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展现了一次作者月夜出游的生活片断，写整个游历路程，只用了“步”、“入”、“历”三个动词，加上所属宾语，就历历在目。而其所见者，为“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儋州元宵节特有的热闹、喜悦，皆跃然纸上。夜晚游市，如历梦境。父子相对而笑，见出苏氏父子虽处“多病瘦悴”、“饮食百物艰难”的困境，却超然自得，生活和谐，心境恬静。结尾用韩愈的典故，把人生比作钓鱼，蕴含着苏轼对人生得失无定的妙悟，其中有一生“钓鱼无得”的几分自嘲。全文语极简约，意境怡然。
这篇散文，前半记述与海南文士月夜出游的一个生活断片。在那明月皎洁的上元美好之夜，应几位老书生之邀，苏轼“欣然”出游。城西的风光，僧舍的景物，小巷的民情，纷纷攘攘的生意人，都引起他浓厚的兴趣，使他流连忘返，回到家中，天已三更，儿子也已掩门熟睡。苏轼借这一生活断片，不用细节刻画，自然透露出了儋州小城上元之夜的繁荣景象、祥和风俗，并抒发出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情，反映了自己与海南人民的亲切交谊，文笔轻快自然，隽永优美。“步”、“入”、“历”三个动词连用写出了苏轼从容观赏景物的心态和乐而忘返的浓厚游兴。以“杂揉”形容汉族和黎族的融洽相处，用“纷然”描写市井气象的繁荣，文笔简净。作者的三鼓始归和儿子的“掩关熟睡”，说明他们虽然远谪海南，但与生活环境十分和谐，心境十分安闲恬静。
“放杖而笑”以下，写作者由“欣然”出游而悟得的因缘自适、随遇而安、当下即是的生活哲理。但苏轼不是用议论来直接阐说，而是用富有生活情趣的“放杖而笑”来表现，这四个字又本于《庄子·知北游》。由“放杖而笑”引出儿子发问，从而推进到“自笑”和笑人。苏轼的“自笑”，是他出游后的悠然自得之笑，是苦中求乐的自我慰藉之笑。“笑韩退之”，则是笑他思度拘滞，不善超拔。韩愈曾写过一首《赠侯喜》诗，是借钓鱼寄寓对人事的感慨。诗中说：门生侯喜叫他到洛水钓鱼，洛水很浅，是虾蟆、雀儿戏游的地方，不值得垂钓。果然他们从早钓到晚，举竿引线，好不容易才钓到一寸长的小鱼，这时他们很为感慨扫兴。
韩愈写此诗时才三十四岁，在仕途上不甚得意，赴京师调选官职，竟无所成，侯喜则奔走举场十余年，不获知遇。故韩愈的钓鱼之喻，既是不满仕途的愤激之谈，又含有对门人的激励之意。但在苏轼看来，“钓鱼须远去”，未免有意于希进务得。把握当前随缘任天，自能无往而不适；远行下海，执意追寻，未必能得其所求。苏轼的自笑和笑人，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他的随缘自适的思想，这是他身处无可奈何的逆境中所产生自慰自解的特殊心态。他认为，一切得失都是相对的，只要抓住当前，与环境协调，就会悠然自得；心怀奢望，不切实际地务得而强求，反会心力交瘁，自寻困扰。小文信笔写来，既饶有情趣，又寓理于事，耐人寻味，堪称东坡小品文的佳篇。
这是一首描写宫廷生活的应制词，此词写的是帝王的歌舞升平生活。
“霞散绮，月沉钩。帘卷未央楼。夜凉河汉截天流，宫阙锁清秋。”首三句点明了时间、地点及时令气候，语句精美、华丽，透着淡淡的秋的气息。上片写景，从黄昏的余霞写到初生的新月，以及卷帘眺望之人。“夜凉”二句当为卷帘之所见，境界空阔，万籁俱寂。星汉灿烂，在这浩瀚的天宇之下，人倍觉孤单，再看四周，楼宇宫殿，层层叠叠，都笼罩在清寒的秋意之中。此处“秋”前著一“锁”字，既点出时序，又有秋意清寒的心理感受。
“瑶阶曙，金盘露，凤髓香和烟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下片转写清晨景象，描写了盛世太平岁月里宫中歌舞升平的场景。“瑶阶”、“金盘”、“凤髓”及“三千珠翠”烘托宫中帝王生活的奢侈与豪华，同时亦反映了北宋初期封建统治者乐于游畋的一个侧面。其中“瑶阶”三句，极写宫中静谧气氛。煞拍两句写帝王之游，富丽豪华的场面与上片的凄清寂寥形成对照。
此词为应制之作，言辞颇为考究、精致，雍容华丽中不乏清婉。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此诗表现了当时诗人逆境难熬，情绪郁闷状况。前四句，诗人运用大胆夸张的手法，极力描绘了巫山高入云天、巴水急流滚滚的壮丽景色。“巫山夹青天”，“夹”字用得极其到位，既写出了巫山险峻，遮天蔽日的形势，也包含着诗人喟叹青天的形象。“巴水流若兹”，含有无奈之意。三、四两句，并非说巴水可以行到尽头，而是写出了巴水纡曲，舟行迟迟的情景。“巴水忽可尽”，著一“忽”字，山回水转，尽在眼前；“青天无到时”，既写实又在写情。这两句诗由对客观景物的描写逐渐过渡到诗人的主观抒情，即由景入情，融情于景，达到情景交融。
诗的后半部分对三、四两句诗意作了进一步阐发。“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明写逆水行船艰难，船行缓慢，实际表达的是诗人的感受和心态。五、六两句既用互文笔法写朝暮赶路，又暗含时间的承续：早起赶路到晚上也没能走多远。“不觉鬓成丝”，写出诗人因船行缓慢而愁白了头，包含着时光难度，逆境难熬的感受。末两句情景交融，既在描写景象，又在抒发感情，从中可体味出诗人悲愁愤懑的心境。诗中连续重复“三朝三暮”，极有船工号子的感觉。古时有歌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最后四句是从这首民间歌谣脱胎而来的。但古歌谣指提到舟行的缓慢，而李白的诗除了说“三暮行太迟”外，还有“不觉鬓成丝”，旅途艰辛和心情忧郁使诗人在不知不觉中鬓发都愁白了。这就把客观叙事和主观抒情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含蓄委婉地映衬出诗人当时愁苦的心情。
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李白诗里《上三峡》相映成趣的是《下江陵》（《早发白帝城》），后者是诗人流放途中忽闻赦书，旋即乘舟东返时写下的名篇。《上三峡》写于诗人流放途中，诗中描写巫山险峻，巴水纡曲，舟行迟迟，愁令发白。流放者唯觉逆境难熬，心情愤懑，壮丽风光为之减色。《下江陵》是诗人流放途中忽闻赦书，旋即乘舟东返时写下的，城高入云，晨光初灿，气象开朗，舟行轻快。“一日千里”是诗人心态轻松的主观感受，喜悦心情渲染得淋漓尽致。同一位诗人，同一处景致，却气象迥异，正是“融情入景”的鲜明写照。
这是一首写诗人自己的读书生活的诗，也是一首惜时诗。“白鹿洞”在今江西省境内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之南。这里青山环抱，碧树成荫，环境幽静。名为“白鹿洞”，实际并不是洞，而是山谷间的一方坪地。中唐李渤曾在此读书，养有一头白鹿为伴，因名“白鹿洞”。
“读书不觉已春深”是说自己专心读书，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了春末。“春深”犹言春末、晚春。从这句诗中可以看出，诗人读书入神，每天都过得紧张而充实，全然忘记了时间。春天快过完了，是诗人不经意中猛然发现的。这一发现令诗人甚感意外，颇多感慨。他觉得光阴过得太快了，许多知识要学，时间总不够用似的。次句写诗人的感悟。“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阴，指极短的时间，这里以金子喻光阴，谓时间宝贵，应该珍惜。这是诗人由第一句叙事自然引发出来的感悟，也是诗人给后人留下的不朽格言，千百年来一直勉励人们、特别是读书人珍惜时间、注重知识积累，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
“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是叙事，补叙自己发觉“春深”，是因为“道人来引笑”。“道人”指白鹿洞的道人。“引笑”指逗笑，开玩笑。道人修禅养性是耐得住寂寞、静得下心的了，而诗人需要道人来“引笑”，才肯放松一下，休息片刻，可见诗人读书之专心致志，非同寻常。这不，道人到来之时，诗人正在深入钻研周公孔子的精义、教导呢。“周情孔思”，当指古代读书人所读的儒家典籍。
诗中“一寸光阴一寸金”诗句成为劝勉世人珍惜光阴的千古流传的至理名言。后人应当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知识是靠时间积累起来的，为充实和丰富自己，应十分珍惜时间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