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描写了金代京都元宵佳节人山人海，人们盛装出游的欢快气氛。全诗浅白如话却富有情趣，用短短的诗句，表达了诗人在节日的欢乐之情。
开头两句写京都元夕的热闹场面，“袨服华妆”写出了游人们穿着鲜明华丽，“六街灯火”写出了大街小巷到处在舞弄着花灯的景象，前两句用元夕日，街上的人们的装束和举动反衬了汴京一派繁华、升平的气象，也为下文诗人这个穿着长衫的读书人都外出游玩，沉醉在游人的欢声笑语，抒发情感作铺垫。
而三句一转，用“长衫”对“炫服华妆”，写到自己竟然也随游人追欢逐乐。一个隐晦的发问，包含着辛酸的自嘲，严峻的自责，同时也是对前面所铺叙的场景的否定。表现了诗人对此时金朝的偏安处境的嘲讽，也表达了对繁华背后危机的担忧。
此诗展现了游人在元宵节游玩的景象，写出了元夕夜的盛世繁华，手法上，用乐景抒哀愤之情，长衫和炫服华妆的对比，含蓄动人，意味深长。
此诗通过对乘船东行，河两岸上原野落花缤纷，随风飞舞等景物的描述，表达了诗人这次远行，非常轻松畅快，心旷神怡。
全诗写坐船行进于襄邑水路的情景。首句写两岸飞花，一望通红，把作者所坐的船都照红了。用“红”字形容“飞花”的颜色，这是“显色字”，诗中常用；但这里却用得很别致。花是“红”的，这是本色；船本不红，被花照“红”，这是染色。作者不说“飞花”红而说飞花“照船红”，于染色中见本色，则“两岸”与“船”，都被“红”光所笼罩。
次句也写了颜色：“榆堤”，是长满榆树的堤岸；“飞花两岸”，表明是春末夏初季节，两岸榆树，自然是一派新绿。只说“榆堤”而绿色已暗寓其中，这叫“隐色字”。与首句配合，红绿映衬，色彩何等明丽！次句的重点还在写“风”。“百里”是说路长，“半日”是说时短，在明丽的景色中行进的小“船”只用“半日”时间就把“百里榆堤”抛在后面，表明那“风”是顺风。作者只用七个字既表现了绿榆夹岸的美景，又从路长与时短的对比中突出地赞美了一路顺风，而船中人的喜悦心情，也洋溢于字里行间。
古人行船，最怕逆风。作者既遇顺风，便安心地“卧”在船上欣赏一路风光：看两岸，飞花、榆堤，不断后移；看天上的“云”，却并未随之而动。作者明知船行甚速，如果天上的“云”真的不动，那么在“卧看”之时就应像“榆堤”那样不断后移。于是，作者恍然大悟：原来天上的云和自己一样朝东方前进。
作者坐小船赶路，最关心的是风向、风速。这首小诗，通篇都贯串一个“风”字。全诗以“飞花”领起，一开头便写“风”。如果没有“风”，“花”就不会“飞”。次句出“风”字，写既是顺风，风速又大。三、四两句，通过仰卧看云表现闲适心情，妙在通过看云的感受在第二句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既遇顺风、风速又大，而作者的闲适之情，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应该看到，三、四两句也写“风”，如果不是既遇顺风、风速又大，那么天上的云便不会与船同步前进，移动得如此迅疾。以“卧看满天云不动”的错觉反衬“云与我俱东”的实际，获得了出人意外的艺术效果。
诗的首句“迟日园林悲昔游”，是因眼前的春光回忆起往昔的春游。当年，春日迟迟，园林如绣，游目骋怀，该是心旷神怡的。而这里追叙“昔游”时却用了一个“悲”字。这个悲，是今天的悲，是从今天的悲追溯昔日的乐；而反过来，也可以说，正因为想起当时的游乐，就更觉得当前处境之可悲。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这一句诗是用现在的情移过去的境，为昔日的欢乐景物注入了此时的悲伤心情。
诗的第二句“今春花鸟作边愁”，是从昔游的回忆写到今春的边愁。一般说来，鸟语花香是令人欢乐的景物；可是，这些景物却使诗人更想起自己正在流放去边疆的途中。鸟语也好，花香也好，在诗人心目中只构成了远去边疆的哀愁。这一句诗是以心中的情移眼前的境。诗人缘情写景，因而景随情迁。如果就艺术手法来说，以“花鸟”与“边愁”形成对比，是从反面来衬托边愁。与杜审言的这句诗有些近似的有杜甫《春望》诗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联，司马光的《续诗话》评这一联诗说：“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这里，以花鸟可娱之物来写“感时”、“恨别”之情，采用的也是反衬法。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对杜甫有直接影响。“花溅泪”、“鸟惊心”一联，可能就是从“花鸟作边愁”这一句化出的。
诗的第三句“独怜京国人南窜”，是整首诗的中心，起承上启下作用。上两句，忆昔游而悲，见花鸟成愁，以及下一句为江水北流而感叹，都因为诗人远离京国，正在南窜途中。上下三句都是围绕着这一句，从这一句生发的。但这一句还没有点到《渡湘江》这个题目。最后一句“不似湘江水北流”，才提到湘江，点破诗题，而以“水北流”来烘托“人南窜”，也是用反衬手法来加强诗的中心内容。
杜审言渡湘江时，正值春光明媚，绿水映青山，秀丽的异乡风光撩人意绪，使被贬迁异地的诗人缅怀过去，遐想未来，心中怅惘、失落。因此诗的起句感情深沉地直诉：“迟日园林悲昔游”。他触景生情，回忆起从前在这春光晴丽的大好时光里，尽情游赏园林景色的乐趣，间或还有朋友与他一同饮酒赋诗，赏春惜春，好不痛快。如今只身南迁，心中之悲不难想象。“迟日园林”与“昔游”之间加一“悲”字，使句意曲折而丰富，语势跌宕而劲健。对句：“今春花鸟作边愁”。“今春”指出渡江的时间。“花鸟”概括春景，虽没有直接描绘声色，而鸟语花香的境界已在眼前。“作边愁”，是说今春的花和鸟不同往年，它们也含愁带恨。这里用了移情入景的手法，以比兴表达诗人的愁思。一个“作”字，语意双关。既象说花鸟，又是说人，亦可理解为人与花鸟同说，婉曲而有机趣。
这句诗色彩清淡，情意浓挚，七个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远游伤春的情怀。“独怜京国人南窜”，是这首诗的中心所在，从前两句的忆春、伤春转入叙事抒情，感慨自己从京都流贬到荒僻的南地。“独”字下得有力，使全句生神，激活全篇。“不似湘江水北流”，紧承第三句点题作结，出语自然。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说：“初唐七绝，味在酸咸之外，‘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 ’，读之初似常语，久而自知其妙。”所谓“味在酸咸之外”，即指诗中蕴含的情感复杂丰富余味无穷。这些诗句的妙处，不仅在于融情于景，而且还通过时间、空间、景物的不同对比，形成一种杳邈迷茫的意境，仿佛有万般的游丝争惹人的离愁，读者细细体味就能感受其巨大的感染力。“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初读似常语，并无警策之处，仔细品味，就可看到诗人怅惘的形象。他独立舟头，思悠悠，无限离愁，正如一江春水向北流。杜审言性格爽朗轩豁，喜直抒胸臆，这自是其诗的特色之一。《载酒园诗话》说他“即作磊砢语，亦犹苏子瞻坐桄榔树下食芋饮水，略无攒眉蹙额之态。”这段形象的评语，可帮助我们从多方面去感受欣赏杜审言诗的风格。
胡应麟对这首诗的评价很高，他说：“唐初五言绝，子安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变梁陈，音律未谐，韵度尚乏。惟杜审言《渡湘江》、《赠苏绾》二首，结皆作对，而工致天然，风味可掬。”这首诗以押韵对起，又以对作结，俱有整齐美、和谐美以及反复咏叹的韵味。初唐时期是七绝初创的阶段，杜审言这首《渡湘江》是有相当影响的，说它“具有开启诗坛新风的作用”，也不为过誉。
这是一首情词，写词人心仪的一位女子。上片是回忆初见时的场景，下片是写近来女子的变化。全词对女子的神态和心理刻画细腻，生动地描写了女子当初嬉戏时的娇痴和风前散发的风情，以及近来见面时聚眉蹙额低头无语的神态，细微地揭示了女子心理和情感的变化，风格婉约、缠绵、多情。
这首词的第一句作者曾改动过。顾随先生说：“《苕华词》是静安先生后来改定，故多有歧异。虽间有不如人间词者，然泰半较胜。”而这首词恐怕属于改定后“不如人间词者”。在《人间词乙稿》中，这首词的开头是“弄梅骑竹嬉游日，门户初相识”。“弄梅骑竹”，是写两小无猜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结合下片的“近来瞥见都无语”来看，那是写从小就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唐代诗人李白有一首五言乐府《长干行》，述说了一个女子从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到羞涩寡语的少妇，再到为爱情而忠贞等待的思妇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王国维这首词开头就用了李白诗中“弄梅骑竹”的典故，可见他是有所借鉴的。
然而，词的传统与乐府诗的传统不同；同样写美女爱情的小词，用女子口吻和用男子口吻之间亦有微妙的区别。所以，王国维这首词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缺点。乐府诗本是“缘事而发”的民歌，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因此文人在仿乐府诗的时候，态度是认真的和写实的。而词是文人在歌酒筵席上用来娱乐的作品。早期文人在写词的时候持一种游戏和消遣的态度，用浪漫的眼光去赞美眼前的美女并想象她们对自己的爱情。在这些词中，以女子口吻所写的作品往往因其对爱情的执着与奉献，产生一种超出爱情主题之外的“境界”。至于以男子口吻所写的作品，一类与诗相近，是以感情真挚取胜的；另一类并没有真挚的感情，只是逢场作戏或者以种含有情欲的眼光去观察女子，未免“等而下之”。但这首词却不是以感情或境界取胜，而只是以语言的生动自然和人物描写的传神入微取胜。它看起来没有那样轻佻儇薄，只是因为“弄梅骑竹”令人联想到《长干行》中所写的那个“本色”的中国古代传统女性，她使人产生更多的怜爱之意而不是风情之想。但“金鞭珠弹嬉春日”就不同了。“金鞭”和“珠弹”本来是唐代诗人描写豪奢少年的常用之词，加之南宋诗人陆游的《无题》有“金鞭珠弹忆春游”句，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那是陆游思念他在蜀中认识的一个妓女的。王国维用了这个出处，就使得后边的“娇痴”“散发”“凝脂”“工愁”都变成了一个冶游男子眼中美貌女子的风情作态，失去了“弄梅骑竹”造成的那份朴实本色的美的联想。
王国维之所以这样改动，或许是那个女孩子确有其人，作者以前可能对她有好感，因而写了这首词。但后来其人已嫁，为掩饰这段感情，作者故意改动，使它变成了与那个女子毫不相干的一首“花间”风格的“侧艳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