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流沙道，西征过北门。”首联这两句写东楼的位置，是全诗关键所在。正因为西行去万里流沙道者必须经过此门，所以东楼这一普通建筑，才与历史、现实、战争、使节联系在一起。诗人登楼远视俯瞰，战士们从东楼出发踏上征途，路途遥远而艰辛，也反映了战争的艰苦。
“但添新战骨，不返旧征魂。”颔联这两句写战争、写过去。 “新战骨”说“但添”，“旧征魂”说“不返”，可见将士有去无回，而且即使死了也于事无补。此二句写得十分悲惨。多年的征战，使得无数将士献身沙场，横尸荒野，何曾见到他们魂返故园？而今战场又添新战骨，更叫人感到凄凉冷落。这两句烘托出战争的残酷至极，表明了诗人对出征在外的战士的担忧和对战争的不满和愤慨。
颈联承接首联仍然写楼，不同的是首联只写了东楼的位置，描绘的是远景，这两句却写到了东楼的本身，描绘的是近景。“楼角临风迥”，这句写“楼角”，高昂凌风，是多么的高寒；“城阴带水昏”，这句写“城阴”，城的阴面靠近渭水，低下阴森，一片昏暗，两者构成一幅对比强烈的画面，让人感觉战乱的凄惨。这两句描写在沧桑变幻城头依旧的背后，令人觉得这座东楼既是历史的见证，照应了颔联对战争的感慨，又是生死莫测的不幸之门，从而引起了尾联——使节出国和谈，但是战争的最终结果却是不能预料。
“传声看驿使，送节向河源。”尾联承接颈联，再写人事。前两句写的是历史上的战争，这两句写的是现实的使节；前两句虚摹，这两句实写。这几句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过去的将士多半是有去无回，而现在的使节频繁派出，对即将爆发的战争依旧没有遏制作用，不久以后仍将有大批将士如往日一样，去作战送死，表现了战争的无情。
这首诗是杜甫的后期作品，诗人按照从远到近的方位顺序，描绘了在秦州城东楼的所见所闻，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忧虑，对将士的担忧之情。
《触龙说赵太后》一文开篇就描绘了一个气氛极为紧张的局面：赵君新亡，秦兵犯赵赵求齐助，齐要长安君作人质爱子心切的赵太后不肯让儿子去冒这个风险，严词拒绝了大臣们的强谏，并声称“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情况下，触龙的谏说显然要困难许多。他深知要能说服赵太后，就必须让她明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然而，若从正面去讲道理，则将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会自取其辱。因此，必须顺着太后溺爱长安君的心理因势利导，巧说妙谏。
在争取到面见太后机会后，触龙先用缓冲法关切地询问太后的起居饮食，并絮絮叨叨地与她谈论养生之道，使本来“盛气而揖之”、戒备心极强的“太后之色少解”。这样，就从感情上消除了太后的逆反心理和敌对情绪，为进谏的成功拆除了第一道屏障。接着，触龙用引诱法恳切地为自己的幼子舒棋请托，以期让太后产生共鸣，从而引出她的心事。果然很快就勾起了太后的爱子之情。在她看来，触龙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同病相怜的“知己”了。她不仅“笑曰”了，而且饶有趣味地与触龙争论谁更疼爱幼子的问题，开始毫不掩饰地向触龙袒露心迹了。这就为下一步谈论如何爱子的话题奠定了基础。
触龙抓住契机，引出太后爱燕后的话题。女儿远嫁，长期不见，而出於一个君主的威严又不能提起，这是一个母亲埋在内心的隐痛。有人提起，对太后是个释放郁结的机会，当然也愿意听了。左师说起燕后远嫁，太后曾为她“泣”“哀”“思”，可每到祭祀却祝：“必勿使反。”借此提出“父母一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命题。然后把太后为燕后长远打算的爱与为長安君短浅计议的爱作比较，并由远及近的提出帝王的子孙不是都不好，而祸及其身是因为“位尊而无功，俸厚而無勞”所致。最后直指“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国。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赵。”话说到这里，太后已心服口服了。左师劝谏的使命圆满完成。他俩在長安君质齐问题上达成共识，心与心在同心点上重合了。
触龙的谏说自始至终未有一语提及“令长安君为质”，而太后情不自禁地说出“恣君之所使之”，同样没有直接说穿派长安君入质于齐的话，与触龙的精彩说辞彼此配合，相映成趣。双方心照不宣，达成默契，丝毫不显尴尬。文末用“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作结，使首尾圆合，结构谨严，同时也增强了故事的喜剧色彩，彰显了触龙谏说的卓著成效。
触龙的攻心术，使趙太后从抵触到对撞再到接纳最后到契合，始终未提長安君质齐这个话题。可听了触龙一席话后，太后主动要求触龙派遣長安君使齐为质。看似无心插柳，实是以情一动人，这就是智者的风采与魅力。
黄子云说：“飞卿古诗与义山近体相埒，题既无味，诗亦荒谬；若不论义理而取姿态，则可以。”不用去找多少论证，只要随手翻开《温飞卿诗集》中的第一篇这首《鸡鸣埭曲（歌）》拈出来看看，就可以发现黄子云所说的未免过于武断。这篇古诗，不仅姿态迭丽，而且义理堂堂，更韵味深长，是一篇美丽的借古讽今的佳作。
这篇作品写出了温庭筠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那忧心忡忡的爱国情怀。鲁迅先生说过：“真的，‘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温庭筠正是为了现实而去发思古之幽情的。但他由于秉素之不同，却把一曲挽歌写得十分艳丽动人。甚至同时而以“艳丽”与他齐名的李商隐，在他的《咏史》一诗中，虽也有同样的意思，如：“北湖南埭（即鸡鸣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比起他的这首《鸡鸣埭曲》来，也直白得多了。无怪薛雪要说：“温飞卿，晚唐之李青莲也，故其乐府最精，义山亦不及。”他的这整首诗，就像是诗人饱蘸感情，用他那忧伤的色调，画出了一幅巨大的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而不是用文字写出的诗。而且，由于他诗中除第一句为了点明情节，运用的是叙述的语言外，通篇都是诉诸视觉的画面，充满了动作性和运动性，再加上他对于声、光、色的调度如此贴切和谐，又仿佛是使人看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电影。早在电影出世一千多年以前，诗人就似乎已掌握了这类乎蒙太奇的表现手法，确实值得惊奇。
全诗共分五绝。
第一绝是写齐武帝萧赜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与气氛下出城的。写出辉煌而鬼祟。
南朝的天子要出去打猎了。他起得绝早。天还是黑黑的，所以看到银河淡淡的白光，寥落的晨星还在不齐地闪烁。皇帝的车队，在宫人和侍从们马队的拥簇下，人不知鬼不觉地奔出城去了。
在另一处，当计时的铜壶里的水渐渐地滴光了的时候，东方泛起了鱼肚色。这正是大臣们早朝的时候。大臣们一个个地从梦中醒了过来，推被而起：准备盥洗上朝。
这里的耿耿星河、铜壶滴漏，都是共景。而在这一景色下，诗人运用了并行的写法：这里人刚起床，正准备早朝哩；而那里，皇帝们早已过了鸡鸣埭了。两组镜头并行：这里正从容盥漱；而那里，飞奔的马群把尘土踢得老高，奔得很急。这两组平行的镜头，是能说明很多的问题的。至少读者会想到这些宵衣旰食的大臣们，当他们早朝扑了一个空时，那种耸肩摊手、摇头咋舌，一幅无可奈何的样子，也就可以感到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样子了。
由于皇帝的车骑需要绝早偷跑的这一情节的安排，让人分明感到了朝廷有两种力量的斗争。据《南史》载：“齐武帝永明六月五日，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表陈射雉，书奏赐死。”这就足见当年反对萧赜这样荒淫举动的人一定不少。然而作者在这里并没有正面的去写，只是用这一特定的情节，精心酿造出这一鬼祟于庄严的气氛，表达出天子的“逃禅”，从而暗示齐之亡，并非亡于齐之无人，而是亡于皇帝的不用并一意孤行的结果。
如果说这一绝里的这个意思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在第二绝里，诗人就干脆把一个破坏好端端的和平宁静的国家之罪责，完全归之于皇帝了。
第二绝，诗人用了三组非常和平静谧的形象，来说明齐之亡，非亡于什么天灾。鱼跃莲东，柳悬栖鸟，宫墙之内是和平静谧的；而万户红妆，镜中皆春，则城乡之人口繁衍，整齐健壮也可见。这些描写也许有点儿夸张，但至少不是战火纷飞，饥鸿遍野，人民辗转于沟壑的形象。据史载：“江南之为国盛矣！”可见齐之亡也并非经济衰落。然而之所以石破天惊，江山骤变，三百年江南王气顿时成了一片战火愁烟，则罪过就在于当朝的荒于政事而酖于游宴的缘故。这就叫“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碧树”一句转捩得妙。碧树上天鸡一鸣，“雄鸡一唱天下白”，既是前半繁华的收束，想见人民的安居乐业；又启后半战乱的序幕：碧树一声，正不亚石破天惊。一“晓”字，作为光明的留恋；也是省悟的开始。正是无穷悔恨而又寓于安乐之中，非常关合而又哲理深长。
三、四两绝连起来写，句法有变化。“彗星拂地浪连海，战鼓渡江尘涨天。”很有点像今天用滥了的电影手法。他先用两个空镜头，天上出现震怒的迹象，不过不是现在习用的电闪雷鸣，而是划过古时象征兵灾的彗星；海上狂涛卷着巨石，发出惊人的怒吼。狂涛的吼声化成渡江的战鼓；卷起的雪浪化作战舰犁开的浪花。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交代了战争的进行。形象生动而笔墨经济；这就是诗词优于散文的地方。接着，“绣龙画雉填宫井，野火风驱烧九鼎”，写齐朝的覆灭，国家处于一片战火之中，十分出色。把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写得如此色彩斑斓。也许正是色彩如此艳丽，这才更加使人触目而惊心的。试看：皇帝的龙袍，后妃的霞帔，这曾是人们心目中非常庄严神圣的物件，人们见了它是要顶礼膜拜的，亵渎了它就会诛及九族。然而如今却是连它穿着的人一起，都抛进宫中的井里，连井都快填满了。青铜的九鼎，那是代表着国家的神器，非大典是不能轻易开启的，如今也被熊熊的战火所吞没了。将一个国家的覆灭，写得惊心动魄。这里的色彩愈艳丽，就愈益令人心惊而不忍目睹。使庄严神圣的东西完全处于邪恶的毁灭之中，那是不由人不痛心疾首的。没有任何叙述的语言，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能有这样富有鲜明而动人的力量。
诗人在这里是咏史，所以从想象中又回到了现实。眼前是“殿巢江燕砌生蒿，十二金人霜炯炯。”过去的宫殿荒芜了，只有燕子在梁上做窠；阶石因长期没人践踏而长满了蒿草。而为了怕人民造反，尽收天下兵器所铸成的十二金人，抛置在废墟里，满身白霜，空自炯炯发出寒光，似乎仍然很神气。然而它愈神气，愈益显出以为没收了兵器就可以天下太平是多么愚蠢可笑。这鲁莽的金人，其实正是无知的象征。它神气得炯炯发光，对着这长满蒿草的废殿，是非常绝妙的讽刺。
最后一绝，诗人放眼望去，看到了过去的紫禁城。它塌了，只能隐约见出的墙基，上面也长满了青草，和一眼望去的芊绵绿色连成了一片。当年这里融融的春光，只落得如今空暖荒陂。过去了，六朝金粉，几许繁华，不仅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这禁城的废墟上，野棠梨树都长得这么高大了。这繁花似雪的野棠梨开得多美丽，这亭亭玉树，是不禁使人要想起曾在这儿歌舞过的《玉树后庭花》来的。他就是这样把过去与现实、把荒淫与败亡联系了起来，并过渡得天衣无缝，这简直就是绝好的蒙太奇。
读这首诗，眼前所见的都是被强调了的艺术景象。正是这些艺术化了的画面，使得读者产生了对于南朝天子昏庸的愤慨，感到了诗人热爱祖国的痛惜心情。诗是有高度的思想性的。果然不久，农民起义，唐室也就如同汉朝那样经过纷乱而告终。由于历史是这样的相象，以至读者难以断定诗人在这里，到底是悼齐，还是在哀唐。因此，诗人是站在了时代的最高点而预见到了晚唐末世的未来。
有的学者说：“温庭筠的诗好用浓艳的词藻，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存在比较浓厚的形式主义倾向，在他的乐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就在这首乐府中，实在也看不出浓艳的词藻有什么不好。它不是决定作品有没有思想内容与形式主义的可怕的因素，而只是反映了一个作用的艺术风格。而艺术的风格，是民族传统与现实的社会风气在特定气质的作家身上相结合的结果；它是不能成为评定艺术家的高下之凭据的。看看这首诗的内容，也实在不能不惊讶于他有这样的预见。如果不是一位以人民、国家、民族为忧的人，他是不能于别人的酖乐中感到灭亡的忧戚的。他既敢吟《鸡鸣埭曲》，想必邯郸超的故事他也是知道的。那么，当别人在高压之下，而粉饰升平的时候，他却敢冒忌讳而偏要去揭历史的疮疤，正像他自己说的：“永为干世之心，厥有后时之叹。”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不可能办到。所以诗人那艳丽的风格，实在是因为他有火样瑰丽的忘我的战斗精神而形成的。
这首小诗轻捷洒脱，寥寥数语，就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线条流畅，动态鲜明的舞台人物速写图。
“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诗的一二句写弹筝的女子纤手拨筝，正处于弹奏状态。筝是一种弦乐器。从唐诗中所描写的筝来看，筝是十三根弦，如：“花脸云鬟坐玉楼，十三弦里一时愁”（白居易《听崔七妓人筝》）。“大艑高船一百尺，清声促柱十三弦”（刘禹锡《夜闻商人船中筝》）。此诗是速写，当然必须抓住最能突出主题的部分。最引人注目的，首先便是弹筝者手中正在拨弄的乐器，特别是那绚丽华美，闪烁着点点金色光斑的弦柱。接着，诗人的目光又自然而然地落到那双正在琴弦上跳动的洁白如玉的纤手上，以及弹奏的环境。雅致的筝枕，自然别有一番情味。从画面上看，“金粟”、“素手”、“玉房”交相对比，色彩明丽而华贵，虽然是速写，却又施重彩，给人以极为强烈的印象。绘画毕竟是视觉的艺术，而鸣筝所成的乐曲则是作用于听觉的艺术。一、二两句诗所绘出的画面是绝妙的，读者从中瞥见了闪光的琴柱、白嫩的巧手、雅致的筝枕，但却没有听到琴声。也许是精湛的工艺、绰约的风姿使诗人过于全神贯注了。
“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诗人终于注意到弹奏出的乐曲本身。诗的前两句写女子正在弹筝，按此写法，接下去似乎应该描写女了的弹奏技艺，或者表现秦筝极富感染力的音乐形象，但出人意料的是，三、四句并不沿袭通常的写法，而是描写女子为了引起知音者的注意，故意错拨筝弦。相传三国时代的周瑜，别人奏曲有误，他就回头一看，此诗显然受到了这个故事的启发。“时时”说明这并非偶尔失手，也并非技艺低下，因为这失误明显地属于有意为之。有人将她的有意错弹理解为“妇人卖弄身份，巧于撩拨”（清·徐增《而庵说唐诗》），似乎弹筝女子的微妙心理，仅仅是一种邀宠之情；其实这种故意的失误是出于寻觅知音的苦心。她大约也是沦落风尘之人，对一般浪荡子弟，她的故意错弹饱含着对这班人的嘲弄和蔑视，但总会有一天，真正的知音——她的“周郎”会听出那曲中的深意，从而向她投去会心的一“顾”的。此处的“周郎”喻指听者，“欲得”就意味着当时坐在一旁的“周郎”没有看她。为什么不看她呢？大概听者已经完全陶醉在那美妙的筝声中了。本来这应该是演奏者最祈盼的效果，最欣慰的时刻，然而，这情景却不是这位女子此时最渴望的效果，因为她心中另有所思，思不在听者赏音，而在于一“顾”，怎么办呢？她灵机一动，故意不时地错拨一两个音，于是充满戏剧性的场景出现了：那不谐和的旋律，突然惊动了沉醉在音乐境界中的“周郎”，他下意识地眉头一皱，朝她一看，只见她非但没有丝毫“误拂”的遗憾和歉意，两眼反而闪烁出得意的眼神——原来是误非真误。为了所爱慕的人顾盼自己，便故意将弦拨错，弹筝女的可爱形象跃然纸上。这两句正面写出了弹者藏巧于拙，背面又暗示了听者以假当真，而这种巧与拙、假与真，又在那无言的一顾之中获得了奇妙的统一。它不仅说明弹者是高手，听者是知音，而且传神地表现出两者的心理神态，其意趣韵味无穷。
这篇散文叙述了谏官的来历，阐明了谏官的责任和应具备的品德以及谏官石刻的由来，告诫谏官们要恪尽职守。全文结构简短，层次鲜明，笔锋犀利。
开头“古者谏无官”，用意不在此，而是为了说明“无不得谏者”。相传尧时曾设鼓于庭，使民击之以进谏。古时虽无谏官。但人人都可以进谏。到了汉代，才开始设置谏议大夫，专掌指陈朝政缺失之职。行文至此，从“无（谏）官”到“置（谏）官”，说明了谏官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因而接下来关于谏官“为任亦重矣”的议论，就是水到渠成之笔。既然责任重大，身为谏官，就有个怎样尽职的问题，作者是从方法和品德两方面来阐述的：就方法讲，“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就品德讲，当抱定不为自身谋名逐利的宗旨。“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谏官本无什么实权，看上去与“利”没有什么关系；但谏官的名声很重要，声名狼藉的谏官，不能取信于人。以上仅一百字的篇幅，行文却周详，面面俱到，文字简洁利落。最后以天禧、庆历、嘉祐三个年号冠头，将设置谏官、谏院题名、易版为石三件事交代得清清楚楚。四十个字，跨越四十余年，可谓惜墨如金。
文章起笔突兀，收笔凛然，为文章增色不少。作者记谏院题名，落笔首句却是“古者谏无官”，不读下文，读者不知道从何说起，陡峭之笔，增强了文章的吸引力。收笔“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面对后人“历指其名”作不留情面的评判，人人凛然生畏。诚如作者所言，“可不惧哉”。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敢于直谏，体现了不阿谀奉承，举忠斥奸，不为身谋的精神。作者曾说自己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对人讲的，其廉洁奉公、以节俭为乐的品德，一直被人传颂，而这篇散文则是他这一品质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