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小令写农夫渴雨，用农民的口吻来写，极为质朴自然，富有生活气息。“年年牛背扶犁住”，是说农夫们终生从事农业，以此为生。但是正当农作物抽穗扬花最需要雨水之时，天公却不作美，久旱不雨。他们盼望雨水救活庄稼。但天象却呈无雨的征兆，使人着急。作者心情与农夫一样，遥望长天，希望有一片闲云或许会降下甘露。这是他内心真诚的祈求，表现出他关心人民疾苦与农民同喜忧的精神。
此曲由农夫眼中看出，口中说出，这种设身处地，直接反映农家生活与农民的思想情绪的作品，在整个元人散曲中诚属不多，难能可贵。因诗人体察农夫生活的艰辛，理解他们的心愿，才能对他们有如此真诚的同情。 [3]
“年年牛背扶犁住”即“年年牛背扶住犁”，因押韵和平仄的需要改动了语序，却因此使全句显得圆融老到。这一句通过跟随牛后把犁的画面，洗练而生动地塑造了田间耕作的“农夫”形象。更重要的是以“年年”为下句的“近日”作出铺垫，农夫年复一年辛劳耕田，种种苦恼都安然忍受下来，而近日却“最懊恼杀”，可见非同小可。三、四句写出了其中的原因，是因为稻子恰待抽穗扬花，偏偏却逢上天旱，以至于农夫“渴煞青天雷雨”。短短四句，就已缴足了题目的含意，勾起了读者的关心与同情。
然而上半段只能说是交代了一个大的背景，“农夫渴雨”究竟渴望到怎样的程度？〔幺篇〕便就此进行了点染和生发。作者选取了农夫仰望天空的镜头。此时夕阳已下，残霞满天，俗谚谓“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显然毫无下雨的迹象，大违农夫的心意。全句以一个“恨”字领起，显示了农夫的失望。这“残霞”还在飘散变化，然而不久就渐渐消隐于南天。作者不直言它的消失，而用了“截断玉虹南去”的曲折表述，暗示农夫一直在残霞中寻觅着“玉虹”的踪影，也就是说，在期盼着出现降雨的征兆，然而残霞“截断”了这种可能。“截断”二字，带有毫不通融的决绝意味，呼应了前句的“不近人情”。这两句虽是贯联一气，实却包含了农夫目睹残霞从出现到消失的漫长过程。作品至此并不结止，又继续生发出余波，这就是最末两句。“望人间三尺甘霖”，望是盼望、想望，“三尺甘霖”自然是子虚乌有。然而“三尺”又说得如此具体，可见这是浮现在农夫脑海中的幻影，说明他还在痴痴盼想。皇天不负苦心人，果然天空凝起一团云朵！“看一片闲云起处”，云是闲云，起是初生，这云是否有所作为、能不能化为“甘霖”，作者皆无交代，只留下渴雨农夫“看”的剪影，也为读者留下了悠长而深重的余味。
这支小曲纯用白描，层层生波，细腻地表现了农家甘苦的一个侧面。下片〔幺篇〕中连用“残霞”、“玉虹”、“甘霖”、“闲云”四种表示天象的词语，却有实有虚，令人玩味无穷。冯子振的《鹦鹉曲》，是在京城听歌女演唱白贲的《黑漆弩（即鹦鹉曲）·渔父》后，因友人提起此曲曲牌格律严格难循，而有意和作的，他运用各种题材，前后步原韵共作了四十一首。在声律与韵脚的限制中信步游行，可见作者不凡的才情。
这首词是作者酒宴上赠妓之作，用形象的比喻描绘出一种模糊而动人的美。上阕“双蝶”句写伊人服饰，突出花样图案的神秘美。“朱粉”句写其淡妆修饰的天然本色。“闲花淡淡春”作一景物比衬，生动地凸现此女子的风姿。下阕“细看诸处好”又从细处作一总体评价，与上阕从风神姿韵的评价呼应，接着从“人人”都说是“柳腰身”的细节作一客观补充，从各方面写出此歌女客观的美和天然纯真的美。全词意境亦真亦幻，富有神韵。
此为酒筵中赠妓之作，首句写她所穿的裙子，罗裙上绣着双飞的蝴蝶。“东池”两句，记相见之地（东池）、相见之因（宴），并且点明她“侑酒”的身分。“朱粉”两句，接着写其人之面貌，而着重写其淡妆。“闲花淡淡春”以一个确切的、具体的比喻，将她的神情、风度，勾画了出来。上层社会的行乐场所，多数女子都作浓妆，一个淡妆的，就反而引人注目了，故此“闲花”虽只“淡淡春”，却大有一枝独秀的风致。张先显然受了唐代张祜的启发，但“闲花淡淡春”一句，仍然很有创造性。唐人称美女为春色，如元稹称越州妓刘采春为“鉴湖春色”。此处“春”字，也是双关。
过片三句，用倒装句法。人人都说她身材好，但据词人看来，则不但身材，实许多地方都好，而这“诸处好”，又是“细看”后所下的评语，与上“初相见”相应。柳与美女之腰，同其婀娜多姿，连类相比，词中多有。结两句写其人的衣。古人较为贵重的衣料如绫罗之类上面的花纹，或出于织，或出于绣，或出于画。出于织者，如白居易《缭绫》：“织为云外秋雁行。”出于绣者，如温庭筠《南歌子》：“胸前绣凤凰。”出于画者，如温庭筠《菩萨蛮》：“画罗金翡翠。”此词写“衣上云”，而连及“乱山昏”，可见不是部分图案，而是满幅云烟，以画罗的可能性较大。词人由她衣上的云，联想到山上的云，而未写云，先写山，不但写山，而且写乱山，不但写乱山，而且写带些昏暗的乱山，这就使人感到一朵朵的白云，从昏暗的乱山中徐徐而出，布满空间。经过这种渲染，就仿佛衣上的云变成了真正的云，而这位身着云衣的美女的出现，就像一位神女从云端飘然下降了。
这两句的作用，决不限于写她穿衣服的别致，更主要的是制造了一种气氛，衬托出并没有正面大加描写的女主人的神韵。写到这里，词戛然而止，更无多话，收得极其有力。
此词意境之妙于亦真亦幻。如“昨日”两句，很明显是脱胎于宋玉《高唐赋》，而从其人所着云衣生发，就使人看了产生真中有幻之感，觉得她更加飘然若仙了。筵前赠妓，题材本属无聊。但词人笔下这幅美人素描还是相当动人的。妙处如“闲花”一句的以一胜多，“昨日”两句的真幻莫辩等。
《后汉书·列女传》中说蔡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案，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的说法，已指出此点），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一为五言，其二为骚体。自从苏东坡指出它们的真伪问题之后，主真主伪派各有人在。《悲愤诗》二章见载于《后汉书》蔡琰本传中，主伪派（包括一真一伪派）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人相信这两首诗是蔡琰所作，其中五言的一首艺术成就远远超过骚体的一首，历代选家多选其五言而遗其骚体，是不为无见的。
《悲愤诗》（其一）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泪，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的色彩。诗人的悲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是受难者对悲剧制造者的血泪控诉。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全诗可分三大段，前四十句为第一大段，其中分三个层次。前十四句，先从董卓之乱写起。这是诗人蒙难的历史背景，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这三四年的动乱情况，诗中所写，均有史可证。“斩截无孑遗”以下八句，写出了以董卓为首的一群穷凶极恶的豺狼所进行的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诗中所写的卓众东下，杀人如麻，以至积尸盈野、白骨相撑以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是这场浩劫的实录。“载妇女”三字，把诗人自己的遭遇暗暗引入。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氾大掠陈留、颍川诸县，他们的部队中又杂有羌胡兵，蔡琰就是此时被掳的。“所略有万计”以下十六句，细述诗人在俘虏营中的生活。这些成千上万的俘虏，贼兵不让他们在一起屯聚，即使骨肉之间碰在一起，也不敢说一句话。稍不留意，就会遭到一顿臭骂和毒打。他们日夜号泣悲吟，欲死不得，欲生不能，于是诗人含着满腔的悲愤，只好呼天而问。“彼苍者”两句，将途中之苦总括收住。这一大段最精彩的艺术描写，是贼兵辱骂俘虏的几句话，口吻毕肖，活画出贼兵一副狰狞的嘴脸。
“边荒与华异”以下四十句为第二大段，主要描写在边地思念骨肉之亲的痛苦及迎归别子时不忍弃子、去留两难的悲愤。“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高度概括了诗人被掳失身的屈辱生活，在不忍言、不便言之处，仅用“少义理”三字概括，“以少总多”，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的无数伤心事。“处所多霜雪”以下六句，用“霜雪”、“胡风”，略言边地之苦，以引出念父母的哀叹。诗人通过居处环境的描写，以景衬情，以无穷无尽的“霜雪”和四季不停的“胡风”，来烘托出无穷已的哀叹，增强了酸楚的悲剧气氛。有的注家认为蔡琰被掠后所居之地在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这是不确切的。暂居在河东平阳的，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一支，非左贤王所居之地。谭其骧先生考证出蔡琰所居之地在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较为可信，不然，地近中原的河东平阳焉能称作“边荒”？又何言“悠悠三千里”呢？“有客从外来”以下六句，叙述引领望归和急盼家人消息的心情，忽喜忽悲，波澜起伏。客从外来，闻之高兴；迎问消息，方知不是同乡，也不是为迎己而来，希望转为失望。“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两句，诗的意脉忽又转折，平时所企望的事情意外的实现了，真是喜出望外。“己得自解免”以下六句，忽又由喜而悲。返回故乡必须丢弃两个儿子，可能一别永无再见之日，念及母子的骨肉之情，怎能忍心抛弃自己的儿子呢？诗人于是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别子”的一段艺术描写，感情真挚，而且挖掘得深而婉，最为动人。儿子劝母亲留下的几句话，句句刺痛了母亲的心。清人张玉谷评“天属缀人心”以下十六句诗说：“夫琰既失身，不忍别者岂止于子。子则其可明言而尤情至者，故特反复详言之。己之不忍别子说不尽，妙介入子之不忍别己，对面写得沉痛，而己之不忍别愈显矣，最为文章妙诀。”(《古诗赏析》卷六)此言颇为精到。儿子的几句质问，使诗人五内俱焚，恍惚若痴，号泣抚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住两难中，突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复杂矛盾心情。“兼有同时辈”以下八句，插叙同辈送别的哀痛，“同时辈”应指与蔡琰一起被掳，同时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应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号啕痛哭。作者描绘出马不肯行、车不转辙、连观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此景无不欷歔流涕的场面。不言而喻，当事者的痛苦，要甚于旁观者十倍、百倍。此种衬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诗人悲痛欲绝的心境。
“去去割情恋”以下二十八句为第三大段，叙述归途及归后的遭遇。首六句写归途：割断情恋，别子而去，上路疾行，日行日远，但情恋又何尝能割去？“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两句，以念子作收，随作一顿。“既至家人尽”以下十二句，先叙述归后方知亲人凋丧，连中表近亲也没有，以此状写诗人的孤苦无依。接叙乱后荒凉：城郭变成山林，庭院长满荆棘漫草，白骨纵横，尸骸相撑。特别是“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两句，把战后的荒凉，通过阴森恐怖气氛的渲染，表现得十分透足。“茕茕对孤景”句，遥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两句。“登高远眺望”两句，又以念子暗收，遥应“念我出腹子”两句，把念子之情表现得回环往复。以下四句，叙述诗人在百忧煎熬之下，自己感到已快到生命的尽头，虽勉强生活下去，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托命于新人”以下四句，叙述重嫁董祀之后，虽用尽心力，勉励自己活下去，但自己经过一番流离之后，已经成为被人轻视的女人，常常耽心被新人抛弃，这反映了加在妇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及自轻自贱的女性心态。最后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作结，“虽顶末段，却是总束通章，是悲愤大结穴处。”(《古诗赏析》)说明自己的悲剧生涯已无法解脱，悲愤无时无往不在，没有终极。
通观全诗，《悲愤诗》在艺术上有几点突出的成就。
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感情，将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为叙事诗，但情系乎辞，情事相称，叙事不板不枯，不碎不乱。它长于细节的描绘，当详之处极力铺写，如俘虏营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场面，描写细腻，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当略之处，一笔带过，如“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就是高度地艺术概括。叙事抒情，局阵恢张，波澜层叠。它的叙事，以时间先后为序。以自己遭遇为主线，言情以悲愤为旨归。在表现悲愤的感情上，纵横交错，多层次，多侧面。她的伤心事太多了：被掠、杖骂、受侮辱、念父母、别子、悲叹亲人丧尽、重嫁后的怀忧，诗中可数者大约有七八种之多，但是最使她痛心的是别子。作者为突出这一重点，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前后有三四次念子的艺术描写。别子之前，从略述边地之苦，引出“感时念父母，已为念子作影。”(《古诗赏析》)正面描写别子的场面，写得声泪俱下。同辈送别的哀痛，又为别子的哀痛作了衬托。赎归上路后，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一层。见得难以割舍的情恋，是因别子而发。至“登高远眺望，神魂忽飞逝”，又暗收念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别子是诗人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悲痛，从中可以看到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在跳动。诗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为动人，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匠心之所在。
《悲愤诗》的真实感极强，诗中关于俘虏生活的具体描写和别子时进退两难的复杂矛盾心情，非亲身经历是难以道出的。诚如近代学者吴闿生所说：“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足见它的真实感是有目共睹的。
《悲愤诗》语言浑朴，“真情穷切，自然成文”，它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无雕琢斧凿之迹。某些人物的语言，逼真传神，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贼兵骂俘虏的几句恶言恶语，与人物身分吻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形象鲜明生动。文姬别子时，儿子说的几句话，酷似儿童的语气，似乎可以看到儿童抱着母亲的颈项说话的神态，看出小儿嘟努着小嘴的样子，孩子的天真、幼稚和对母亲的依恋，跃然纸上，这在前此的诗歌中是罕见的。
《悲愤诗》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它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如《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都是自叙身世的民间叙事诗，《悲愤诗》一方面取法于它们，另方面又揉进了文人抒情诗的写法。前人指出它对杜甫的《北征》、《奉先咏怀》均有影响，不为无据。它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堪称建安时期叙事诗的双璧。
上片写景。月下赏花，饮酒赋诗，是古诗词中常见的题材，读者关心的是诗人举杯时所产生的感受和联想。苏轼此首写他把月光斟进自己的酒杯里，让读者与他一起分享美酒的芬芳和清光。这种感受是新奇的，大胆的，但又是合理的，自然的。开篇的“月午”，不是早已指明中天明月光正泻向杯中。而“摇荡”一词，正透露出诗人举杯相属的豪兴而使月光翩然起舞。诗人从寻常的生活中，捕捉到不寻常的诗意，于平易中见工夫，逸趣中显天才。月色是这样的皎洁明净，所照之处冷浸一片银色。聚星堂前的梅花也更显得璀灿晶莹，洗尽铅华见雪肌。诗人不禁离席，漫步于积水空明的回廊上。此时他始觉幽香袭来，柔顺清润，以至于物我两忘，陶醉在这优美安谧的境界之中。
下片发议论。过片由“半落梅花”而来，“欲落梅花更多情”，何况这梅花烟雾轻笼，有一种朦胧含浑之美。花前月下，自古以来“总是少年行乐处”，这少年是泛指，也是指赵德麟。诗人很赏识这位年轻的签判，称赞他“吏事通敏，文采俊丽，志节端亮，议论英发。”他们平时诗歌唱和，此时又同饮花下，“齿发日向疏”的太守，也有与少年同游乐之意。最后以其夫人关于月色的议论作结，他认为这议论富有诗意。
在这首词中，他选取了月色、梅花，冷香，回廊，烟雾等，构成清幽恬静的艺术境界，表现了他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良辰美景的珍惜，使他的精神从政治得失中解脱出来，一念清净，旷达闲适，这表现了他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
竹子挺拔秀立，生命力强，加之有志向高洁，卓然不群的象征之意，历来是文人墨客丹青画手乐以歌咏描绘的对象。白居易这首《画竹歌》，通过对好友萧悦所画竹枝的再现与评价，赞扬了画家的高超技艺，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卓越的艺术思想。
协律郎：官名，正八品上，属太常寺，掌管音律。萧悦：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人，善画竹。在杭州住过一段时期，与白居易过从甚密。
诗的开头四句落笔平直，首先告诉读者，竹子是最难以描绘的一种植物，古往今来，多少丹青妙手为此耗尽了自己的毕生心血，却鲜有画得和真竹相似者。而协律郎萧悦却独能下笔逼真，可谓绘竹第一人。以此设置悬念，激发读者阅读下文探求萧悦独得画竹之秘原因的好奇心。
接着，诗人从三个方面表现萧画的非凡不俗之处：一是将萧画与他人所画作对比，从而表现萧氏所画生机勃勃，枝活叶动，秀拔耸立；而他人所画竹身粗壮，臃肿不堪，枝叶萎靡，毫无生气。这是从侧面，以他人之画的拙劣来衬托萧画的不凡。其二是正面描写萧画竹子的环境、神态。野塘水边，埼曲岸侧，森森然有竹两丛，挺拔秀立。所谓“野塘水边埼岸侧”，是极力表现画面的野趣、奇趣。因为野塘曲岸，更容易形成一种远离人间烟火、超越世俗的气氛，与人格化的竹枝更相吻合。下文“婵娟不失筠粉态，萧飒尽得风烟情”是从画面的细处描写，是画中竹枝的特写镜头。婵娟是形容竹子神态的秀美，左思《吴都赋》：“其竹则檀栾婵娟，玉润碧鲜。”不失筠粉态，是指其逼肖真竹，表明图画连青嫩带粉的鲜态及在风惊烟锁的特殊环境中，摇曳多姿、萧洒脱俗的婀娜神态都毕现无遗。由于画得如此逼真，竟使诗人怀疑这不是画，而是真实的生长于泥土之中的竹子了，他回忆起在天竺寺前、湘妃庙里曾经见到过这样的竹子。这是第三层描写。“低耳静听疑有声”堪称是诗人的神来之笔，因为只有现实中的竹子才会在风吹之下发出婆娑之声。萧氏所画竟能使人产生这样的错觉，看来“丹青以来唯一人”之誉诚非虚言。
诗的最后一部分是感叹如此绝妙的绘画，竟然少有人赏识，诗人与画家只有相顾失笑，嘘唏感慨一番。然而岁月难驻，时光易逝，身怀绝技的画家已是手颤眼花，满头华发的老人了。这幅画便是他的绝笔之作。自此以后，再想求得他的画已是难乎其难了。言语之间充满了对画家的珍惜之情，无形中也抬高了这幅画竹的价值。
诗的开头曾评价萧氏画竹能够“下笔独逼真”，诗中通过萧画与别人所画的对比，萧画本身的神态和真实的竹子三个方面对“逼真”二字作了具体描述，可谓层层递进，结构严谨。关于“逼真”的好处，朱自清先生认为，“这个‘真’固然指食物，可是一方面也是《老子》、《庄子》里说的那个‘真’，就是自然，另一方面又包含谢赫的六法的第一项‘气韵生动’的意思，惟其‘气韵生动’，才能自然，才是活的不是死的。‘逼真’等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论逼真与如画》）宋人苏轼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也就是说，只追求形似并不足奇，写活，传神，有幽姿远韵，才是逼真的要求。白居易这首诗在描述萧悦的创作过程时曾说：“不根而生从意生”，也就是说萧氏事先成竹在胸，意在笔先。将个人意趣与大自然融而为一，来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这也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