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这首诗是文天祥被捕后，在元朝被囚禁期间所作。全诗没有一点过节的喜悦和快乐，也没有年轻有为、蒸蒸日上的朝气，更没有官场得意、登高望远的企盼；也许能看到一丝西风烈马、叱咤风云的影子，但那也只是过去式。更多的是凝重、自励、追忆、反省，但尽管如此，全诗却不曾给人一点消沉和沮丧，相反，它让人痛定思痛、发愤图强。文天祥这首《重阳》，远不止是重阳节这么简单，更多是隐含诗人的心愿：盼望重见天日、重获阳光，甚至希望能起死回生、东山再起！
“万里飘零两鬓蓬，故乡秋色老梧桐。”是写实、写景。“万里”是指地理距离，“飘零”是指他自己一个人，“万里飘零”实则孤身被囚于元朝监狱的写照。“两鬓蓬”是形容他自己在被囚禁过程中的形象，也是年龄和景况的实际写照。“万里飘零两鬓蓬”，一个长期被囚于远离故土的监狱中的犯人形象跃然纸上。
“梧桐”是囚室中能看到的窗外景象之一，看到这老梧桐，就让诗人想到自己的家乡，这是写景，触景生情。梧桐在古诗词中常有多种意像及寓意，其中包括高洁品格、孤独忧愁、离情老绪等，诗人在此特老写梧桐，恐怕这些意义多少都有一点。“故乡秋色老梧桐”是诗人被这秋天景色勾起的对家乡、故国的眷念，也是诗人以梧桐自勉、自励，希望自己最终能成为凤凰向往的、有用的栋梁之材。
“雁栖新月江湖满，燕老斜阳巷陌空。”是诗人的向往、是抒情。诗人祈望自己能象大雁或者燕子，自由自在地在天地间翱翔。我们都知道，大雁是候鸟，雁至秋而南翔，故称秋天为雁天。雁南飞正是文天祥所希望的。燕子到了晚上也要回巢守家，享受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这是多么美妙的景象。不过这些虽然简单，但对文天祥来说，却是可望不可及的。这里诗人将它们安排在颌联里，严格的对仗更显形式上的美感，它既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有转换的用意。这一句重在真情流露，诗人将自己比作南飞雁和归巢燕子，盼望能最终再获自由。
“落叶何心定流水，黄花无主更西风。”颈联又是一句工整的对仗，这是这首诗的核心，更是其灵魂。没有这一句，全诗必然落入俗套，有了这一句，全诗都活起来了：出众、清奇、典雅、高尚。“落叶”对“黄花”、“何心”对“无主”、“流水”对“西风”，几乎无懈可击。落花流水春去也，那是一种无可奈何，落花都如此，何况是落叶，随波逐流、顺其自然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谁也不能说什么。
当然，水流代表大势所趋，大江东去势不可挡，谁想阻挡滚滚而来的历史潮流，只能自取灭亡。作为自身难保的落叶，更不可能有任何力量可以造成一点影响，落叶如果想去挡住流水，哪是自不量力。这是狱中文天祥的隐喻，流水是指元朝推翻宋朝，进入新的历史纪元。这时文天祥非常清醒，当时全国都已沦陷，包括当时的皇帝、皇太后等都投降了，他要想靠自己一已之力去阻挡这一潮流，这是绝无可能，也是非常可笑的，因此，他用“何心”、“定”来入诗，“何心”可以理解为“那有这样的心”、“任何这一类的心事”，“定”是“定下来”、“定住”的意思，他在此用诗句表明自己的态度，换言之，他声明，自己无意要去阻挡这一历史必然趋势。
“黄花无主更西风”中的“黄花”是指菊花，即黄菊、秋菊。“无主”当然是指没有主人的、是野生的、是自然生长的。
重阳（农历九月初九）赏菊，是我国的民俗之一。历史上文人写菊花、黄花的诗篇数不胜数，当然他们之间各有千秋、难分高下，含义也各不相同，有纯粹的咏叹、也有无病呻吟，有情深意重、也有杀气冲天。历史上黄巢的《菊花》：“待到秋来九月八，此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就很有让人不寒而栗的感觉，还是元稹的《菊花》：“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相对朴实与平和一些。
文天祥也写黄花、菊花，当然他也看重菊花的高贵品性，“此花开尽更无花”这一点上他与元稹有共同之处，但文天祥强调的是“无主”，“无主”让文天祥更自豪，因为皇帝都投降了，而且反过来劝他也投降，如果说文天祥是为了效忠宋朝小朝廷，那已经完全解释不通。
因此，文天祥通过用“无主”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也是对古往今来说他是“愚忠”的反驳和反击，他在告诉世人，他的抗元行动是自觉自动的，是不受老人指使的，他为的是心中的理想、为的是民族的大义、为的是中华文明的传承。
他要告慰后人，无主的黄花特立独行、无主的黄花巍然屹立、无主的黄花永不言败，凛冽的西风根本不算什么、凛冽的西风只能自叹不如、凛冽的西风最终无可奈何，所以，文天祥用了一个“更”字，他让后来人知道，“无主”的“黄花”“更”在“西风”之上。这里的深意，只有用心聆听，才能有所觉悟。
“乾坤遗恨知多少，前日龙山如梦中。”这一句是回顾和反省，是收尾。
“龙山”隐喻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的发源地，也有称为“方山”的。方山是指中岳嵩山的南麓两山之间，是夏族群的生息繁衍之地，也是中华第一个王朝夏朝、夏禹国的诞生地—河南登封。夏后自方山北麓迁徙至方山东麓的颖水之滨，即夏都夏邑—河南禹州。方山颖水，就是指华夏民族，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当然，文天祥这里的“龙山”，也有他个人的隐痛。
诗的一二句从远处着笔，写诗人极目天涯时所见所感。三四句从近处着墨，写诗人凝视碧山的所见所感。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写望，但从望的感受上落笔，不具体写望见些什么。诗人远望时正当黄昏，夕阳西坠，他遥望故乡，故乡不见，远在天涯。这时候，他看到了落日，又想到落日之处就是天涯，然而明明白白地看得见落日，却仍然望不到故乡。这两句，把思家的愁苦表现得很深刻。
诗先以落日处即天涯作衬，使后句望不见故乡的失望更重更深，在表现时却不直说，而是通过两个“天涯”的反复吟咏比较，让人从中体会出来。以落日喻天涯，是从《世说新语·夙惠》中得到启发。《世说新语》载：晋元帝曾问明帝：“长安与太阳谁远。”明帝起先回答太阳远，因为没见过有人从太阳那儿来。后来又改口说太阳近，因为“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后来人们常用这典故，以天涯太阳比喻远。如唐岑参《忆长安曲》云：“东望望长安，正值日初出。长安不可见，喜见长安日。”就是在所忆之处与太阳上做文章。
“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从近处着墨，写诗人凝视碧山的所见所感。“已恨”句转折巧妙，既承接上句，补充说明“不见家”之由，又“暗度陈仓”，由前二句着眼于空间的距离转到着眼于空间的阻隔。故乡不可见，不仅因为距离遥远，还因为路途阻隔，所以通出一个“恨”字来。第三句用“已恨”二字领起，无限感慨已在其中。第四句再递进一层，故乡为碧山阻隔，已令人恨恨不已，何况眼下碧山又被暮云遮掩。
诗用“还被”二字唤起，障碍重重，恨重重。再说，山本可用青、绿形容，用“青”也符合诗的平仄要求，可是诗人却用碧字，大约是因为青、绿较为轻、明，碧较为重、暗，不仅更符合等色苍茫中山的色彩，而且能唤起凝童情绪。而当苍茫的暮色遮掩住碧山，凝重压抑感也就更加强烈。诗至结尾，随着时间的冉冉推移，诗人的视野由远而近、由大而小的逐步收缩，色调的由明而暗的变化，结构上的层层递进，那乡思也就愈来愈浓郁，以致浓得化不开。
全诗四句，分四层意思，层层深入，不断推进，把思想感情发挥到极致。中国古代诗词作法，有透过一层、加一倍写法。这种写法，有用在一联中的，如杜甫《夜闻觱篥》云：“君知天地干戈满，不见江湖行路难。”本意写行路难，再加写遍地战争，行路就更难了。又如李商隐《无题》：“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也是如此。更多的是用若干句透过一层，如宋徽宗《宴山亭·北行见杏花》词：“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写思念故宫，故宫不见，转而梦见，最后连梦中也见不到，把感情的波浪重重推向高涨。李觏的这首诗，也是采用了这一手法。
这首诗突出了诗人归乡无计的无奈和痛苦，表达了诗人对故乡深挚浓厚的思念之情。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