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是长江中游地区流行的民间曲调,词人即用它来歌咏当地的史事和传说。
“十二山晴花尽开。”“十二山”,即巫峡十二峰,在今四川巫山县东,长江北岸。其中以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起句点地,将风光奇丽的巫峡写得花团锦簇。而此地又不仅以风景胜,更有着古老的历史遗迹与浪漫的神话传说,于是乃于第二句“楚宫汉阙对阳台”让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楚宫”,是春秋战国时楚王的离宫,俗称“细腰宫”,在巫山县西北,三面皆山,南望长江。“阳台”,一名“阳云台”,在巫山来鹤峰上,南枕长江,高一百二十丈。相传战国时楚怀王曾梦与巫山神女交欢,神女临去时自称“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来,怀王之子顷襄王也梦见过这神女。说见旧题宋玉所撰《高唐赋》和《神女赋》。此句言楚王离宫正门两侧的对称形门楼与神女出没的阳台遥遥相对,明显是影射神话传说中怀王父子与巫山神女间所发生的风流韵事,牵出了楚王荒淫好色的内容。第三句“细腰争舞君沉醉”即进一步渲染之。“细腰”,代指楚宫美人。春秋时,楚灵王以细腰为美,其臣下为了邀得灵王的宠爱,遂皆节制饮食,束紧腰带,甚至于饿得有气无力,须扶着墙壁才能站起身来。事见《墨子·兼爱》。据此推论,则楚宫中的美人自必为细腰了。美人投楚王之所好,扭动纤细的腰肢,争先翩翩起舞,而楚王也就在这欢快气氛中饮酒作乐,终至沉醉。三句层层铺垫,一笔笔勾出了一幅热闹喧天的“楚王行乐图”,其实都是在为第四句蓄势,势既蓄足,即开闸放出一库冰水,只“白日秦兵天下来”七字,就将前二十一字的歌舞升平气象收了个干干净净。据《史记·楚世家》,怀、襄二王统治时期,秦国曾多次举兵攻打楚国,其中以公元前278(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焚烧楚国先王祖坟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的那一次最为惨烈。自此,楚国一蹶不振,五十余年后终于为秦国所灭。此篇结句,就形象地集中地概括了这段史实;虎视眈眈的强秦瞅准了楚王沉醉于酒色之中的机会,光天化日之下,长驱直入楚境,将这富庶而美丽的南方大国并吞了去。
其实,《高唐》、《神女》二赋是否真是宋玉所作,向来就有争议,即便真是,文学作品容许虚构,怀王、襄王父子梦交神女之事也未必属实。二王在历史上并不特别以好色著称,楚国之所以亡于秦,自有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错综复杂的因素在相互作用。然而,咏史词毕竟是“词”而不是“史”,作者不必拘泥于具体的历史事实,他有权遗貌取神。大凡历代的误国、亡国之君,未有不纵欲的,好色贪杯固是一大通病。所以词人攻此一点,也算抓住了要害。
此篇在选材上,它熔铁于金,糅合正史与稗官小说,虚实相济,乃显得活泼而不拘谨。隶事时,又移花接木,叙怀、襄二王的行状而不假外求,信手拈出其祖先灵王好“细腰”的典故,给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楚君好色其来也有渐的历史暗示,手法十分机巧。不过,推究其本身的格律,它又符合于一首纯粹的七言绝句,而咏史七绝正是中晚唐作家的拿手好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还不宜夸大它在咏史词发展进程中的意义。
这首《病起》写病后的感受,极尽困蹇之苦况,然于极悲痛怨愁之中,诗人又吐出极旷达之语。诗质朴无华,沉郁顿挫,诗内满含作者凄苦之情,这也是在无可奈何悲愁中的真情苦吟,是一首内涵深蕴的五律代表佳作。首句“今日秋风里,何乡一病翁!”可见,在萧萧的秋风里,盛年的诗人忧病之余,犹如一个衰颓老翁。他勉强挣扎起来。“力微须杖起”,这是写实。更重要的则是下句“心在与谁同”,他想到前贤欧阳修的“老去自怜心尚在”,很自然地化用入诗。谢灵运于《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诗》中也说过:“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作者尽管历尽磨难,颠沛流离,但此心尚在,此志不移。他独立西风里,四顾茫然,此情无人能喻。所以说“与谁同”,感慨极深。诗人虽是屡遭挫折,但他的心还不是死灰,还不是止水,他还想做一番事业。这是诗人的积极入世处。
诗人自身之疾,以及仕途坎坷,母亲去世等等灾难,使他大彻大悟,懂得了冤亲平等,皆属空虚。悟的次数之多,也就是说灾病之多(因每一灾病即有一悟)。“冤亲”句出于佛典,《华严经》说:“愿一切众生于怨于亲等心摄受,皆令安东智慧清净。”虽用了佛家语,诗中所表现的却不是四大皆空,而是一种因遭际不幸而起的无可奈何的悲愁。这种言外之情,表现得很明显。
最后一联,首尾照应,复写诗人的衰颓。“百年先得老”,和他在另一诗中所写的“白发满头生”一样,是经历了至悲至痛以后的呼号,一字一句,俱自胸臆流出,不是无病呻吟。“三败未为穷”,内涵更为丰富。春秋时代,管仲与鲍叔相交,管仲自叹:“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史记》本传)诗人这里是化用“三战三北”之语,表明自己不因遭际坎坷而丧失志气,仍要一如既往,坚持操守,直道而行,不效阮籍穷途之哭。由此可见,诗人所祈祷和向往的,不是佛家的空无寂灭,而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之道。
另有观点认为此诗充满禅意,颔联中“心在与谁同”化用前人诗意,着眼于“心”,此为佛教心性学说在文学创作上的具体发挥。作者颈联两句“灾疾资干悟,冤亲并一空。”即是回答“心在与谁同”,说他的“心”是与佛教禅宗“同”了。千灾百难,久病缠身,现实中所遇诸多烦恼,帮助他对人生真谛多次获得了领悟,即“冤亲并一空。”“冤亲”除了出自《华严经》外,《五灯会元》也云:“佛家慈悲,冤亲相等。”这其实就是泯灭是非观念,超离“烦恼障”,用以调整失去平衡的精神世界。诗人说:他从现实中所领悟到的,除了“等冤亲”之外,还有“一空”,那就是。四大皆空”。这就是他对人生的领悟。尾联则进一步补足获得这种人生领悟的主要契机,作者化用管仲语意,其意是说:人生一世,不过百年,而我已是未老先衰,尚且要念及老母。仕进既已无望,倒不如“于冤于亲,等心摄受,皆令安乐,智慧清净”。原来,他所谓的“心”,即为佛教“等心摄受”的“心”。看来,他确乎欲摒除妄念,清净本心了。他确乎对人生已是因“灾疾”而彻悟了。
陈师道是孤芳自赏、不求谐俗的苦吟诗人。他的作品,有人称之为“非一过可了,近于枯淡”。黄庭坚说,陈师道作诗“十度欲言九度休,万人丛中一人晓”。可见他诗的内涵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人们常称引的不过是《别三子》、《示三子》、《春怀示邻里》等有限的几首。实际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他的五律,尽管有时“失之僻涩”,但“佳处往往逼杜甫”。这首《病起》,质朴老苍,沉郁顿挫,正是它逼近杜甫的五律代表作。
这一首诗里,诗人以戎装参加阅兵,符合他的志趣,故情主喜悦。但当时朝政腐败,军事废弛,阅兵场面无法过分铺张,喜悦之情只能以闲淡、冷静的笔触来描写。然而,阅兵事件触动了诗人的理想与愿望,所以闲淡中又着一联富有激情的雄壮笔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最终在喜悦中又不免带出感慨。
第一联写大阅的时令和环境。“千步球场”,写阅兵校场的阔大,这里在练兵讲武之余,也作踢球用,故以球场称之。诗不明点“秋”字,“爽气”二字写出秋季特征,即是点秋。“新”字既接“爽气”,写其新鲜;从第六句看,又兼写雨后,因为雨后的秋气尤其新鲜。第一句从近处写,第二句转写远处。“碧嶙峋”写出山势峻峭,山色青碧。这一联用笔轻淡,却已把大阅的时令、环境写得鲜妍可爱,烘托出诗人参加大阅的愉快心情,远近俱到,景中有情。
中间两联写大阅的情况。颔联承第二句向远处开拓。“令传雪岭蓬婆外”,似是写实,因为这一带地区当时名义上属四川制置使统辖,而又带有理想和愿望,因为实际上地为吐蕃所占据。长安是汉、唐故都,当时被金人占据。陆游于乾道八年(1172年)到南郑任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幕僚之后,时时向往于收复关中失地;同时他又认为收复长安与关中,是恢复中原的根本条件,愿望更为迫切。他诗中常提到这种愿望,如《山南行》:“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送范舍人还朝》:“公归上前勉画策,先取关中次河北。”诗中的“声震秦川渭水滨”,是用夸张手法抒写理想与愿望,因为成都阅兵的号令之声,根本无法传到这些地区。这一联用理想与激情,渲染阅兵声势的盛大,笔调雄壮,气势一扬。颈联则转入写实,写风吹而旗影闪动,用“倚”字、“弄”字,见风势不大。“马蹄”能“不沾尘”,一是明指“经雨”之故,即雨后尘埃不扬;一是暗指士兵训练有素,驰马轻捷。这一联从动态中反映校场中的宁静、整齐、严肃的气氛,是对大阅的赞美,笔调精细、疏淡。
结联抒情。“属囊缚裤”,写自己身着军装;“毋多恨”,写乐意为此。乐意的原因是诗人久抱从戎壮志,恨“儒冠”的“误此身”,这一句乃化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儒冠多误身”句。这一联在喜悦中带有感慨余音。
陈给事即陈京。韩文公早年与陈有旧,可后来,韩文公被贬去广东阳山县当县令,而陈京却因精通礼仪得到了皇帝的欣赏。韩文公经“落实政策”“平反昭雪”后回到京师,可这时的陈京却表现出相当的冷漠和寡言。韩文公陷入迷惘的境地,认为陈京是念旧情的,他对自己的漠然完全是对自己不勤于登门的抱怨。
韩愈在信中述写了与陈京交往和疏远的原因,历敷了与陈给事的见面情况,希望与对方恢复交往,代为引荐。信中处处体现其诚惶诚恐的心态;同时字里行间又透露出其不甘低眉之情。
803年(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关中地区大旱,年成歉收,民间饥馑,韩愈上书奏请减免徭役租赋,因此得罪了权贵,由监察御史贬为阳山县令。陈给事却在这年得到了升迁。此年皇家准备举行祭祀大典,陈给事奏请祭祀必尊太祖,而且祖宗灵位的排列,以及参加祭祀人员的排列,都要分出尊卑长幼的先后次序,必须讲究礼仪。他因此得到皇帝的赞赏,自考功员外郎迁给事中,可谓宦海扬帆,春风得意。而韩愈却因爱民而被贬,极为苦闷,茫然若失。但他对仕途仍充满了幻想,希望能有人荐举,重返朝廷做官。所以他对这位备受皇帝欣赏的新迁给事中陈京,还抱有很大的希望。
其实此信中并没有实质的内容,只是要同陈给事联络个人感情而已。然而文章的通篇围绕着一个“见”字,历敷了与陈给事的见面情况:上半篇从见说到不见,下半篇从不见说到要见。好像通幽曲径,峰回路转;如柳暗花明,若断若续。信中处处自贬自责,表现了韩愈诚惶诚恐的心态;同时在字里行间,又微微透露出其不甘低眉伏首的慷慨情态。
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前村后垄”犹言“到处”。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