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林黛玉所作菊花诗。这首诗用拟人化的手法写菊花的梦境，实际上是写黛玉自己梦幻般的情思，带有明显的谶语的意味。诗的第一句写入梦，以下依次写梦境，末后两句承“蛩鸣”“惊回”好梦而道出梦醒时的“幽怨”之槽。咏者一进入梦境，就说是“和云伴月不分明”。那种恍惚不定，依稀难辩的梦中情景，犹如人的命运之不可主宰。次联说的是梦中的追求。“庄生蝶”，指庄周做梦化为蝴蝶翩翩飞舞的故事。这里引来点出“梦”。“陶令”即曾做过彭泽县令的陶潜，他与菊花有着不解之缘。这里借来指所要追寻的知音。
诗的前四句，其中之意，可证诸黛玉的乎生遭遇。林黛玉父母俱丧，寄食于贾府，世身可怜。但是，她的叛逆的思想，却是封建贵族大家庭所绝不能容让的。她怀抱的希望，只能从梦中去寻找，而她所迫寻的梦，又是如此的轻飘模糊，追不到，摸不到。她在“亿旧”即“梦旧”当中，最终也是不能寻得“海上鸥盟”那样的知交好友的。于是林熏玉唱出“登仙非慕庄生蝶”，把“梦”都了结于“逝者登仙界”的最后归宿之中。
诗的后四句写“惊回”“醒时”的情景。“醒时幽怨同谁诉”。黛玉有满肚子的‘幽怨”，她虽然有视为平生知己的宝玉，但是又没有谁可倾诉。黛玉的《咏菊》诗写过“满纸自伶题素怨”，《问菊》更直白地说“孤标傲世偕谁隐”。这样看来，黛玉存有的“幽怨”，那是她孤高的品格不能融合于贾府的鄙俗；而黛玉的这种品格，又是以她的叛逆思想作为基础所形成的。可以这祥说，封建社会的道德思想，对叛逆者的思想行为的压迫和摧残，是造成林黛玉“幽怨”满怀的最根本原因。林黛玉的“幽怨”，即深藏的哀怨之所以找不到诉说之人，想来曹雪芹原著所写，是黛玉还泪未尽“登仙”之时，宝玉已因贾府事败、抄没而遭祸。所以黛玉梦醒时找不到知己倾诉，剩下的却只有“衰草寒烟无限情”的衰败悲凉的肃杀秋情。
这首咏雪诗，紧扣诗题中的“春日"、“山中"描绘，点明了时间地点与环境状况，形成了一幅别具特色的山村春雪景图。
首联第一句写春雪落竹丛，“无声”之中仿佛“有声"，把春雪的那种温柔，缠绵和细密，写的惟妙惟肖，韵昧很浓。首联第二句写春雪的“霏霏漠漠"及其“散”、“凝”的形态，把雪花密而无声的那种状态写的十分逼真，“散”和“凝”这一组反义词同时加在了雪花的描述上，直接从状态上突出了雪花“似松非松，似散非散”的特点，矛盾而又统一，这样的雪才富有特色。
颔联，第三句中的“重妆蕊"，“妆蕊”本就是用来描写梅花的，而作者所面对的却是雪白洁净的雪花，冬天刚刚过去，梅花早已凋零，而作者在这里点睛一笔，生动地再现了春雪缀满枝头，宛如梅花再放的景象，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千古名句有异曲同工之效。第四句中的“却结冰"，写出了春雪带来的春寒，连山岩积雪融化后的流散都又重新结冰，作者以写实的手法再现了当时的天气状况，为当时景色的大环境坐下了铺垫，不得不说，作者在词语的拿捏，内容的安排方面是下了一番苦工的。
颈联，第五、六两句则是平铺直叙地描写了春雪中的人事活动：系鹿防猎客、添茶候吟僧。看似普普通通的乡家活动，却在这里赋予了雪景的一种动感，动静结合，从朴实中见真感情，使整篇诗欣赏起来更富有真实感，同时也增强了诗歌的可读性，充分体现了山村农家的特点，诗中所描绘的这幅春日雪景也因这生动的农家描写而显得更加有生命力。
尾联写春雪滋润万物的功力可以与春雨相等，给山间松径带来一片生机。春雨素来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赞美，而此处，作者直抒胸臆，“同功力”三个字将春雪对大地做的贡献直接提升到了与春雨等价的高度，表达了作者对春雪的无尽喜爱与赞美之情。最后又用了“松径”和“莓苔”两个意象将春雪所作的贡献具体化，正是因为春雪的滋润，这两种植物才会“又一层”，更加有力地论证了作者的观点，在此处，也可见作者逻辑之严谨，思维之紧密。全诗以写景为主，虽无华丽之辞藻，却有真实之感情，形象生动地再现了春雪之后山村所特有的清新、闲适、淡泊的特色，全诗读来朗朗上口，读者细细品味之时，脑袋中就能浮现出那样一番雪景，雪景无限风光，着实令人神往。
这首诗深层写出岩壑的清与幽。时间集中为傍晚（前一首则为从早到晚）。暮色苍茫之间，白云映绿水，清音响幽谷，余霞散彩，宿阴遮窗。花、草、树、石相互萦绕，相互依凭。由此生发出诗人对友人的怀念。他独坐山斋，如东汉时期陈藩设榻款待徐孺子那般，殷勤地盼望薛道衡来此作客。但薛道衡不来，他只好鸣琴思客了。末尾二句，无穷感喟，大有非薛道衡便无人可以理解他的“无闷”（即与世无争）的情怀一般。
这组诗遣辞命句非常考究，对仗工细精巧，如“深溪横古树，空岩卧幽石。日出远岫明，鸟散空林寂”“涧户散馀彩，山窗凝宿阴。花草共萦映，树石相陵临”等句，可分明看出受到南朝诗的影响，如谢灵运、王融、吴均等人的写景作品，不难看出杨素和他们的联系，当然，杨素的诗句也有空寂旷怀的意境特色。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