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注释
娇红白:形容百花繁茂。
疏狂:狂放不羁貌。
离披:散乱貌。
潘令河阳:晋潘岳,为河阳令。后世泛指妇女所爱之男子。
前四句“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交代节令、天气、环境,渲染赛前热闹的气氛。
第五、六句写州郡长官前去观看竞渡。第七、八句用“罗衣”、“银钗”借代观看竞渡的女士,从味觉、视觉两方面形容观看比赛的人多。
第九至第十八句描绘第一次竞渡的情景,所用比喻特别多,例如以:飞万剑:形容棹影上下翻飞的快捷,以“鼓声劈浪鸣千雷”比喻鼓声既响又急,以“目如瞬”形容龙目的生动,以“霹雳惊”形容坡上观众喊声突发、惊天动地,以“虹霓晕”形容锦标五彩缤纷,令人五花缭乱。
第十九、二十句“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从参赛者和观赛者两个角度写竞渡双方的情绪,“两岸十舟五来往”写双方十艘船又比赛了五次,使竞渡又掀起了一个高潮。
第二十三句“须臾戏罢各东西”中的“各东西”意思是塞外以后各自分开,第二十四句“竞脱文身请书上”的意思是刚赛完,输方不服,双方又脱了上衣,露出刺花的身体,请求再决雌雄。
最后四句是作者观看竞渡后的感慨,由竞渡者的互不相让联想到执政者的朋党之争。
这首词,《词综》作于真人词。玉蟾先生《诗余》作葛长庚词。《全宋词》“无名氏目”录此题,全文见《词综·卷二十四》。
这首词的主旨在于表现暮春时节落拓无依的羁旅之愁。上片浓艳,下片疏淡。
“绿暗红稀”正是李清照《如梦令》中之“绿肥红瘦”,意味着绿叶成荫,而百花凋落。从“绿”、“红”二字见色彩之艳丽,而“暗”、“稀”二字,却又给人以迟暮之感,全篇感情基调已由这四字定下,以下乐景,哀景亦由此发端。“春已暮”点明时节。“燕子衔泥,飞入垂杨处”句,画感鲜明,形象优美,洋溢着生活气息,有如春的赞歌,这里写的是乐景、“柳絮欲停风不飞”句,仍写暮春之景,却使人在情绪上顿觉跌落。柳絮不能自主浮沉,因风而飘泊不定,让人联想起游子之飘泊无依的情状来,这正是句中景物的寓意。下句“杜鹃声里山无数”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渲染悲凉气氛。“山无数”自是“乱山深处”。杜鹃一声接着一声,使人倍觉悲摧,应是哀景。词的上片就是这样通过对暮春景物的铺陈描写,由乐景引出哀景来,“柳絮”句很自然地体现出这种过度与转折,并为下片抒情留下伏笔。
下片,描绘游子形象,抒发羁旅忧愁。“竹杖芒鞋”正是颠沛流离、终日奔波的远行人之写照,“无定据”显示这远行游子的飘泊无依,同上片“柳絮”句遥相呼应。“穿过溪南,独木横桥路”承接“山无数”,点明词人立足点,即游子之所在。然后用“樵子渔师”来来往往,自得其乐,反衬游子之飘泊天涯,纵有“一川风月”又有什么心思欣赏,“一川风月”意味着夜的来临,加重羁旅无归之悲慨。“谁为主”与“无定据”及以上片之“柳絮”句暗脉相通,进一层表现客身在外,无所归依的心情。
全词有一种浓厚的时代末落气氛,与南宋后期许多士人处境吻合。词中写景全是画笔,浓淡相宜。乐景暗含迟暮色调,渗出悲凉来。乐景转出哀景,浓重地渲染悲愁气氛。寥寥几笔写景却抓飞羁旅特色,构成典型环境,表现主人公之寂寞孤单。全词展现出一幅暮春风月、独木横桥路上、天涯飘泊图来,富有情韵。(陶先淮)
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