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爱好者，见过《踏莎行》，见过《虞美人》，《踏莎美人》这样的词牌名恐怕第一次见。这是纳兰性德的好友顾贞观的自度曲，一半《踏莎行》，一半《虞美人》，颇为不俗。
淡淡的春日里，闺房中的女子百无聊赖，意兴阑珊。拾翠踏青，别的女孩子求之不得，个个摆出跃跃欲试的模样。“香笺小迭邻姬讯”，隔壁的女子早早就写信相约了。可是这位女主角显然有些与众不同，她陷入了莫名的春愁：清明快要到了，正是游春踏青的好时节，邻家女伴写来信笺相邀游春。然而樱桃花都谢了，清明将过，却不知为了何事而蹉跎。只因疏慵倦怠，本就愁绪满怀，于是不愿再去沾惹新恨了。如此愁绪谁能明了，恐怕唯有那清晓窗外的流莺知晓了。
“柔肠几寸，不堪更惹青春恨”一句，点破了女孩的心事——当然，这出于人性使然，也许她自己都未曾发觉。春天万物萌生，百兽交配，人的爱欲也甚于平常。花样年岁的女孩，心中生长出了隐隐约约的欲望。女伴之间的嬉戏，已经无法满足这位女孩孤寂的心了，她需要更多的心灵慰藉，需要一位灵魂的伴侣。但是在那个时代，女子是没有主动追求爱的权利的。一个女子主动说思慕男子，会被认为是没有教养、粗鄙淫贱。但不说春色，不代表没有春意萌动。古来对女子性欲的刻画并不见少，《牡丹亭》里大量篇幅讲的，其实就是杜丽娘游园思春，做了个美丽的性梦。《西厢记》里的崔莺莺一样是打着不白受人恩惠的旗号，与张生私会，且初次见面二人就共赴巫山。
绝大部分的女孩，是没有崔莺莺那份大胆的，甚至没有杜丽娘的那点儿自我意识。她们大多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爱欲有来处，无去处，只能在盈盈春景中独自辗转，将如春草般萌芽的欲望一点一滴地消磨掉。
乔吉的小令《双调·水仙子·乐清箫台》，使箫台山美丽的故事传遍了五湖四海。箫台山是乐成得名的渊源之地，乔吉借醉卧箫台山下金溪之畔，唤来猿猴拆除张文君的丹灶，表达寻仙访道的意愿；以玉树、白鹤、天风、王子晋写时空变迁，洒落一地风雅。
月明之夜，山风林泉，箫台山顶似有箫声缈渺低吟，这就是乐成八景之一——“箫台明月”。到元朝时，“乐成八景”白鹤晨钟、箫台明月、双瀑飞泉、东塔云烟、西岑松雪、紫芝晚磬、云门福地、盖竹洞天已经形成。明朝嘉靖年间，乐成赵文韶等人仗义疏财，捐建沐箫寺和八老亭。陈璋作有《八老亭记》，赞扬赵文韶等人晚年适志泉亭的高雅情趣。因为沐箫寺前原有六棵枫树，秋来一片红艳，所以又有“六枫秋艳”的名称。
光绪《乐清县志》记载，梅溪书院“旧在东城隅，即王忠文公祠以旁置两斋，令诸生肄业其中，亦曰书院。明隆庆间，令胡用宾重建。”清朝雍正六年（1725），县令唐传鉎把箫台山下的长春道院改为纪念王十朋的梅溪书院，延请徐炯文主持讲席。王十朋《和李花》一诗，小序有“梅溪书院”四字。王十朋称“梅溪书院”或“梅溪书馆”，不像我们今日严格。
清朝嘉庆年间，陈舜咨、林启亨曾主讲梅溪书院。林启亨不屑于科举八股，以笃学藏书被乡里推重。后来，瑞安名儒陈黼宸曾在梅溪书院主持讲学。
梅溪书院有近九百年历史，门生弟子遍海内，把乐清千百年积聚的耕读文化的精华，辐射到乐清全境和书院弟子足迹所到之处。但是，民国年间，梅溪书院毁坏了。现在，王十朋故乡四都的有关部门，正在考虑重建当地的梅溪书院。乐成的梅溪书院则似一首古老而雄壮的“奋进协奏曲”，始终在历史的琴键上跳跃着、轰鸣着。
沐箫泉亭箫台桥，箫台明月箫台巷，小树林中钻出了岑山亭的尖顶，一代代以顽强的生存能力打造乐清风骨的乐清人，为故园家山谱写了一曲曲多么壮美、清新的田园交响诗。
邯郸为战国时赵国都城，即今河北邯郸市。《少年行》为乐府旧题，属杂曲歌辞。
以上六句渲染“游侠子”豪放的生活，其势如铜丸走板，风驰电掣。“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二句，气势陡转，诗笔转入对“邯郸少年”内心的揭示。他们对于纵性任侠的生活远远感到不满足，而希望凭自己的侠肝义胆为国建功立业，施展自己的宏图抱负。不料，这美好的愿望却得不到现实社会的理解，反而遭到排斥和压制。使之不由得神游千古，怀念“倾以待士”，使之能纵横捭阖，为国排难的平原君。这两句，充盈着诗人知音难觅的怅惆，功业难成的愤懑以及对现实的强烈针砭和对历史的深沉反思！同时，感情的激流也由前面的飞逸转入沉实，增强了诗歌的顿挫之力。
前半部分诗人借“游侠子”的遭遇来抒发自己沉沦不遇的感慨，后半部分则以直抒胸臆的议论，将抑郁不平之情进一步表达出来。一开始以“君不见”当头唱起，提示人们注意：现在世人只按“黄金”的多少来决定双方“交态”的厚薄。没有“黄金”，关系就自然“疏索”（即疏散之意）了。诗人的感情又由前面的沉实转入激愤，正因他“感叹”之深，对世态炎凉体会之切，因此对于“旧游”和“时事”厌恶之极，这样就有力地逼出最后两句：“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射猎西山头！”这样的结尾看似旷达，与世“无求”，实则正话反说，充满慷慨之情，愤懑之气，“宕出远神”。它不仅以“痛饮美酒”，“射猎西山”（西山即邯郸西北的马服山）的豪举，刻画出“游侠子”的英武雄迈之态。而且以一虚字“且”冠在句首，更表现出他睥睨尘世、待时而动的高旷情怀和耿介刚强的性格特征。这样的曲终高奏，宛若奇峰突起，意蕴深远，令人回味无穷。因此赵熙批曰：“大力收束，何其健举！”（《唐百家诗选手批本》）
高适在诗中以“邯郸少年”（即诗中之“游侠子”）自况，借描写他们放荡不羁的生活，和世态炎凉的际遇，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激愤之情。诗歌写得豪宕激昂，“气骨”铮铮，充分体现了高适“以气取篇”的特点。《新唐书·高适传》评其诗“以气质自高”。所谓“气质”，即作者的感情极为慷慨激越。此诗借“邯郸少年”抒发自己强烈的感情，既有豪气干云的雄壮之歌，又有直抒胸臆的激越之声；既有深沉低徊的慨叹，又有故作旷达的曲终高奏。这种雄壮与低徊，炽热与深沉的错综交织，有力地突出了“邯郸少年”心灵深处的追求和失望、欢乐与痛苦的复杂感情，从而深刻揭示出“世态”的“浮薄”。一般说来，七言与五言相比，更难写得雄赡遒劲，但高适的七言却写得“兀敖奇横”，这正是“气质自高”使然。
与这种抑扬起伏的感情抒发相适应，此诗在句式上整散相间，以散为主，用韵上平仄交替，富于变化。如开始两句散，接着两句整，后面又回到散。开始四句用低韵仄声，中间四句用文韵平声，“君不见”两句句句用韵，为药韵仄声，末尾两句再回到尤韵平声。这样，随着整散的变化和韵脚的转换，不仅与感情的抑扬起伏相适应，而且形式上也有整齐对称之美，纵横飞动之妙，节奏鲜明，音调优美。文情声情，丝丝入扣。这些特点，直接影响了后来长篇七古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