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诗人在闲暇之余黄昏泛舟游太湖的所见所感以及乘舟返城的过程。全诗高雅淡远，浑然一体。充分表现出作者游玩时闲适以及对豁然阁的依依眷顾之情。
“云霞堕西山，飞帆拂天镜。”句写诗人黄昏出游，飞帆驶入澄静的太湖。“云霞堕西山，飞帆拂天镜。”诗一开始就把人们引入奇美的境界，绚丽多姿的晚霞在西山上空飘浮，清风徐吹，帆船轻轻划破水平如镜的湖面，这景象，令人想起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中间四句写诗人登上了豁然阁，凭窗远眺。阁窗直对湖面，湖光映照得十分明亮。他赞叹这窗开得巧，凭倚窗前，太湖千顷碧波尽收眼底。当幽暗的夜的帷幕缓缓下降的时候，湖景倍加奇丽，映照水面的明月射出淡淡的白光，朦胧而又神秘。一阵风挟来了一霎雨，破坏了平静，把如璧的湖月撕得粉碎，仿佛沉人了湖底。
“时邀竹林交，或尽剡静兴。”句概述诗人的志趣。他时而邀朋聚会，这些朋友志趣高尚，如同晋代的竹林七贤；他又时而出访知交，如王子猷雪夜访戴，全凭兴趣。
结尾二句写乘舟返城。诗人乘着轻快的小船返回北城，途中隐隐约约听见清脆悠扬的钟磬声发自附近的庙宇。诗人隐隐流露了对豁然阁的依恋之情。
这首五古文笔轻淡，诗思摇漾。其中前两句一“堕”一“拂”，高阁之崇，湖水之阔尽现。次二句以“一窗明”纳“千顷静”，形成视觉与听觉之通感效果，末二句以一叶扁舟遥协“飞帆拂天镜”，然又忽折笔势，将此轻快的动感复引入“隐隐闻钟磬”的幽深而空灵的静境。明显受了中唐诗人韦应物“高雅闲淡”的山水诗的影响。
词从环境描写入手：“烟收湘渚秋江静，蕉花露位愁红。这两句景物搭配上，一远一近，一大一小。前句是全镜头，摄取了秋江、秋空和洲渚的画面，显示出远景的辽阔以及秋郊的寂寥。后句特写镜头，把焦点集中在蕉花上。美人蕉叶肥花大，花色深红，惹人注目。但是这一句的描写，却打上了深深的感情色彩。词人构思的艺术匠心使此带露的鲜花，带上了人具有的饮泣、愁怨的情态，从而为全词定下了凄凉愁怨的主调。不仅如此，词人何以选择蕉花而不是其他的花来描写，除了因其显眼这一点外，还隐喻的有“美人”之意。这两句，既描写了黄陵庙的环境，也暗喻了庙中女神湘妃的愁怨情怀，开篇起得很好。“翠竹暗留珠泪怨，闲调宝瑟波中”。《牡丹亭》中杜丽娘因爱而生，又因爱而死，可见世间爱是可以穿越生死路。当娥皇、女英在现实中得不到爱情时，便投湘水而死，化为“湘夫人”，鼓瑟之声，希望远去的心上人的灵愁还能够听到美妙的音乐声，借以寄托慰问、慰藉哀思。帝舜走后，二妃惟有时时弹奏瑶瑟，让美妙的音乐声荡绿波，借以寄托慰藉哀思。黄陵庙里的神女塑像栩栩如生，香冷粉消的花容月貌楚楚动人，头上梳着像花一样的环形发鬓，耳边的头发似绿云重重，二妃居于古祠殿中只有飒飒冷风濛濛苦雨与她们为伴，表达了二妃的凄怨和内容的情感。挥泪成斑，湘浦鼓瑟充满了飘渺的神话色彩，也充满了浪漫气息。“古祠深殿，香冷雨和风”又是词人惋惜二妃悲剧性的死，以景结情含有余不尽之意。 [6]
舜之二妃娥皇、女英的故事以其哀婉动人，千百年来广为流传，成为文人墨客歌吟讽咏的常见题材。张此词即咏此事。词的上片“烟收”二句用环境烘托悲剧的气氛。紧接三句写二妃离京寻舜帝于水云之乡，形象动人，情意婉转。下片开头二句写出湘妃竹与湘妃鼓瑟的故事。后三句又以景结情，余韵悠长，与开头悲剧呼应。
这首词咏怀古迹，凭吊湘妃，将追怀帝舜的湘妃如怨如慕之情写得“祭神如神在”，且写了人神之共性，具有人类通常具有的优美情怀。全词以景起，以景结，中叙二妃事；娥皇、女英的形象与黄陵庙环境的阴冷气氛融为一体，情景相生，酿造出一股凄凉愁怨的情味。作品“极缥缈之思，不落凡俗”，成功地运用神话题材，创造出幽艳空灵的审美境界。
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没有题目，作者不知所咏鸟儿的名字，其本意也不是咏鸟，诗中的政治讽刺意味虽然十分显豁，作者还是不愿直接点明，所以用“绝句”代题。
由陈入隋的诗人韦鼎写过一首《在长安听百舌》：“万里风烟异，一鸟忽相惊。那能对远客，还作故乡声。”也是由一鸟相惊而触动政治感慨，不过是通过埋怨鸟儿在异地仍作乡音而寄托深切的乡国之思。道潜则是慨叹无名之鸟难为善鸣者所容，借以对专权用事者予以讥刺。二诗都用正言反说之祛，韦诗责怪百舌实际是怜惜百舌不知风烟之异，道潜说黄鹂、百舌善鸣实是责其不容异鸟争呜，只不过一个说得曲折，一个用的是比兴。
此诗发端用叙事句法写鸟儿居于高岩而不为人所知，其品种十分珍奇。它飞入户庭时，与春风欵曲而语，又显得十分亲切诚挚。这句写鸟儿情态可爱，依依动人。接着叹息：户庭里得势的是百舌和黄鹏，你唱得再好又有谁听？这一问，表面上只是惋惜户庭已有善鸣之鸟，异鸟飞来未必能受赏识，其实意味深长。黄鹂、百舌都是常见的鸣禽，黄鹂即黄莺，百舌是伯劳的一种，一名反舌，能反复其舌，在春天随百鸟鸣叫，到夏天停止。这两种鸟因鸣声圆滑而常为人所畜养，它们把持歌坛，自不容珍奇的鸟儿前来争鸣。同时，古人认为，“反舌有声，佞人在侧”（《汲冢周书》），杜甫《百舌》诗曾借此鸟托讽说：“百舌来何处？重重只报春。……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直接以百舌的鸣叫来影射君侧有谗佞之人。联系道潜的身世背景来看，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
道潜与苏轼交好，绍圣（1094-1098）初期，苏轼被贬往惠州，道潜也因作诗讥刺时政而得罪，被勒令还俗，编管兖州。当时新法已经变质，执掌朝政的是章惇、曾布、蔡京等一伙人。这首诗将这一伙人比作鸣声圆滑、反复其舌的百舌、黄鹂，不光是嘲讽他们凭着伶俐圆滑、唱得好听而得势一时，而且还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的客观意义要比作者的寄意还要深广。无名鸟儿唱得再好也无人来听，又说明听众缺乏鉴别能力，既不识高低，又不辨清浊，只能欣赏百舌、黄鹂凡庸的曲调。它还联系到自古以来由于小人用事而致使人才受排挤、遭冷落的现象，以及由于世人鉴识力的低下而造成的曲高和寡、庸音喧扰的情况。所以，此诗虽然语浅意露，一目了然，却能在多方面发人深思。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