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此诗为诗人有感于长安兴衰而作。题目虽曰《忆昔》，其实却是伤今。
“昔年曾向五陵游，子夜歌清月满楼”，诗歌的首联从回忆入笔，诗人回忆起当年在长安城游历时所见到的情形。所谓“五陵”，原是指汉代帝王的五座陵墓，因当时每立一座陵，都把四方富家豪族和外戚迁至陵墓附近居住，故而“五陵”又代指豪贵所居之处。诗中的“五陵”是指都城长安。白居易《琵琶行》诗中有：“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峭不知数。”昔年所见，诗人印象最深的是已是夜半之时，那些豪门贵族依旧是追欢逐乐，灯红酒绿，沉溺于声色之中。“子夜”，这里既可指夜半子时，也可指乐府古曲，《乐府诗集·四四·子夜歌》：“乐府解题日：后人更为四时行乐之词，谓之子夜四时歌。”可知其曲皆歌唱男欢女爱的内容。首联描绘了明月清辉普照高楼，一片歌舞升平、欢歌达旦的景象，实已暗窝讽刺之意。
“银烛树前长似昼，露桃花里不知秋”，诗歌的次联继续描写这些豪门贵族昼夜不分，春秋不辨地酒食征逐，沉溺声色。“长似昼”，指这些王公贵族卜昼卜夜，以昼当夜地沉醉于声色之中。“露桃花里不知秋”，语出《宋书·乐志》中所载的《古辞鸡鸣桑树巅》诗;‘“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韦庄诗借此是要表达富豪贵族们只知享受春风桃李，而不知有肃杀之秋天，语句之中已经暗含他们只图享乐，而全然不顾国家之兴亡。这一联在华语丽辞的背后，诗人的嘲讽之意已经渐露出来。
“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第三联，诗人十分巧妙地借用了历史上的人物与人名进一步地讽刺了那些公子王孙化肆无忌惮、放荡不羁的行径。“西园公子”原指的是魏文帝曹丕。曹植诗《公宴诗》：“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文选》李善注：“公子，谓文帝。”西园，在今河南临漳县西，为曹操所筑。曹王为公子时常在此夜宴，款待文士。所谓“无忌”，原是战国时魏国公子信陵君的名号，这里诗人用的是字面上的意思，即取其无所顾忌、无所忌惮之意，意指王孙公子们只顾享乐，已到了无所忌惮的地步了。此外，历史上有两个莫愁，即洛阳莫愁与石城莫愁，这里所指，当是石城莫愁。《旧唐书·乐志（二）》载：“莫愁乐，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一故歌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这里引用莫愁之名，除了指其善歌舞外，同样也借用“莫愁”二字的字面意思。当然，诗句表面上是说那些歌舞女不解国事，不知国之将倾，实则是将矛头指向欣赏歌舞的王孙贵族。这一联写得好，不仅在于对仗极为工整，巧用典故，还在于在工整的形式下，.所蕴含的诗人深沉感慨，读罢能让人咀嚼与深思。
“今日乱离俱是梦，夕阳唯见水东流”，最后一联，诗人荡开一笔，把对往日的回想思绪拉回到现实。追昔抚今，感慨万端，此地此景，昨日的繁华，今日的乱离，多么像一场梦。诗人的感叹，实则包含了对前面所写的醉生梦死生活的谴责。最后诗人以景作结，呈现在他眼前的是夕阳西下，逝水无语东流，这暗淡的景象，悲凉的意境，不仅预示着大唐帝国的行将灭亡，也是诗人悲恰情怀的折射。
这首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感感是显而易见的，而在艺术上此诗主要有两点特色：
一是用典使事，使诗意委婉深曲。首句“五陵”，是长安城外唐代贵族聚居之地，诗中“五陵”不单指代长安，也泛指当时贵族社会。次句的《子夜歌》是乐府古曲，歌词多写男女四时行乐之情，诗人以此讽刺豪门贵族一年四季追欢逐乐、笙歌达旦的奢靡生活。分明讽其沉湎声色，却用“月满楼”为衬景，把讽意深藏在溶溶月色中，不露声色。三句“银烛树前长似昼”，取邢邵“夕宴银为烛”诗意，写王公豪富之家酒食征逐，昼夜不分，也是意存鞭挞，而赋色清丽，辞意似依违于美刺之间。四句“露桃花里不知秋”，语出王昌龄《春宫曲》“昨夜风开露井桃”，借龙标诗语，笔锋暗指宫廷，斥其沉迷酒色以至春秋不辨，同样辞旨微婉，蕴藉不吐。第三联“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于对仗工绝之外，尤见使事之巧，尽委婉深曲之能事。“西园公子”指魏文帝曹丕及其弟曹植等，至于“无忌”，却是战国时代魏国公子信陵君的名号。韦庄巧妙地把曹魏之“魏”与战国七雄之“魏”牵合在一起，由此引出“无忌”二字。但又不把“无忌”作专名看待，仅取其“无所忌惮”之意。这句诗的实际意思是指斥王孙公子肆无忌惮。诗人把这层真意寄寓在两个历史人物的名号中。由于曹丕和信陵君都是历史上值得称道的风流人物，因此，读起来倒象对那些王孙公子放荡不羁的行为津津乐道，而容易忽略其微讽的深意。下联“莫愁”同此手法，用传说中一位美丽歌女的名字，慨叹浮华女子不解国事蜩螗，深寓“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沉痛。由于巧妙地使事用典，全诗但见花月管弦，裘马脂粉，真意反而朦胧，如雾里看花，隐约缥缈，不见色相。感慨之诗意藉婉而多讽的风调而显得更为深沉，更加耐人咀嚼。
二是借助于双关、象征、暗示等多种修辞手法的错综运用，传出弦外之音和味外之味。“子夜歌”是乐府古调名，也含有“半夜笙歌”的微意，语意双关。“银烛树前”则暗示贵族生活的豪华奢侈。“露桃花里”象征红袖青螺；“不知秋”又用双关手法，含有不知末日将临的深意。“无忌”“莫愁”，均取双关。“俱是梦”的“梦”字，绾上三联，既慨叹往昔繁华，如梦如烟；又有双关“醉生梦死”之意。结句“夕阳唯见水东流”，从修辞角度看，“夕阳”象征唐末国运已如日薄西山，“水东流”象征唐王朝崩溃的大势如碧水东去，颓波难挽；从诗的色彩看，则见残阳惨淡，照着滔滔逝水，暮色苍茫中，万物萧瑟。有此一结句，无限怆怀，顿生纸墨。有此一结句，就使诗情更为饱满、凄怆。水流无已，此恨绵绵，都包含在这七个字中，这正是全诗结穴之处。
《召公谏厉王弭谤》在结构上是谏因、谏言、谏果的三段式。首尾叙事，中间记言，事略言详，记言为主，体现了《国语》的一般特点。但文章的开头结尾却仍有独到之处。
文章开头，妙语传神。“厉王虐，国人谤王”，寥寥七字，胜于千言。一边是厉王虐，一边是国人谤。谤由虐起，事出必然，因果明了，壁垒分明，一开篇便展现给读者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引出召公苦谏的缘由，也为厉王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厉王的一“怒”一“喜”，两个动词，如千钧之力，又将矛盾推向高潮，且把这位暴虐无道的昏君形象斧砍刀削得更加逼真。结尾是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开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此语真乃神来之笔，厉王以为高压就可止谤，因而“大喜”，其实高压下的沉默，只是火山喷发前的死寂。结尾“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这是愤怒与反抗的岩浆在凝聚力量。终于火山喷发，国人暴动，厉王被逐，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何其复杂的斗争。但作者全都略去，只写了“三年，乃流王于彘”，淡淡的七个字，对厉王是何等轻蔑，而留给后人的思考又是何等深刻!
召公的谏词，前后都是比喻。前一个比喻，说明“防民之口”的害处；后一个比喻，说明“宣之于口”的好处。只有中间一段切入正题，以“天子听政”总领下文，从正面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从公卿列士，史、瞽、师、蒙，到百工庶人，广开言路，畅所欲言，而后经天子斟酌取舍，补察时政，就使政策、政令不背真理。如此，恰当生动的比喻与严肃认真的正题有机结合，夹和成文，笔意纵横，态度真诚，用心良苦。
“绀海”三句，状中秋节的天气。言傍晚时分，天青色的空中飘飞着几朵白云，很快天色转暗，夜暮中飒飒秋风吹落下井边的桐叶。此所谓“一叶落而知秋至”也。“何处”两句，想象语。此处是说：时在中秋，不知道哪一处楼阁造得最高，能最先被圆月的亮光照到？“江汜冷” 三句，写月光。“汜”，即泛；“悰”，快乐也。此言月光照耀得江水像刚清洗过的绡帛一样泛出阵阵冷意，月中嫦娥在中秋佳节也倍觉高兴，将那圆月一再拭拂，使它一尘不染，光照寰宇。“影留”三句，承上启下，转入己的伤别离。此言天上月儿圆，而地上却人分离。惟剩下室中的遗迹尚在。所以圆月虽明亮，可是词人却不愿看到这深夜的明月光从帘隙中透射进来，以免使他看到室中离人的遗物更添悲伤。至末三句，天上地下适成鲜明对比，使人更是倍觉同情词人之生别离。
“竹房”两句，述孤寂。言词人孤身一人在竹屋中深居简出，所以室外的小径，因为无人走动也长出了苔藓。黄昏日斜，独居无聊，惟有仰望碧天，机械地数着朵朵烟霞，打发这无聊的时光。“露蓼”两句，忆年轻时。言词人年轻时候与伊人（即上片“人去”之离人）曾在灵岩山前的采香泾畔相遇，互相认识。“二十五”两句承前，写今之梦境依稀。“二十五”，可解为过去的二十五年时间。词人今年四十五岁，二十五年前刚是二十岁，与上句“年时”（即年轻时候）相吻合。词人说：二十五年过去了，现在我在梦境中已认不清那条两人曾经走过的“屏山”小径了。“醉魂”两句，言己之醉醒两朦胧矣。此言己在过节时，喝得大醉入梦，所以梦中无法认清小径通向哪里，醒后仍醉意熏熏，连满地的桂花都毫不爱惜的践踏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