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上承《袁家渴记》，下启《石涧记》，是《永州八记》的第六篇。文章记述了作者沿渠探幽，追求美景的事，表达了作者探奇制胜，拓宽胸怀，追求胜景借以抒发胸中积郁之气的感情。
第一段写石渠在袁家渴西南不到一百步的地方，当地的老百姓在它上面架了一座桥。“有泉幽幽然，其渠乍大乍细”句，从视觉上描绘了泉水细徽轻缓流动的样子，从听觉上描摹了它忽大忽小的渠声，突出了石渠泉水的特点，石渠有的地方宽不到一尺，有的地方两尺来宽，长度大约十来步（古时一步五尺）。它的水流碰到大石，就从石下潜流出来。一个“伏”字，进一步突出了渠水“幽幽然”的特点。接着写渠水的流向及渠上的景色：过了大石，前边有石泓。石泓是比石渠水深的石洼。它的上面覆盖着菖蒲，四周环绕着苔藓，泉水折向西流去，旁边的水落入岩石下。北面堕入小潭中。潭的面积小不足百尺，潭水清而深、有许多白条鱼在水中游动。后又向北弯弯曲曲地流去，看起来好像没有尽头，然而终干流入渴中。它的旁边都是形态怪异的石头，诡怪的树木，奇异的草儿，美好的嫩竹，这里，人们可以并排坐下来休息，这一段描写，语言简洁，把“睨若无穷”的曲折的泉水写得一目了然，渠上的风光只用几个字就写出了特色，作者着重描写了石渠的风：它摇动着那些树木，花草、竹子的梢头，发出的声音在山谷里响动。眼看着它们已经静静地不动了，可它们被风吹动发出的声音却方才在远处回响。视觉上是“静”，听觉上却是“远”，构成了十分奇妙的意境。拿这篇的风同《袁家揭记》中的风比较，它们的“个性”特点是十分鲜明的：一个是“静远”，一个是“骇动”，这反映了作者善于细致观察自然、善于抓住其特点，并且用贴切的语言来再现它们。柳宗元的游记的确匠心独具，有其特殊的风格。
第二段写作者从州牧那里得到石渠加以整治的情况：把枯草朽木归敛成堆然后清除，疏通渠道，清除堵塞的土石，把已经堆积起来的枯草朽木烧掉，渠道既已疏通就注满了清泉。可惜还没有人传扬它，所以作者才完备地记下它周围所有的景物，留给那些喜爱山水的人，并把这些刻写在石渠的北面，使以后热心此事的人便于得到。这段记事简明扼要。文中一个“惜”字，反映了作者的心情。可以这样理解：既是“惜”石渠之未始传，也是惜自己的怀才不遇。
最后一段记下整修的时间：元和七年正月八日整修到大石边。十月十九日，走过大石发现了石泓小潭，至此石渠的美景才算到了尽头。这篇文章文字简洁，用词精炼确切，独具特色。
这首词在写法上以辜负春光、伤春亦不足惜来反衬，用转折的手法来衬垫，层层入深地抒写情怀，将词人的内心哀怨表达地淋漓尽致，同时也表达了词人对于自己的扈从生涯的不满与厌恶。
纳兰开篇写道：“准拟春来消寂寞。”他本来是打算要在这大好的春光下消遣寂寞的。春光美好，本该出去游玩，或是怀着愉悦的心情欣赏春日美景，但纳兰却偏偏要去消遣寂寞。
寂寞如影随形，伴随纳兰一生。这种情绪让纳兰成为伤情的公子哥，但同时也让他蹈给后世众多优美的诗词。寂寞的纳兰本想在春光下消遣，却没想到运气如此不好，偏偏赶上了春雨，这不合时宜的雨打扰了纳兰消遣的念头，纳兰觉得这是辜负了春光。故而他写道： “愁雨愁风，翻把春担搁。”
这首词表现词人厌于侍卫生涯、蹉跎日老的感慨：本来打算在大好的春光下消遣寂寞，无奈愁风愁雨辜负了春光。情绪不好并不是因为伤春所致，而是因为对镜顾影自怜。形容已日渐憔悴。那繁华的闹市总是将幽僻的山谷遮蔽，没人来领略这美好的春光。
无法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难怪纳兰总是会心情烦愁。他自己心里也清楚，自己的烦闷并非是天气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其他外在因素。故而他会忧伤地在上片结尾处写道： “不为伤春情绪恶，为怜镜里颜非昨。”
侍卫的工作磨平了纳兰的心性，他每日进宫当值，或者陪同皇帝出游，在这单调无聊的岁月里，生活如何能够丰富多彩。纳兰是有这样一颗浪漫自由的心的，但他却必须要学着压抑自己的天性，学着要像他的父亲那样，去当好一个官，能够在仕途上越走越远。
这样的心情，如何能够在这大好的春光里寻觅到快乐。纳兰只能顾影自怜，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的样貌，感慨日益的消瘦，只能是心境的郁结造成的。写完自己为何抑郁之后，纳兰在下片中依然自问：“毕竟春光谁领略。”看到外面春雨阵阵，迷蒙了这春的大地，纳兰不禁想到。除了自己之外，还有谁会在这个时候，想到要去感受春光呢。
纳兰认为繁华的闹市总是将清幽之地遮蔽，让他无法寻觅得一丝安宁。 “若得寻春终遂约，不成长负东君诺。”在这首词的最后，纳兰无奈而又向往地写道，怎样才能不辜负春的美意，怎样才能随了自己的心愿，在这春光中好好地享受片刻安宁呢。
看似一首叹春的词，其实是纳兰表达内心哀怨的一首词，词中的字字句句都是纳兰内心的真实写照。他渴望有自由单纯的生活，还希望能够远离尘嚣，可是世事总是不遂人愿，让他在这里借词抒发情感。
这是一首伤春词，由伤春而感伤自己年华流逝。
第一、两句，想要留住春光，然而已是芳草萋萋的暮春时节，开头即点出伤春的意味，为全词奠定了感伤的基调，接着似站在春天的角度说春不甘和落花一样随水而去，了无踪迹，只好暂且芳粘于泥上的飞絮。“落花”、“飞絮”均为飘零之物，然在词人笔下，似落花流逝更快，而飞絮尚可在泥上暂存，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春之不愿逝去的不甘和无奈。运用比喻，用春来比喻自己的青春年华，表达出想要留住青春之感。五、六两句，看到镜中的华发，想自己年华流逝，自己不愿辜负青春，然而无奈的还是辜负了，一事无成，表达出因功业未就而人已老去，美好的青春理想破灭的浓浓愁绪。“梦回人远许多愁”梦中醒来，似已消愁，貌似洒脱，实则更为沉痛，最后一句，以景芳结，将这许多的愁都凝聚在风雨中的梨花之上，用风雨梨花象征自己的命运处境，含蓄动人。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