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运用象征、寄寓手法，写了少妇见物动心的“愁”情。“井桐双照新妆冷，冷妆新照双桐井”，与“新妆本绝世，妙舞亦如仙”（南朝梁王训《应令咏舞》）有异曲同工之妙。苏轼本意是写少妇的外表美，可苏轼还是要将象征萧瑟的“梧桐”，与象征美女的“新妆”，放在一起映衬着写，且树与人共鸣，为的是突出少妇感叹时光易逝，青春不再而“愁”思满怀。同样，“羞对井花愁，愁花井对羞”，又进深一层从“梧桐”照秋，写到“井花”愁秋。从“井花”愁秋又写到少妇“对羞”。花与人对话，还是为了突出少妇伤感秋色衰败，春心消融，“愁”思绵绵。
下片，直写闺阁少妇夜思郎君的自嘲心态。“影孤怜夜永，永夜怜孤影”，首先从“影孤”进到“孤影”，从“夜永”进到“永夜”，反映了少妇夜思的漫长过程。一个“怜”字，传神地贯穿始终，有“徘徊处渐移深窈，何人正弄，孤影编趾西窗悄”（宋代周邦彦《倒犯·新月》）的徘徨不安的情态。“楼上不宜秋，秋宜不上楼”，进一步衬托少妇秋夜思念郎君的深沉心态。“楼”与“秋”互不兼容，楼已横秋，人何须眺望，一语双关，秋色值不得眺望，郎君也不能如此。
全词运用象征、双关的手法，在苏轼笔下，爱情所具有的神秘而微妙的内蕴，少女羞涩而多愁的心态，被反复描绘。从极为普通且能反映秋色衰临的景物“桐”、“井”、“花”、“楼”，寄寓了少妇“永夜”孤影的梦幻感、寂寞感和愁苦感。
此诗开头两句写腊日一到，岁暮就会很快被送走。虽然时有风雪，但无碍于季节的转换，天气的日趋暖和，指明了自然变化规律的不可抗拒性，预示冬即去春将来，渲染了一种蒸腾向上，振奋人心的气氛。
三、四句承接“时已和”写梅、柳干粗枝繁，高大挺拔，傍屋而植，夹门而立，那绽开的梅花一朵朵，一束束，串成一条，芳香四溢，构成一个静谧恬适的境界。在此，虽未言及其中人，其中人超尘拔俗的精神风貌，却可由所居环境的幽雅揣度到八九分。
后四句集中表现所居之人的行为与思想活动。诗人写自己面对佳花把酒吟诗，觉得那花儿也似乎显得心满意足，高兴不已，深感这酒中的快乐，是多而又多。然而究竟其中有多少快乐。谁也弄不清楚，只知唯有像“双阙对峙，其前重岩映带，其后七岭之美，蕴奇于此”的章山那样的风景胜地，才是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激发诗情，可写出妙言奇句佳篇的理想去处。诗人在这里恰当运用了移情于物的艺术手法，把他那种陶醉于山水，热衷隐居生活的怡然之乐表达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勾勒环境，清新秀雅，有力地烘染了人物的性格；抒发怀抱，移情于物，情趣盎然。尤其是“章山有奇歌”一句，既收束全诗，又有宕出远神之感，使想象由近及远，在更其广阔的空间驰骋，从而进一步拓展了诗的意境，使其更显节短韵长，余味悠然。
诗的开头两句，先点明出发时的情景：穿好晨装，跨马出行。“破小寒”，点出季节是清秋。“散疲顽”，暗示此行是在繁忙的公务之后。人们常有这样的体验：当紧张的工作之余，能有机会到郊野散散步，会感到特别轻松愉快。诗人正是怀着这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品赏竹下之景的。
诗人跨着马儿沿着山道行进，迎面而来的，一是雾，二是山。雾，不是浑沌一片，而是“薄薄轻轻”，虚无缥缈。山，不是孤峰独峙，而是“重重叠叠”，连绵不断。“薄薄轻轻雾”，“重重叠叠山”，十个字，写出了皖南山区清秋黎明时特有的朦胧美。但是诗人所领略到的还不止于此。他坐在马背上看山中雾、雾中山，别有一番情趣：马在漫卷的轻雾中“得得”穿行，恍若冲开一道道轻纱似的帏幔；那从轻雾中闪出的重重叠叠山，仿佛是从帏幔中放出，一座，一座，千姿百态从身边闪过。“冲”，使流动的雾，化动态为静态；“放”，使静止的山化静态为动态。两者相生相映，构成了一幅扑朔迷离、奇趣横生的画面。
随着峰回路转，诗人的眼前又出现另外一番美景——
“碧穗吹烟当树直，绿纹溪水趁桥弯。”上句写炊烟，下句写溪水。碧穗般的炊烟从树顶上笔直地升起，绿绸似的溪水从小桥下弯弯地流过。这两句画意甚浓。炊烟，树丛，溪水，小桥，上下相映衬，一碧一绿，一直一弯，一静一动；在色彩、线条和态势上构成了错综变化之美，使整个画面玲珑剔透，有声有色。写“炊烟”突出“当树”，写“溪水”突出“趁桥”，展现出山村特有的风貌：山林茂密，村户人家的房屋、烟囱，被周围的高大树木所遮掩，所以只能看到炊烟从树顶上升起；溪涧纵横，全靠一座座小桥连接道路，所以溪水始终傍着小桥流逝。此联传出了这幅山村黎明图的神韵。炊烟“当树直”，暗示无风，同时还会使人联想到那炊烟下庄户人家生活的安宁与平静。“弯”字，又把那绕山穿桥的小溪身影勾划出来；一个“趁”字，更把汩汩溪流写活了。
这首诗摄取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林间百鸟的晨歌。鸟儿是山栋的主人，它们迎着马背上的诗人欢呼歌唱，百啭千声。“清禽百啭似迎客，正在有情无思间”——在这美妙动听的“迎宾曲”声中，诗人心驰神醉，鸟儿们是真的有情还是出于无意，他恍恍偬惚难以分清了。
前人论诗云：“作诗要有情有景，情与景会，便是佳诗。”这首纪游诗便是“情与景会”的佳作。诗人不仅把沿途景物的外貌特征准确地描摹出来，而且把自己的主观体验和感受融入景物之中，选用“冲”、“放”、“当”、“趁”等点睛的字眼，使诸多景物情态毕露；诗人观景时的愉悦心情，也就从景物的情态中透露出来了。
散曲第一句借用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表达对人寿易尽、生命短促的深沉感叹。 “消磨”句是进一步的补充，给人以惆怅的感觉。二句指皈依道家炼丹修道，以扑灭心头之火。道家丹鼎派主认为，内丹炼成即成仙，就能扑灭心头火。依此可以推想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似有许多愤慨和不平，又只能强自压抑，这里不过是借助道教语言表达内心的痛苦罢了。“消芦提”句转回醉洒，要在稀里糊涂中“闲过”——这仍可理解为是对现实的不满和谋求摆脱的方法。最后二句，幻想唱着浩歌进入万里云山，置旁人讪笑于不顾。说明他超脱的愿望是何等强烈。
全曲字面表现得旷放通脱，但读者可以感悟到作者的感情是压抑的。由于使用了一些衬字，曲子显得通俗和流畅。这首曲写诗人借酒浇愁，透露出自己虽然官居高位，但有无数的烦恼，希望有一天能远离官场，修养自己的品行，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语言浅白，自然，流畅，表现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和一种潇洒的人生态度。
“对酒问人生几何，被无情 日月消磨。”我一边饮酒一边苦苦地思索，其实象这样以酒浇愁的日子，在人的一生中也是很难得的。岁月无情，时时刻刻，都在消磨着短暂的人生。
“炼成腹内丹，泼煞心头火。”只希望有一天能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修心养性，跳出尘世，扑灭郁积在心中的火气，才能告别烦恼。
“消芦提醉中闲过。”提着装满美酒的消芦，自由自在地过着散淡的酒中生活。
“万里云入浩歌，一任旁人笑我。”我渴望着有朝一日，纵情高歌，进入万里云山，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里去，任凭你怎样的嘲讽讥刺或不能理解，我也是听之任之，由它去吧！
酒，似乎是古代诗人的良伴，无论开心还是不开心，把酒当歌，以宣泄繁杂的心绪，尽显男儿豪迈的本色。此刻的诗人，对酒自问，醉言醉语，饶有兴趣意味深长着。他问酒知不知道人生？呵呵，酒自然不知！所以他告诉酒说，人刚开始时什么都不知道，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可是时间久了，就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变成了欲说还休梦已阑的老者。就好像一个原本胸怀大志的青年看尽了世态炎凉儿日渐圆滑，不再那么有棱有角，不再那么坚持，凡事都无所谓了，只要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顺心，就不必去理会旁人的眼光。
平心静思，似乎真的感觉到了作者心中那股淡淡的哀愁与无奈，从心底涌出了一种叫做心酸的东西来。仿佛人生没有永远的快乐，能真正拥有快乐的就只有孩提时代了，也许孩提时代的纯真无邪是为了弥补往后人生路上倍尝的悲欢吧。
真闹不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人来与我们交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境遇来让我们经历，进而碰撞摩擦出许许多多不同的火花来，是佛家所谓的砺炼吗？可是为什么要有这些磨砺呢？是智者所说的那种磨平了棱角就能够变得越来越圆滑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圆滑呢？孩童不圆滑，可人人都喜欢和羡慕他们的纯真，难道率性点不好么？
然而世事就是这样辩证的，人性的圆滑，正是为人处事上的一种境界，一种修为，是与人相处的一种智慧。我们既要修身养性，做一个人人亲善的好人，又要压抑自己的率性来自强自律，等到真正做到了“炼成腹内丹，泼煞心头火”的那一刻，我们就会发现人生好美！于是，哼着小曲儿，心态平和，心境美好，心灵回归到大自然一样的纯净。到那个时候，任凭谁在说三道四，冷嘲热讽，刻薄挖苦，不能理解，我们也能够做到听之任之，爱咋地咋地，随他的便去吧。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