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用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生动地描绘了一位捣衣女子对出征边塞的丈夫深切思念之情，盼望战争早日结束、丈夫早日归来团聚的急迫心情。全诗五七言杂用，笔法含蓄细腻，意境优美，辞藻华丽。
前四句为第一层， 主要是运用客观描述的方法，来反映妇女们给丈夫缝制衣裳时轻捣布帛的凄凉忧伤情景。
诗一开始，通过交代捣衣的地点、时间、人物，把读者引入一种特有的凄凉境界。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长安城中，时间是秋天的夜晚，人物是美丽的女子，她们正在精美的捣衣石上用木棒轻捣黄色的布帛，使之柔软，准备为离家远戍边塞的丈夫缝制御寒的衣裳。首句的“秋夜长”，一个“长”字写出了女子的无限惆怅，她们的日子是多么难熬，有着度日如年的感受。第二句用了许多修饰词，“佳人”写出了女子的年轻美貌， “锦石”写捣衣石的精美， “流黄”是借代词，指黄色的布帛鲜艳漂亮。男耕女织本是中国劳动家庭的合理分工，秋夜里美貌的女子在精美的捣衣石上轻捣丝帛，这本来是一幅意、境俱美的织妇画， 富有强烈的审美意义，然而长夜难熬，却使这美好的生活带上了凄苦悲凉、孤独寂寞的气氛和色彩。作者运用这种笔法来突出妇女为远戍边塞的丈夫捣衣时所引起的思念之情，音调凄婉，颇有情韵。
接下去的两句 “香杵纹砧知近远，传捣递响何凄凉”写捣衣捣：妇女们捣衣的捣响有远有近， 次第传来，十分凄凉。如果说前两句是叙写一位美貌女子捣衣时的凄苦和寂寥，用词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这两句则推而广之，写众多的妇女都在为丈夫赶制御寒的戍衣，秋季的到来，预兆着天气马上就要变冷了，妇女们一边捣布，一边深切地思念着自己的亲人。从这远近传来、次第错落的捣衣捣中，不仅可以听到她们的哀怨， 而且可以听到她们的泣诉！也许她们正是用响亮的捣衣捣来掩盖自己的悲苦泣诉！这彼起此伏的捣衣捣互相响应着，表现出她们对战争的愤怒抗议。
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抒情，表现妇女们对远戍边塞的丈夫的深切思念之情。
“七夕长河烂， 中秋明月光”，这一联是五言诗句。 银河星系是人们肉眼看见的星座最多、光彩灿烂的星系，所以这里说“长河烂”；中秋节的时候明月满弦， 月光明亮， 古代习俗常常以中秋为家人团圆的日子， 古诗中亦常用中秋明月寄托相思之情。所以这两句诗即是以牛郎织女相会的故事和中秋家人团圆的习俗，来反衬出捣衣妇女的独居凄凉及相思之苦。
最后两句“蠮螉塞边绝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寓意更加明确。前面一句蕴含着两层意思： 一层指天气渐渐冷了， 一年又将过去， 寓意着丈夫的戍役遥无期限； 一层是说守戍边地的亲人绝断了音信，死活不得而知，妇女们想念得更加焦虑凄苦。后面一句的意思是说，妇女们在居处的楼上观察天狼星的动向， 盼望着边塞的战争已经停息，侵略者已被击退，丈夫能够早日回家来团圆。
这两层意思之间，密切联系，浑然一体，天衣无缝。
这首诗的主旨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讽刺现实之作，一说是赞美正直官吏之诗。全诗三章，每章四句。从表现手法说，属赋体。诗人以衣喻人，从羊羔皮制的朝服的质地、装饰，联想到穿朝服的官员的品德、才能，极其自然，也极为高明。
《郑风·羔裘》这首诗，起笔描述羔裘的外在美，作者具体而微地描写了羊皮袍子的皮毛质地是如何的润泽光滑，袍子上的豹皮装饰是如何的鲜艳漂亮。然后才赞美穿此羔裘的人的内在美，写外在美的目的是通过对羊皮袍子的仔细形容，和对其中寓意的深刻揭示，借以赞美穿羊皮袍子的官员有正直美好能舍命为公的气节，有威武勇毅能支持正义的品格。总而言之，人衣相配，美德毕现，这位官员才德出众，不愧是国家的贤俊。外在美、气质美和品行美、形象美高度统一。这样理解符合认为此诗主旨为赞美优秀官吏的说法。
这首诗，从表现手法说，属赋体。作者以衣喻人，从羊羔皮制的朝服的质地、装饰，联想到穿朝服的官员的品德、才能，极其自然，也极为高明。因为衣裳总是人穿的，从衣裳联想到人品，再自然不过了。至于一个人的品质、德性要说得很生动、形象，就不那么容易，而此诗作者的聪明之处，也在这里。他用看得见的衣服的外表，来比喻看不见、感得到的较为抽象的品行德性，手法是极为高明的。比如，从皮袍子上的豹皮装饰，联想到穿这件衣服的人的威武有力就十分贴切，，极为形象。但作为一首讽刺诗来说，有些过于含蓄，以至千百年来聚讼不已。
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