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一尺深红蒙曲尘,天生旧物不如新。”首二句,感物起兴。眼见一块原来是极鲜亮的红丝绸,却因蒙上了灰尘,颜色变得暗淡了,旧如“曲尘”,而这“一尺深红”的丝绸,好像不是一般的妇人之饰,很可能它就是女子新婚时用过的方幅红绸“盖头”。这“一尺深红”,应是女子眼中的不寻常之物,她一直把那约一尺宽的红绸作为自己婚姻的象征,看到红绸,就引起对幸福的憧憬。可如今,眼前的红绸却已经蒙上尘土,还有了不少“曲尘”似的霉斑。
睹物思人,不由感慨万端。唉,还是俗话说得对,物品天生的都是旧不如新。然而,就爱情而言,则不能“喜新厌旧”,而应是“日久长新”才好,否则情不专而怨恨必生。窦玄妻《古怨歌》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诗人这里正是以“衣不如新”反衬“人不如故”。看来是丈夫又有了新欢,才引起女主人公幽怨的情思。这二句运用了比喻,虽然手法委宛,语言却很直白,就意蕴而论,显然缺乏含蓄之美感。
“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这二句,仍然运用了比喻,抒发被弃女子的“恨”意。“合欢桃核”,本来那是夫妇好合恩爱的象征物,旧日婚俗在“新人”家中,也常常摆放枣、栗子、桂枝、桃核等果物,预示喜兆。想当初,女主人公在与丈夫两情欢娱的时候,她是那样相信她们用桃核来表示的永远好合的誓言,现在明白,原来那“合欢桃核”里面,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了。“人”是“仁”的谐音,说“合欢桃核”另有“人”,就是说她的丈夫内心里另有新欢的“人”了。
所以,这是借鉴了民歌中常用的谐音双关的手法写桃核内有“仁”以隐喻合欢之人心中原来别有“人”,富有民间的生活气息。既然对方心中已有他人,故第二句曰“旧物不如新”;虽前有“合欢桃核”之约,然“终堪恨”也。这就既巧妙地讽刺了爱情上的喜新厌旧者,又曲折地表达了抒情主人公对所爱者的执着追求,那“恨”字流露出一种难言的幽恨之情。面对负心人,诗人委婉地提出自己的劝戒,言有尽而意无穷,反映了甜蜜爱情生活中的另一个侧面。
这首词,在艺术方面,采用比兴、暗示、谐音双关的手法,加强了抒情效果。但从词的整体意境看,仍然是“意伤于太尽”(张戒《岁寒堂诗话》),缺乏余韵远致。像“天生旧物不如新”、 “里许元来别有人”这样的内心触悟,也过于直浅了些。
其二
此篇是以女子口吻,抒写她对情郎的眷恋。
“井底点灯深烛伊”,这“井底点灯”四字,谓在井底点上灯。何以偏在井底点灯呢?原来这井底之灯,必是深处之烛。而“深烛”,隐喻“深嘱”。“伊”是人称代词,在此代“你”。 “深烛伊”也就是“非常诚恳地嘱咐你。”显然,是作者刻意运用谐音双关的手法叙事。因而使词意隐晦了。既云“深嘱”,嘱咐些什么呢?即次句“共郎长行莫围棋”。共,介词,犹同;跟。 “共郎”二字,明示女主人公正与郎相聚。
而紧跟“长行”二字,又暗示着这是离别的时刻。所以她才对他叮嘱再三、情意绵绵。此“长行”与“围棋”,又作谐音双关。长行,是一种博戏的名称。据唐人笔记记载,用掷骰子来博“长行局”,因简单易行,唐人“颇或耽玩,至有废庆吊、忘寝休、辍饮食者”(《唐国史补》卷下),是一种低俗的赌博。而“围棋”,是中国传统的棋艺,棋理高深,可谓文人雅士的游戏。可她为什么“深嘱”将要出门的丈夫,让他记住:我可以与你玩长行,但不同你下围棋呢?原来,她的这番叮嘱中另有深意。她是用“长行”这种博戏的名称来双关“长途旅行”,又用“围棋”来双关“违误归期”。她这是告诉丈夫“远行一定不要误了归期”!在生活中,人们要把某件事情告诉对方,却又不便于明白说出,往往会用这种谐音双关的方式来暗示。这里的“长行”、“围棋”,也是女主人公将她深隐的心曲,婉转托出;虽然可见女子的柔情蜜意,但由于其中的隐语,过于隐晦。
“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这后两句从“长行”引出“骰子”,说那种制造精巧的骰子上的颗颗红点,有如最为相思的红豆,而且深入骨中,表达着我对你深入骨髓的相思,你知道吗?这样一来,自然又深化了第二句深嘱“长行莫围棋”的用意,原来她“共郎长行”,也是有意要用“长行”这种博戏所用的“骰子”来提醒丈夫:当你玩“长行”使用骰子时,知不知道,那骰子上的红点,颗颗都是入骨的红豆,代表着我对你的入骨相思?所以,你千万不要违误了归期。这一句,非常准确地表现出她对丈夫的惦念,对丈夫的那种难舍难离的强烈的爱!
“入骨相思”,一语双关,其中缠绵之意,教人不由魂销。在章法上,则是对前二句“深嘱”早归“莫违期”的对应。诗中,女子“共郎长行”时“深嘱”于前,客子“违期”未归时又“入骨相思”于后,最后以“知不知”设问寄意的口吻轻轻将全诗兜住,然后再表现出这位多情的闺中人亟盼游子早归的焦虑心情。“知不知”三字,把女子离别之久、会合之难、相思之深之苦,乃至欲说无人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可谓收得自然,余味不尽。而读者所感受到的正是女主人公内心深处诚挚而火热的爱情。有女钟情如此,令人读来倍觉感人。“入骨相思知不知”七个字,乃是全篇的点睛之笔!
这首词最精粹之笔,在于后二句以相思子(红豆)为喻,寄托女子的挚爱深情。全词采用谐音双关的手法,虽有助于词境的深婉含蓄;但由于刻意为之,便又流人“谜而不诗”(王夫之《古诗评选》)之地,缺乏“自然天成”之妙。
此二诗写“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以讽喜新厌旧;写“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以骰子喻己相思之情,就既未见浓艳的辞藻,又未闻有些许脂粉气。其设想新奇,别开生面,在许多的爱情诗中,使人顿觉耳目一新。大量使用谐音双关修辞法,更使诗作独标一格,别有情致。人们表达爱的情感,力避直率明白,本尚朦胧含蓄(当然不是晦涩费解),而双关隐语的运用,却能使人透过字面的意思,通过那些音同或音近的“别字”,去细细品味那双关语中底层的无尽的意蕴。这些谐音词的寓意颇深,不可囫囵读之。它蕴含着诗人人为的特定含义和感情色彩,能使语言在表达上更含蓄、婉转和饶有风趣。用于表达爱情,则言浅意深,更富有感染力。
《黍苗》是宣王时徒役赞美召穆公(即召伯)营治谢邑之功的作品,诗意自明。《毛诗序》说它是“刺幽王也。不能膏泽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前人多有辩驳,朱子直言:“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诗序辨说》)可谓干净利落。
此诗是纪实性作品,要对作品有较为深刻的理解,须知如下史实:宣王是在其父厉王出奔并死于彘(今山西霍县),整个周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即位的,“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在其执政的四十七年中,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史称中兴。作为一代中兴贤君,周宣王重用了一批贤能之人,如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等,《黍苗》诗中所赞美的召穆公召虎也是当时一位文武双全的贤才。诗中所述召伯营谢的事发生在宣王鼎盛时期。为了有效地加强对南方各族的攻守控制,宣王便封其母舅申伯于谢(在今河南唐县,与湖北枣阳近),并命召伯虎带领徒役之众前往经营谢邑。在营建任务圆满完成的时候,随行者唱出了这首诗歌。《诗经·大雅》中还收录了一首宣王的大臣尹吉甫作的《崧高》,也是叙述申伯迁居封地谢邑的事,可见当时申伯封谢确实是件大事,读者可参照阅读。
全诗共分五章,章四句。
第一章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起兴,言召伯抚慰南行众徒役之事。召伯如前所言,他是宣王时的贤臣,曾在“国人暴动”时以子替死保住了时为太子后为宣王的姬静性命,与宣王关系非同一般。他还曾率军战胜淮夷,建立奇功,《诗经》中多有吟唱,《大雅·江汉》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句子。经营谢地这样的要冲重邑,非文治武功卓著的召伯没有人可担当此任。诗首两句兴中寓比,言南行众人得召伯抚慰如黍苗得时雨滋润一般。正因为如此,谢邑的营建才会那样迅捷而有序。首章用了两句(也是全诗仅有的两句)兴句开头,使得这首记录召伯营谢之功的诗作多了几许轻松的抒情味。车辇南行路途之遥远、跋涉之艰辛是可以想像的,但有召伯之劳,就没有什么让人不胜劳苦的。
第二、三两章反覆吟唱,既写建筑谢城的辛劳和勤恳,又写工程完毕之后远离故土的役夫和兵卒无限思乡之情。“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在短句中同一格式反覆出现,急促中反映出当时役夫紧张艰辛、分工严密且合作有序的劳动过程;“我徒我御,我师我旅”以同样的节奏叙述兵卒在营建谢邑中规模宏大也同样辛苦的劳作场面。这两部分看似徒役在谢邑完工之后对劳动过程的美好回忆,实际上也是对召伯经营谢邑这样的庞大工程安排有方的热情赞美。这两章后两句言:“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行既集,盖云归处。”是长期离家劳作的征役者思乡情绪真实而自然的流露。但尽管思乡之情非常急切,语气中却没有丝毫怨怒之气,确实是与全诗赞美召伯的欢快情绪相和谐的。
第四章是承接二、三两章所作的进一步发挥,言召伯营治谢邑之功。谢邑得以快速度高质量地建成,完全是召伯苦心经营的结果。“肃肃谢功,召伯营之”两句照应第二章,不过第二章是铺排,这两句是颂辞,重心有所不同。“烈烈征师,召伯成之”,颂扬召伯将规模甚众情绪热烈的劳动大军有序地组织起来营建谢城的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两句与第三章相照应。由此观之,此诗在结构安排上颇具匠心,严整的对应,反映出雅诗的雅正特点,与风诗不同。
诗最后一章言召伯营治谢邑任务的完成对于周王朝的重大意义。“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是说召伯经营谢邑绝非仅修城池而已,还为谢邑营造了必要的生存环境。修治田地,清理河道只是末节,但连这些都已安排到位,就不会有什么疏漏了。这个时候,谢邑作为周王朝挟控南方诸国的重镇已建成,周宣王心中当然舒坦多了。“召伯有成,王心则宁”,于篇末点题,为全诗睛目。在用韵上,末章一改前面几章隔句押韵的规律,句句押韵,且用耕部阳声韵,使节奏和语气顿时变得舒缓起来,极具颂歌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