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庄生在唐帝国由衰弱到灭亡、五代十国分裂混乱的时代。他一生饱经乱离漂泊之苦。黄巢攻破长安，他逃往南方，到处流浪。直到59岁，才结束了这漂泊流离的生活。
这首《菩萨蛮》词，就是写作者浪迹江南一带时思乡怀念妻子的惆怅心情。
词的上片，写离别之夜，爱人和泪送行的动人情景。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这两句写分别时的情景。回忆在朱门红楼那天告别之夜，灯光映照着半卷的挂有流苏的帐子的情景，真叫人难过极了。“流苏”，是用五彩毛羽或丝绸作成的须带或垂饰，称流苏。“半卷流苏帐”，指人还未入睡。
“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次二句写情深似海，难舍难分，一直到残月将落时，爱人带着泪水，才送我离开家门，分手告别的。
词的下片，写客地思归，由听到琵琶乐声想到所爱之人正倚窗远望，等候自己归去。
“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这两句写作者在他乡听歌女弹琵琶，弦上弹出黄莺般的音乐声。“金翠羽”本指美人的金钗，这里用以代指歌女，“黄莺语”指琵琶弹的乐声就象清脆婉转的黄莺啼般的歌声，极写琵琶声调的婉转。
“劝我早还家，绿窗人似花。”这两句写词人由“黄莺语”联想起爱人临别时叮咛自己早日归家，想到花容月貌的爱人此时正倚窗远望，盼望归去。
据唐圭璋《唐宋词简释》，此词又作：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掩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
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此词起句显出一个失宠的宫女凄凉孤独的影子。“春又春”，重复的两个“春”字淡淡点出如水流逝的时光。春来了，春去了，草荣复枯，花谢花开，恍然中不知过了多少年月。春来了，万物复苏，生命蓬勃，可是失宠的女子只能独对凄然。春去复来，青春一去不再。“梦君恩”以下是对过去爱情的怀恋。前事历历，犹在眼前，卧思旧事，仍疑幻疑真。上片结尾两句写梦醒后的无望。由思而梦，由梦而疑，由疑而绝望泪下，她曲折幽微的心里被细致入微，层次分明地刻画出来。
哀情至此，似已无可深入。下片首句使女子长夜独泣的情景中脱离出来。宫门外的笙歌乐舞之声，是当年她也曾承欢侍宴的热闹繁华。霓裳如旧，丝竹依然，而一切已不属于她。她在重重宫门的这边，在君王早已忘却的深院里。君恩一断，咫尺天涯。这种对比是不堪体会的：昔日的承宠与今日的落寞，彼处的歌舞繁华与此地的凄清萧索。见此闻此之下，是一种极致的入骨凄凉。失宠的宫人，在强烈对比中，伤痛无奈之情又深了一层。
芳草接天，春色寂寂，又是一年无望的等待。与上片“春又春”相应，不能不担心她年华永逝。纵能如陈皇后以千金买赋，恩情亦无法换回。独倚长门，满怀的是无可解释的绝望与无奈。天下之大，宫墙之深，竟无一人可以共语，这份凄清，烘托到极致，更让读者看到一个茕茕孑立的女子，她的无助与哀伤。
尾句疏疏八字，凝聚的是深深浓浓的凄绝。白居易《后宫词》中说：“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诗中的宫女只是倚笼坐到明，而此词的女子又历尽了芳草斜阳，年复一年，迎来的仍是“宫殿欲黄昏”。五字平白，却令人眩目醉心，真如有黄昏的一阵风，吹遍荒凉。余韵悠然，低徊不已。
全首词一直在淡淡娓娓地叙下来，说幽宫，说寒夜，说梦醒衣湿，芳草连天，说宫殿黄昏，说万般惆怅；无掩饰，无刻意雕琢，只是坦白率真地洒落真情。一切出于自然却并不平淡无味，真情幽怨才意蕴动人。运密于疏，寓浓于淡是韦庄词的清艳绝伦之处。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