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说：爱情对于男子只是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而对于女人则是生命的全部。确实，一个姑娘生活中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反复证实小伙子的爱情是执着专一，永恒不变的。因而，恋爱中的姑娘永远没有精神的安宁。对方一个异常的表情，会激起她心中的波澜；对方一个失爱的举动，更会使她痛苦无比，寝食难安。《郑风·狡童》中的这位女子就是如此，或许是一次口角，或许是一个误会，小伙子两个失爱的举动，她竟为之寝食不安，直言痛呼。
首先，诗的两章通过循序渐进的结构方式，有层次地表现了这对恋人之间已经出现的疏离过程。第一章曰：“不与我言”，第二章承之曰：“不与我食”，这不是同时并举，而是逐步发展。所谓“不与我言”，并非道途相遇，掉头不顾，而当理解为共食之时，不瞅不睬；所谓“不与我食”，是指始而为共食之时，不瞅不睬，继而至分而居之，不与共食。爱情的小舟，遇到了急风狂浪，正面临倾覆的危险。与此相应，女子失恋的痛苦也随之步步加深。共食不睬，虽一日三餐不宁而长夜同寝尚安；而分居离食，就食不甘味更寝不安席了。因此这位女子要直言呼告，痛诉怨恨。
其次，诗篇通过直言痛呼的人物语言，刻画了一个初遭失恋而情感缠绵，对恋人仍一往情深的女子形象。《诗经》中刻划了许多遭遇情变的形象，情变程度有别，痛苦感受不同。《郑风·狡童》中的女子面临失恋的情况，听她的呼告，能感觉在怨恨与焦虑中，仍对恋人充满了渴望与深情。“狡童”的“狡”，一说通“佼”，亦即强壮俊美之意；如此理解，“彼狡童兮”，亦即“那个强壮漂亮的小伙子啊”。这就是骂中有爱，恨中带恋了。所谓“若忿，若憾，若谑，若真，情之至也”（陈继揆《读风臆补》）。而两章的后两句“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则由前两句第三人称的“彼”，转变为第二人称的直面式的呼告了，从而把对“狡童”的恋慕期待之情表现得缠绵难割。
古老的《诗经》，传达的是古今相通之情，只因语言简奥，才会艰深难解。《郑风·狡童》则不然，不仅女子的感情哀伤动人，女子的呼告也是明白如话，句句入耳。可是，一首直抒胸臆之诗，千百年来却久遭曲解。“诗必取足于己，空诸依傍而词意相宣，庶几斐然成章；……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此可以考史，可以说教，然而非谈艺之当务也”（《管锥编》第一册）。钱钟书对“《诗》作诗读”之旨作了淋漓透辟的发挥，读《郑风·狡童》然，读一切古诗均然。
这是一首双调的词，前、后两段声律完全相同。上片以写景为主，景中有情。下句以抒情为主，情中有景。该词是苏轼的早期之作，以清奇、流动的美感显示出与传统的婉约词不同的特色。
上片写出游途中的晴雨变化，以及骑马赶路的轻快心情。起笔用对句，写出了近乎奇妙的天气变化：“雨暗初疑夜，风回忽报晴。”一个“暗”字，从色彩与光线着笔，兼有暗淡、昏暗以至黑暗诸义，再加上“疑夜”的渲染，令人想见天低云暗、雨意浓酣以及雨水如注的景象。一个“报”字则将风人格化了，风儿转了向，忽然向人们报告天已放晴的好消息。这两句不仅写出了大自然的一种奇观，而且写出了人的微妙的心理变化。开始还怀疑是夜色降临，而雨霏天晴，只在转瞬之间，心中仿佛也一下子亮起来。这里不带有对大自然神秘性的恐惧，而是对其偶然出现的奇观的欣赏，并写出了从忧疑（恶劣天气对出行在外的人不利）到安详的心态。后来苏轼在出判杭州时写过“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的诗句诗中的“忽”字与该词中的“忽”字，在洞识天象、曲传心态方面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句紧承前句，描绘出傍晚放晴后的景象。 “明”字与首句“暗”字相呼应，又与次句隐写心态的意思相承，进一步表现出心境的开朗。全句很像是一幅色彩鲜明、轮廓清楚的写生画，使人想起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名句。它又像是影视中的一个远镜头，为下文写苏轼自身的活动交代了白然背景。“细草软沙溪路、马蹄轻”一句，则像是连续推出三个近镜头，分别现出了一丛丛小草、柔软的沙地、溪边的山路。最后推出一个特写镜头，轻捷的马蹄。这里写草，写沙，写路，各具特点和美感，都是为了衬托出骑在马背上的人在匆匆赶路（已近黄昏，天光有限），以及苏轼的轻快的心情。这是一种借物写人的手法。
下片转入叙事和抒情，着重写旅途的劳顿以及对神仙之事的遐想。“卯酒醒还困”，这是该词中唯一的一句叙述，交代了苏轼早晨饮酒登程，以壮行色这一有关情事，以及此刻虽从酒中醒来，却感到疲困的状态，整天的鞍马劳顿全在不言之中了。尽管如此，苏轼还得马不停蹄，而不能歇息下来做个美梦，“仙材梦不成”一句便是此种情境下说出的俏皮话，但苏轼却止不住地对神仙之事的遐想。“蓝桥何处觅云英”借唐传奇《裴航》中的神话故事，写苏轼自己幽渺的情思，隐隐透露了苏轼的遁世思想，也为作品平添了几分超逸的情致。末句仍依此思路下笔，“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却留有有余不尽的韵味。因为在词人想象中，山间流水有可能与神仙境界相沟通，陶渊明《桃花源记》中对渔人“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因而闯入桃花源的描写，以及张旭《桃花溪》诗中“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的句子，其用意与苏轼相近。当然，那样的机会极为难得，所以用“只有”二字表示了轻轻地叹惋。苏轼在旅途中为什么会联想到神仙之事呢?其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山地清幽的环境激起了苏轼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上片的山水描写像是一种伏笔。二是作者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受到了道家出世思想的影响，写该词时虽然才28岁，而遁世观念却早已产生了。
头两句是说，11年前被贬于4000里外的永州，此时终于回来了，语含喜悦，也有感慨。后两句借用景物来描写回京路上的欢快心情。春光，鲜花，是实景，但也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这样借景抒情比直接叙述更加生动，真切。末句“处处新”三字用得精当，值得好好体味。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这里看来是对事实的描述，其实精炼地概括了诗人复杂和激动的情感。其中包含着他对当年遭受贬斥的愤懑，对长期放逐生活的回忆，以及重回长安时的激动心情。交集的百感凝聚在诗句的朴素描绘之中，增强了抒情力量。
“诏书”使他伴随着温暖的春天一同回到长安来，路上的景物明媚喜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朝廷诏返京城，又是红这阳春季节，驿路上花开簇簇，既清新又温暖，此时面对此景，再有一步就可迈入长安东城门的诗人不能不深感激动、喜悦，激动、喜悦而不明说，仅用“处处新”三字来见意，便胜过了万语千言。因此“驿路开花处处新”，这是诗人自己精神状态的写照，反映出诗人的愉快心情和愿望。这是写花，更是写人，是将人的情意寄托于花，又由花来表人之情意，含蓄蕴藉而不失自然流转，堪称得体。
然而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事实上，顽固保守势力并没有放松对他的打击，他回到长安后所得到的却是再一次贬逐。所以，诗篇在抒发他的战斗理想的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对顽固派头子唐宪宗始终存有幻想，反映出诗人自己的阶级局限性。
这篇赋表现荡子之妇的“秋思”，作者写出了不同阶段的“思”的不同内涵和表现形态，生动地表现了闺中人对荡子的担心、思念以及焦虑、期盼、失望、悲伤之情。全赋语言浅显，色彩艳丽，描写细致，音节流畅，情意婉转。
开头部分，“登楼一望，惟见远树含烟。怜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中间“重以秋水文波，秋云似罗，日黯黯而将暮，风骚骚而渡河；妾怨回文之锦，君思出塞之歌”能以浅语写深情，情景的衬托也是成功的。赋中种种微妙的情思：担心、思念、焦虑、期盼、失望、悲伤……融合在那眺望的眼神中，不着一情字，仅以高度概括的情物结构全篇。
从表现人物感情看，也是一波三折，层层推进，在有限的篇幅里容纳比较丰富的内涵。全篇以“思”字绕贯全文，但在行文中，不同阶段的“思”又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态。赋起笔由“自怜”作为基调。这是对已经逝去十年生活的概括，又是今天生活的基点。虽属“自怜”，却希望不灭，便是“盼”夫归来。盼而不至，便去“登楼”，其实赋的开头是从“登楼”开始的。“登楼”是实在等不下去的心理外化，既说明“登楼”之前思之苦，又为新转机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它甚至成为一种特定的艺术情绪。“登楼”唯见含烟的远树、云山一体、水天一色的景色。这些使人失望，但还不足以促使她心理发生变化，唯徒暮归的只鸟，一声声哀叫，不徒孤零零的外形触人情绪，更兼声声凄厉、孤寂的叫声，从视、听两个方面打动人物。睹物思人，不由得不动情。由怜己到怜鸟，情感有了质的变化。又见皓月当空，月正圆，偏人不圆，这正一反两衬，使倡妇的情怀由刚才的自怜而至于自伤。于是联想到时令，看出寒露萎蕙，严霜封阶，想到十年韶华不再，青春已老，岁月如霜；又值这薄暮冥冥、秋云惨淡的时日；想到将要面临的辗转反侧的难捱夜晚和这夜晚以后更多难捱的时日，自然想到带给自己这些痛苦的丈夫，于是由盼”，而“怜”，而“伤”，而“怨”。可是怨而无用：路途遥远，相见无期，只得转而“自慰”。这不是说她彻底失望了，而是明天还会想，虽然希望渺茫，但是从她对春天还会来的信念上看，她还是相信丈夫总有一天会回来的。虽然从行文看，这句是绝望，但潜意识中所传达的正是这种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