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曾说柳宗元的诗歌“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卷二），能做到“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此诗正是这样一首好诗。
诗题点明写作时间是在贬官柳州时期。诗的内容是抒发种柑树的感想。开头用叙事语泛泛写来：“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首句特别点明“手种”和株数，可见诗人对柑树的喜爱和重视。次句用“新”字来形容柑叶的嫩绿，用“遍”字来形容柑叶的繁盛，不仅状物候时态，融和骀荡，如在目前，而且把诗人逐树观赏、遍览城隅的兴致暗暗点出。
关于自己对柑橘树怀有如此深情的原因，诗人这样说：“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原来他爱柑橘是因为读“楚客”屈原的《橘颂》引起了雅兴，而不是像三国时丹阳太守李衡那样，想通过种橘来发家致富，给子孙留点财产。（事见《太平御览》果部三引《襄阳记》）心交古贤，寄情橘树，悠然自得，不慕荣利，诗人的心地是很淡泊的。然而透过外表的淡泊，正可以窥见诗人内心的波澜。屈原当年爱橘、怜橘，认为橘树具有“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和“秉德无私”的品质，曾作颂以自勉。今天自己秉德无私，却远谪炎荒，此情此心，无人可表。只有这些不会说话的柑橘树，才是自己的知音。这一联的对偶用反对而不用正对，把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分别灌注到两个含意相反的典故中去，既做到形式上的对称，又做到内容上的婉转曲达，并能引起内在的对比联想，读来令人感到深文蕴蔚，余味曲包。
接着，诗人从幼小的柑树，远想到它的开花结实：“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几岁”、“何人”都上承“怜”字来。“怜”之深，所以望之切。由于柑树已经成了诗人身边唯一的知音，所以愈写他对于柑树的怜深望切，就愈能表现出他的高情逸致，表现出他在尽力忘怀世情。这一联用“喷雪”形容柑树开花，下一个“闻”字，把“喷雪”奇观与柑橘花飘香一笔写出，渲染出一种热闹的气氛；用“垂珠”形容累累硕果，展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前景。但这毕竟出于想象。从想象回到现实，热闹的气氛恰恰反衬出眼前的孤寂。他不禁向自己的心灵发问道：这幼小的柑橘树究竟要过多久才能开花？将来由谁来摘它的果实？言外之意是：难道自己真的要在这里呆到柑橘开花结果的一天吗？
尾联本可以顺势直道胸臆，抒发感慨，然而诗人仍以平缓的语调故作达观语：“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字面的意思是说：如果让我等到柑树成林的时候，它的果实滋味还能够供养我这个老人的。但这是托词，实际上的意思是感伤自己迁谪时日已久，唯恐延续到黄柑成林，自己还能亲尝。清人姚鼐说：“结句自伤迁谪之久，恐见甘之成林也。而托词反平缓，故佳。”（《唐宋诗举要》卷五引）
这首诗的整个语调都是平缓的，而在平缓的语调后面，却隐藏着诗人一颗不平静的心。这是形成“外枯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艺术风格的重要原因。其妙处，借用欧阳修的话来说，叫做：“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欧阳文忠公集》卷二）全诗言淡意远，韵味深厚。
就其所用词语看，全词所用也无非是宋词中惯用的语汇，如柳外高楼、芳草斜阳、梨花带雨、黄昏杜鹃。但是正像有才情的作曲家仅凭借七个音符的不同组合就能构成无数美妙的乐章一样，这首词也以其富有感染力的意象组合和不露痕迹而天然精巧的构思，描写了一个独立、不可替代的艺术形象。
我们先看一看这首词的结构。这首词主要是写景，通过写景传达出一种伤春怀人的思绪。那一份香眇深微的情思是通过景色的转换而逐步加深加浓，逐步显示的。在场景的转换上，词作又呈为一种由大到小，逐步收束，词终而趋于封闭的心态特征。此词起笔展示的是一种开阔的伤心碧色：连天芳草，千里萋萋，极目所望，古道晴翠，而思念的人更在天涯芳草外，闺中人的心也轻轻飘扬到天尽头了。这一句，情与景都呈现出一种杳眇深微的特征。接下来，场景收束为田间路头杨柳、柳外高楼。
继而，在杜鹃声声中，将到黄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场景再次收束为小院梨花带春雨。最后，螟色入庭院，场景收束为一个无言深闭门的近镜头。可以想见，闭门人游荡在千里外的芳心也将最后回到常日紧闭的心扉内。词作结构由大而小，由外而内，由景生情，总体上表现为收束的特征。这一特征又准确地表现了古代妇女那种内向型的心态。
这首词的另一个特点是，不以锤炼字句为能，因为可以看见词中选用的都是一些最常见的意象。这些意象大多在前人诗词中反复出现过，积淀了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民族文化的感情。意象本身就有很强的美的“张力”，足以调动人们的生活文化积累，从而帮助读者想象美丽的意境。比如，词中写到的芳草、杨柳、高楼、杜宇、梨花，无一不是中国雅文学中的基本意象。这些意象经过历代诗人传唱，已具有一触即发、闻声响应的高度感发能力。即以“柳”而论，从《诗经》中的“杨柳依依”到韦庄的“无情是台城柳”，从李白的“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到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那一缕柳丝寄寓了多少中国文人的愁绪啊！人们读到这个字，就会随着各自的文化积累不同程度地感受到那种萦绕在心头的忧怨。再如“芳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淮南小山《招隐士》）：“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牛希济《生查子》）：“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范仲淹《苏幕遮》）……那无处不在的芳草，承载了游子思妇的无穷相思。
这首词中的其他意象也大多具有这种美的联想性。因此，当作者把这些意象巧妙组合到一起时，就形成了一种具有更丰富的启发性的画面。于是人们在熟悉中发现了陌生，有限中找到了无限。
读这样的词，应当是回味大于思索，联想重于分析。这样可以得到比几句词的字面意义更多的东西。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