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恋情词，叙述一个“偷掷春心”的少女对远在他乡的恋人的怀念与忧思。这位少女的身分，词中虽有“青楼”字样，但据曹植《美女篇》“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她应是府第中的闺阁，由词意可见，她不是妓女，而是良家女儿。她对恋人的感情是纯洁无瑕的。写恋爱男女双方分开而引起忧愁的情感，是唐宋词中常见的主题。但吕渭老的这首词，却鲜明地表现出疏秀明丽、自然清新的艺术风格。
这首词的中心写的是愁。作者在起调处就开始刻画这位少女的“愁”的形象。以“春晚”点出时节，暗寓伤感。在古典诗词中，晚春常常出现百花零落的“残红”景象，象征着“愁”。“昼寂寂、梳匀又懒”，承“春晚”而来。寂寞与“懒”，都是晚春季节给人的感受，这里同时又是这位少女孤单无伴、百无聊赖的心理表露。她虽然梳头、匀面，但却只能独坐“青楼”，独消永昼。“乍听得”两句，转写动景，亦承“春晚”而来。鸦啼莺弄，本当赏心悦耳，可在她，却引起了相反的效果：“惹起新愁无限”！用反跌之笔，更为深刻地写出了这位少女心灵深处的“愁”。至此，始露“愁”字，又借莺声引出，是作者用笔婉转生姿处。这是全词的第一个层次，写少女的忧愁的情态，一片愁云，笼罩全词。“记年时”以至上片结句，是全词的第二个层次，以回忆的笔调，从刻画形象、剪裁画面入手，写这位由初恋至热恋的全过程。
插入叙事。“记年时”的“记”，是个“领字”，领起下文五句，在语法结构上，这五句都是“记”的宾语，是少女所“记”的内容。这五句，层次分明，连珠而下，气脉一贯，从中似乎可以觉察到这位少女在恋爱过程中紧张而愉快的心情。这五句所叙述的内容层次是：先写初恋的时间：“年时”，即那年。“偷掷”两句，则是写与恋人初次相见时的情态。作者在“相见”前连用“花间”、“隔雾”、“遥”三个修饰语，把这次相见写得温馨浪漫、极富情致。且写出见面时相距较远，而且在花丛中由花枝掩面。尤其是还隔着那轻纱般的雾。这就活画出这位少女在恋情（“春心”）萌动、勇跃欲试时的羞涩与紧张，与“偷掷”的“偷”字配的搭极当。自然，作者把这次相见置于如此美妙的环境之中，不无象征爱情美好。然后写恋情的发展：“角枕题诗——宝钗贳酒——共醉青苔深院”。这里的“便”，也是“领字”，有“于是，就……”的意思。在“记”字领辖范围中，再用一领字，意在加强下三句的句间联系，层层递进，不容稍懈，表现了双方恋情的迅速发展。同时，用“便”字把“记”字所领起的五句，在节奏上分开，使下三句成为上二句的自然发展，上二下三之间，“便”字成了联系的纽带。领字之中有领字，使结构疏密有致，节奏鲜明，足见作者驾驭语言功力。
下片换头处以“怎忘得、回廊下，携手处、花明月满”，紧接上片，并为上片的美好的回忆作总结。紧接着，用“如今但……”作有力地转折，开拓这首词的第三个层次，展现出凄凉的画面。这一层，与上片所写对爱情的美好回忆，正好互为反衬，从而表现这位少女心灵深处的凄凉，同时也揭示了这位少女“愁”的根源所在。这正是作者的曲折用笔，巧妙安排。“但”是个“领字”，领起“暮雨”、“蜂愁蝶恨”、“小窗闲对芭蕉展”三句。这三句，一句一个画面，景中寓情。
“暮雨”纷纷萧萧，如丝如麻，景象暗淡凄清而纷乱，从而进一步表现了少女心情的纷烦与凄苦：“蜂愁蝶恨”一景，承“暮雨”而来，明写蜂蝶，暗写少女，“小窗”云云，则是明写少女了。三句内容的排列，由物而入，由晦而显，然后再以“却谁拘管”直抒幽怨，同时也暗示出她那美好的爱恋，已如流水落花，不堪回首，为最后一层意思预作安排。最后一个层次，是词的歇拍：“尽无言、品秦筝，泪满参差雁。腰支渐小，心与杨花共远。”这是全词抒情达意的脉穴，写尽少女愁极而悲、悲极转忧恨的复杂情态。筝，《隋书·乐志》说始于秦，故称秦筝；筝声哀，故称哀筝。
李峤咏筝诗有“莫听西秦奏，筝筝有剩哀”，岑参《秦筝歌》有“汝不闻秦筝声最苦”、“闻之酒醒泪如雨”等句。筝十三弦，承弦的柱参差列阵如雁行，故刘禹锡称其“玫瑰宝柱秋雁行”（《伤秦姝行》）。这位少女“闲品秦筝”以写其哀，声情相应，不禁悲从中出，以致“泪满参差雁”。意深而语新，一句写尽少女相思之苦。“腰支渐小”，说人消瘦，是长期愁苦悲痛的明证。“心与杨花共远”，借杨花飘逝以写少女愁绪的悠远、渺茫，心犹杨花，杨花似心，寸心千里，情深而句秀，有“有馀不尽之意”（张炎《词源》），深得词家结句之法。且杨花变晚春之物，用以结句，遂使全词首尾照应，回环往复，浑然一体，亦作者匠心独运之处。
这首词叙事抒情，层次分明，从刻画形象入手，由画面组织成文，构思巧妙，情致婉转。前人称吕渭老的词婉媚深窈，与美成、耆卿相伯仲。从这首《薄幸》词看来，并非过誉。
组诗第一首写诗人住所的竹篱下侧生长着桃杏树各一株，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的诗人简陋的住房就靠它装饰点缀着。可是这一日无情的春风不但吹断了几根花枝，连正在树头啭鸣的黄莺也给惊走了。于是诗人责问春风：你为什么容不得我家这点可怜的装饰呢？春风无知，诗人责问得无理，但正是这无理的责问真切地描摹出了诗人心头的恼恨，由此也反衬出了诗人对那倾斜于篱前的桃杏和啭鸣于花间的黄莺的深厚感情，曲折地反映出了诗入生活的孤寂凄凉。同时，这一责问还另有含意。灼灼桃杏和呖呖莺声本是妆点这明媚春光的，而春风又正是召唤花开鸟啭的春天主宰。这有功无过的桃杏装点了明媚的春光，却不为春风所容，正是隐喻诗人的遭遇。作者以桃花杏花自比，用春风暗指皇帝和佞臣，既抒发自己蒙冤受贬之情，也有对皇帝昏庸无知的谴责。以篇幅短小的绝句，不用一典而能包含十分丰富、深远的意蕴，技巧已臻化境。
第二首诗的意思取自杜甫《可叹》诗的“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而进一步将比喻世事变幻无常的题旨改为对翻云覆雨玩弄权术的奸佞小人的憎恨。
《蔡宽夫诗话》云：诗人作此诗后，其子嘉祐曾提出第一首后半与杜甫诗“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相似，建议改写。诗人听后欣然说道：“我所作诗句的精诣，竟然能够暗合杜子美么！”不但没改，反而又咏一首诗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苕溪渔隐丛话》引）对自己诗风的“暗合”，其实也就是由学白居易转而向学杜甫，他是抱以欣慰的态度的。此处杜甫诗是指《绝句漫兴九首》之二。王禹偁在遣词命意上与杜诗的确有点类似，但师其辞而不师其意，创造出全新的境界。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