相比的事物，诗人找到了一种天然的东西——“瀑布”。用“瀑布”与丝织品相比，唐人诗中并不罕见，徐凝写庐山瀑布的“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就是一例。但白居易在这里说“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仍显得新颖贴切。新颖之处在于照“瀑布”以“明月”；贴切之处在于既以“四十五尺”兼写瀑布的下垂与一匹缭绫的长度，又以“天台山”点明缭绫的产地，与下文的“越溪”相照应。缭绫是越地的名产，天台是越地的名山，而“瀑布悬流，千丈飞泻”（《太平寰宇记·天台县》），又是天台山的奇景。诗人把越地的名产与越地的名山奇景联系起来，说一匹四十五尺的缭绫高悬，就像天台山上的瀑布在明月下飞泻，不仅写出了形状、色彩，而且表现出闪闪寒光，耀人眼目。缭绫如此，已经是巧夺天工了；但还不止如此。瀑布是没有“文章”（图案花纹）的，而缭绫却“中有文章又奇绝”，这又非瀑布所能比拟。写那“文章”的“奇绝”，又连用两“比”：“地铺白烟花簇雪”。“地”是底子，“花”是花纹。在不太高明的诗人笔下，只能写出缭绫白底白花罢了，而白居易一用“铺烟”、“簇雪”作比，就不仅写出了底、花俱白，而且连它们那轻柔的质感、半透明的光感和闪烁不定、令人望而生寒的色调都表现得活灵活现。
诗人用六句诗、一系列比喻写出了缭绫的精美奇绝，就立刻掉转笔锋，先问后答，点明缭绫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又从这两方面进一步描写缭绫的精美奇绝，突出双方悬殊的差距，新意层出，波澜叠起。
“织者何人衣者谁？”连发两问，“越溪寒女汉宫姬”，连作两答。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她们之间的对立已经非常明显。“越溪女”那么“寒”，却不给自己织布御“寒”，就因为要给“汉宫姬”织造缭绫，不暇自顾。“中使宣口敕”，说明皇帝的命令不可抗拒，“天上取样”，说明技术要求非常高，因而也就非常费工。“织为云外秋雁行”，是对上文“花簇雪”的补充描写。“染作江南春水色”，则是说织好了还得染，而“染”的难度也非常大，因而也相当费工。织好染就，“异彩奇文相隐映，转则看花花不定”，其工艺水平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那么，它耗费了“寒女”多少劳力和心血，也就不难想见了。
精美的缭绫要织女付出高昂的代价：“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然而，“昭阳舞女”却把缭绫制成的价值千金的舞衣看得一文不值：“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这种对比，揭露了一个事实：皇帝派中使，传口敕，发图样，逼使“越溪寒女”织造精美绝伦的缭绫，就是为了给他宠爱的“昭阳舞人”做舞衣。就这样，诗人以缭绫为题材，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尖锐的矛盾，讽刺的笔锋，直触及君临天下、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其精湛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意义，都值得重视。
这首诗也从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唐代丝织品所达到的惊人水平。“异采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是说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缭绫，就呈现出不同的异彩奇文。这并非夸张。《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二年”记载：安乐公主“有织成裙，值钱一亿。花绘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就可与此相参证。
这首诗是《拟行路难》中的第四首。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此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
第一段一开始，词人便满怀忧愤向天发问：老天爷怎么忍心将天下事折腾到如此不堪的地步！“问天”当然不止是问天，而是问代行天意的当权者。“天下事”指当时南宋积贫积弱的统治集团为了苟且偷安，对金称臣割地，已经到了“国脉微如缕”的悲惨境地。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后，连年兵扰南宋，宋室面临覆亡的危险。献陵图事在当时堪称是一件盛举，它表达了当时人们对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见《宋史·礼志》二十六）王埜即事生情，渴望能有力挽狂澜的志士贤才，能够一举收复中原（以献陵图事代指故土的恢复）。可是当时国事日渐式微，中原地区早已失守，蒙古大军正不断南犯，威胁着宋朝的安全，而当权者却苟且偷安，排斥抗战派，沉溺于犬马声色之中，不思振作，这使他抱恨结愁不能自已。更令人痛心的是，现实中有抱负的志士仁人，却往往因报国无门，赍志而没，只剩下一堆堆荒草野茔，作者隐约感觉到自己也将会遭到他们一样的厄运，不觉发出了深切的哀叹。
第二段开头两句，作者感叹自己怀抱憾恨，垂垂老矣，接着追忆起自己当年巡视江防前线时的情景。那时他曾到六朝古都金陵凭吊过秦淮水。词中“淮水”指秦淮河，源出江苏溧水县北，横贯南京城，流入长江。王埜生在国运衰微之世，东吊秦淮，感念六朝兴亡更迭的历史教训，吊古伤今，悲恨之情油然而生。词人借酒浇愁，含恨在风中抚剑醉归，心潮激浪恰与大江波涛撞击、交汇，滔滔东逝之水好像特地为他这位壮志未酬的志士砥砺斗志。
第三段写作者当时身处闲职，远离淮河前线千里之遥，但仍怀着一颗为国分忧的壮志雄心。“纵有英心谁寄”，这颗英心在现实中无法托付，只好空自嗟叹，一吐内心的郁闷与悲愤。南宋统治集团腐败无能，蒙古灭金后连年攻宋，局势日趋艰险，南宋政权危在旦夕。因此词人发出焦灼的呼唤：“绝域张骞归来未？”他急切盼望现实中能出现象西汉张骞那样的名将，出使西域，联合各方力量抗击匈奴。
这首词自始至终激荡着爱国志士一腔热血无处诉的悲愤心情。全词以三叠词调这一形式，将昔往与今来、抚时与感事、国家命运与个人遭际巧妙地交织起来，一咏三叹，将词人内心的激愤愁恨，感情波澜层层推出，萦回不尽。为了加强抒情感人的艺术效果，作者多次运用反诘句式，因此词文揭响有力，频频扣击读者心弦。特别是起首与结尾两处的诘问句，一起一结责问苍天，呼唤英雄，既振聋发聩，又使词的主旨表达得含蕴深曲，耐人寻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