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主要描写了诗人奉诏随车驾由广南返回临安时的路上的感想,运用写景寄情的手法,借景抒情,且又直抒胸臆,表达了诗人在国家经历风雨之后,要迎接光明到来时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卧薪尝胆以图中原的决心。全诗运思巧妙,蕴涵丰富,旨深意远,耐人寻味。
“江南非不好,楚客自生哀。”由赋情写起,表明江南地带,并非不好。然而自金兵人据中原之后,转眼五年,黄淮地区,大部分已非吾土。所以思念故国,仍不免使楚客生哀。
第三四两句:“摇楫天平渡,迎人树欲来。”写渡江时情景。摇桨渡江,远望水天连成一片,仿佛天水相平。由于船在前进,所以江岸远处的树,颇似迎人而来。这两句写景入神,且景中寓情。“天平渡”,示天水无际,前进的水路,呈现开阔苍茫的气象;“树迎人”,示行进之时,江树渐次和人接近。隐喻国家正招揽人才,所以自己也被迎而至。
第五六两句:“雨余吴岫立,日照海门开。”融情人景。吴山明朗,云雾尽散,“雨余山更青”,故用“立”字示意。天晴了,红日高照,海门开敞,金碧腾辉,故用“开”字示意。两句写雨后景象,象征国运亦如久雨初晴,光明在望。
结笔:“虽异中原险,方隅亦壮哉!”仍以赋情为主,赞美江南地带,尽管险固有异中原,但也擅有形胜,倘能卧薪尝胆,上下同心,凭借此处以为“生聚教训”的基地,则复兴的希望,必能给人以鼓舞。这两句回映起笔,“虽异”句和“生哀”句相应,“方隅”句和“江南”句相应。在章法上,首尾应接,抑扬相间,笔有余辉。
全诗借开朗景象,以示此行的欣喜,却能不露痕迹,使外景和内心一致,这是诗人用笔高妙的地方。
王守仁因反对宦官刘瑾专权,遭谪边多年。刘瑾败后,官至兵部尚书。但其安邦定国大志终不得伸展,心中自然苦闷,故有夜不入眠,寻幽解闷之举。《龙潭夜坐》便是此种心境的写照。
“何处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声。”首联写“花香”、“溪声”引动诗人游兴。此处开篇点题,扣住“夜坐”落笔,先从嗅觉、听觉写起,“花香”扑鼻而不知所自,“溪声”充耳却隔着石林茅屋。夜深人静,“花香”、“溪声”自然格外清晰,但又都笼罩在夜色朦胧之中,让人感知得到,而捉摸不着,充满神奇的力量,令人向往,激发了诗人的游兴。
“幽人月出每孤往,栖鸟山空时一鸣。”此联写诗人月夜独游。诗人这里自称幽人。明月当空,诗人踏着月光,在龙潭附近夜游。四周一片幽静,唯有山中栖息的鸟儿不时发出鸣叫。这里,诗人意在表现月夜的孤寂空廓,但不从寂静无声上用力,而是特意地写了声响,以反衬周围环境的空旷幽邃,达到“鸟鸣山更幽”的艺术效果,使自然界充满生命的意趣。
“草露不辞芒屦湿,松风偏与葛衣轻。”这一联写诗人徜徉在大自然中的轻松快慰的心境,颇似陶渊明的田园归隐情调。诗人踏着“草露”,迎着“松风”,不怕草鞋打湿,任凭风吹衣飘,虽有露冷风凉之感,但诗人向往归隐生活,一派隐逸风情跃然纸上。
“临流欲写猗兰意,江北江南无限情。”尾联抒发生不逢时的感慨和对大江南北壮丽风光的热爱。孔子在《古琴操》中有《猗兰操》,哀伤生不逢时。王守仁在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后,因小人陷害,以功成罪。作此诗时,正是他伤不逢时的时候,所以借《猗兰操》琴曲名来抒发心中的烦忧。但正当他面对大江,想要发泄不满时,大江南北的壮丽山河,又使他抑郁的心情豁然开朗,足见诗人的胸怀是坦荡豁达的。
全诗写龙潭夜景,一片清幽,含蓄委婉地抒发了诗人厌倦世俗官场,眷然归与的思想感情。
文章通过作者与妻妾的对话,用浅显的比喻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指出历代帝王无不屠杀广大人民而掠夺其财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君权社会中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全文以日常生活起兴,多用比喻,以浅近渐至深奥,由平缓渐至激烈,亦有孟子辩论的遗风。
题作“室语”,示“小中见大”。一般政论文章都有“严正”标题以揭示论题或意旨,此文则作“室语”,意即在家里说的话,看似闲话家常,实为一篇具有精深政洽思想理论的大文字,足以令世人惊心“骇异”,正是寓大于小,小中见大,而又使人感到平易亲切,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作者的理论观点。
家人团坐,自“食鱼”入题。与一般政论不同,此文先由日常家庭生活入笔,有人物,有闲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由“食鱼”谈起,由近及远,逐步导入。唐子夜饮,家人团坐,一家四口,各有坐向,而夫妻相对,为下文对话作好铺垫。从“食鱼而甘”引出与妾的对话,谈鱼味何以鲜美,为后文伏脉。继而唐子由“饮酒乐甚”忽而“拊几而叹”,再由其妻问故,推出“吾欲有言,未尝以语人,恐人之骇异吾言也。今食是鱼而念及之,是以叹也”一段,先垫以“恐人骇异”,提示将有惊世骇俗之见,引读者注目,而又盘马弯弓,引而不发,以为下文蓄势。其妻“愿子试以语我”一句,便开启下文滔滔滚滚一泻千里之势。
三段推理,论帝王皆贼。唐子先以“大清有天下,仁矣”推挡一句以杜人口,以便下面畅所欲言。紧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果然石破天惊,令人“骇异”,一针见血,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字字闪耀着民主的光辉。旋以夫妻问答,作形式逻辑三段论法推理:大前提为“杀一人而取其布粟者为贼”,小前提为“凡帝王皆杀天下人而尽取其布粟”,结论是“所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继又举“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祖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所谓“善”者尚且如此杀人之多,遑论其他!作者紧接着又假设自己“事高帝”、“事光武帝”,那么当他们屠城之始即“必痛哭而去之矣”,表示出极端厌恶和决绝态度。“吾不忍为之臣也”,等于向“忍为之臣”的古今帮凶们也投去一枪。
文势遒劲,斥天子杀人。妻问“当大乱之时,岂能不杀一人而定天下”很有代表性,并将讨论推进一层,文章波澜迭起。唐子先区分“不得已而杀”的情况共两种,一为有罪者,一为临战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死于这两种情况以外:“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所过之处,滥杀无辜,简直是嗜杀成性!而这些“大将”、“偏将”、“卒伍”、“官吏”的大肆屠杀,都是为了“天子”一家一姓的政权,所以“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真是一刀见骨。此言无罪而杀。“天下既定,非攻非战,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此言非战而杀。文章进而通过尖锐的对比,指出一方面是“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眦未干”,而一方面则“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因而怒斥:“彼诚何心而忍享之?”充分暴露历代帝王的狠心与残忍!这二小节文字连用排比,文势遒劲,解剖与批判,力透纸背,使历代帝王反人民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继之,作者又假设“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则将对历代帝王按“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的原则加以百倍的惩罚,因为“天子”本“天下之慈母”,而竟无故杀天下人,则其罪当然“重于匹夫”!这同样代表了人民的正义之声。
回扣“食鱼”,归尧舜本心。此处又以妻问“尧舜之为君何如者”推开一层。作者指“盘中余鱼”继续从“味甘”说起,生动地描述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按之椹上而割之,刳其腹,㓾其甲,其尾犹摇”,而煎烹以进则人不忍食,而人比于鱼又“不啻太山之于秋毫”,于是推出“杀一鱼而甘一鱼之味则不忍,杀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则忍之”,这是违反“人之本心”的,而“尧舜之道”恰在“不失其本心而已矣”。这里,作者根据孟子“性善论”的观点,企图讽谏最高统治者不要“失其本心”,表现了他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殊不知历代帝王为其反动本性所决定,是决不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妇人孺子,皆闻论叹息。文章主旨论列完毕,作者不忘以一小段作首尾呼应:“妾,微者也;女安,童而无知者也。闻唐子之言,亦皆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释焉。”说明唐子之论达理而通情,深刻而感人,妇人孺子无不为之感动,而开篇所出四人皆有着落,从而完整地收结,真乃珠联璧合,浑然一体。
由文章可知作者精熟先秦诸子散文,尤受孟子和墨子影响,人性论、行仁政、民贵君轻等思想源于孟子,“非攻”见解则源于墨子。而逻辑推理,层层深入,善作比喻,自眼前浅近事物说明深刻道理,逐层追问,引人入彀以及排句气势等均与孟、墨之文有同样妙境。而此文理论的高度、批判的锋芒均超越前人。从家常谈话来阐明理论高见,以“食鱼”为题而由浅入深,家人四口均介入,论理与叙事描写相结合,使文章亲切有味,富于生活情趣,语言通俗平易,结构谨严,首尾呼应等,又自属唐子文章所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