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表现的是饮酒游湖之乐。整首词寓情于景，写出了作者与友人的洒脱情怀。
首句“西湖好”是统领全词的，下面分别渲染这个“好”字；画船载酒，稳泛平波，空水澄澈，别有洞天，使人俯仰，乐而忘返。写出作者与友人的洒脱情怀。这也就是本词所揭示的主题。
上片描绘载酒游湖时船中丝竹齐奏、酒杯频传的热闹气氛与欢乐场面：画船、美酒、管弦，微风习习，波光粼粼，词人心情舒畅，与朋友无拘无束，开怀痛饮。湖面之上，欢笑声、乐曲声、划船声交织在一起。
下片写酒后醉眠船上，俯视湖中，但见行云在船下浮动，使人疑惑湖中别有天地，表现醉后的观湖之乐：俯视江面，白云朵朵，船往前行，云儿陪伴；仰望天空，朵朵白云，云儿飘拂，小船紧跟。俯仰之间，天空与江水是一样的澄清明净、一尘不染！看着看着，微醉中的词人觉得：这湖中另有一个青天在，而自己的小船简直就是在白云之间穿行。“空水澄鲜”一句，本于谢灵运《登江中孤屿》诗“云日相晖映，空水共澄鲜”，言天空与湖水同是澄清明净。这一句是下片的关键。兼写“空”、“水”，绾合上句的“云”与“舟”。下两句的“俯”与“仰”、“湖”与“天”，四照玲珑，笔意俱妙，虽借用成句，而恰切现景，妥贴自然，如同己出。“俯仰留连”四字，又是承上启下过渡之笔。从水中看到蓝天白云的倒影，他一会儿举头望天，一会儿俯首看水，被这空阔奇妙的景象所陶醉，于是怀疑湖中别有一个天宇在，而自己行舟在两层天空之间。
“疑是湖中别有天”，用“疑是”语，是就其形貌来说。说“疑”者非真，说“是”者诚是，“湖中别有天”的体会，自出心裁，给人以活泼清新之感。
从艺术手法上看，这首词采用虚实相结合的方法，充满了诗意的想象，形象巧妙地刻画了主人公的醉态、醉意和醉眼中的西湖之景。
第一首落笔写银河西坠，鸡鸣欲曙，渲染出一种苍茫静寂的气氛，表现了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感慨。第二首写大好河山，陷于敌手，以“望”字为眼，表现了诗人希望、失望而终不绝望的千回百转的心情。诗境雄伟、严肃、苍凉、悲愤。
组诗的第一首落笔写银河西坠，鸡鸣欲曙，从所见所闻渲染出一种苍茫静寂的气氛。“一再鸣”三字，可见百感已暗集毫端。三四句写“有感”正面。一个“欲”字，一个“怆”字表现了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感慨。
要想理解第二首诗，必须理解“五千仞岳”，于此有人说是泰山，因为泰山最高，被列在五岳之首，历代君王也多要去泰山封禅，用黄河与泰山作为中原大好山河的象征似乎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赖汉屏认为岳指华山，理由是黄河与华山都在金人占领区内。陆游诗中的“岳”是指华山，可以从《宋史·陆游传》以及陆游的诗词中找到证据。《宋史·陆游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炎宣抚川、陕，辟为干办公事。游为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从中可以看出陆游收复中原的策略，就是通过四川进入陇右，先夺取长安，然后凭借关中的屏障进攻退守，像秦一样收复中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陆游把这么多心思用在这一块土地上，可见他的主张是横贯其诗歌创作的始终的，那么“五千仞山上摩天”中的岳指华山自然就最恰当了。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两句一横一纵，北方中原半个中国的形胜，便鲜明突兀、苍莽无垠地展现出来了。奇伟壮丽的山河，标志着祖国的可爱，象征着民众的坚强不屈，已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然而，大好河山，陷于敌手，使人感到无比愤慨。这两句意境扩大深沉，对仗工整犹为余事。
下两句笔锋一转，顿觉风云突起，诗境向更深远的方向开拓。“泪尽”一词，千回万转，更含无限酸辛。眼泪流了六十多年，早已尽了。但即使“眼枯终见血”，那些心怀故国的遗民依然企望南天；金人马队扬起的灰尘，隔不断他们苦盼王师的视线。中原广大人民受到压迫的沉重，经受折磨历程的长久，期望恢复信念的坚定不移与迫切，都充分表达出来了。以“胡尘”作“泪尽”的背景，感情愈加沉痛。结句一个“又”字扩大了时间的上限。他们年年岁岁盼望着南宋能够出师北伐，可是岁岁年年此愿落空。他们不知道，南宋君臣早已把他们忘记得干干净净。
诗人极写北地遗民的苦望，实际上是在表露自己心头的失望。当然，他们还是不断地盼望下去。人民的爱国热忱真如压在地下的跳荡火苗，历久愈炽；而南宋统治集团则正醉生梦死于西子湖畔，把大好河山、国恨家仇丢在脑后，可谓心死久矣。诗人为遗民呼号，目的还是想引起南宋当国者的警觉，激起他们的恢复之志。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