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怀旧之作。本词追忆早年初见美人时的喜悦与欢欣及今日物是人非的惆怅，在对比中抒发好景不长的人生感慨。词中以往昔“歌韵琤琮”、“舞腰乱旋” 的欢乐场面与今日“点检无一半”的凄清境况对比，抒发了强烈的人生无常的伤感之情。词中所写景物：池塘、绿水、阑干、香阶，均兼关昔今。物是人非，更兼日斜时暮，遂使词人汕然而生故交零落、人生如梦之感。全词以极优美的文辞来流露出词人关于宇宙无穷，人生短暂，景物依然，物是人非的凄然感慨。
最折磨人的感觉，不是痛苦，而是惆怅的情绪；最令人伤感的，不是生离死别，而是景色依然，人已天涯云杳。“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古典的诗意世界，已经远离现实的生活。只希望那些梦里飘飞的花瓣，洋洋洒洒地永远飘落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沉湎在回忆中，感觉人生是孤独的，人生其实就是一场寂寞的旅行，没有人可以陪你走到最后。所有的痛苦和美好，都终将随着岁月慢慢远去。云聚云散，潮起潮落。再回首，往事却已随风而去，了无痕迹，最后，还剩下些许淡淡的忧伤和回忆。
这首《天净沙·春》通过选择了早春时节富有特点的景物，描绘出了一幅春风和煦、暖阳明媚、风物润泽的春景图。在写法上，词人重点采用的是白描的手法，由“春山”“暖日”“和风”三幅画面展开想象。
“春山暖日和风”开篇先从远处着笔交代了时令背景，为我们清晰描绘了一幅远山绿林，明媚暖阳，春风和煦，一派欣欣向荣的美好画面。读着词句，仿佛跟着词人置身于明媚的春光里，在这一句里，词人白朴重点突出春天已经来到了的实境，令人无比舒畅。
“阑杆楼阁帘栊，杨柳秋千院中”，词人由远及近，从远处的“春山”推移至近处的“楼阁”与“院中”的景物。在这明媚的春光里的“阑杆楼阁帘栊”也是与别个季节截然不同的，无不映照着“春山”的新绿，沐浴着“暖日”明媚，披拂着“和风”的温情。站在楼阁上，站在在窗子前，凭栏而立欣赏春光，是一件惬意的事。“杨柳秋千院中”一句，幽静雅致的小院，那小院里有傲然的白杨，有婀娜的垂柳，特别是那树下的秋千悠然的荡来荡去，仿佛有妙龄少女们的欢声笑语传将出来，充满了诗情画意。
“啼莺舞燕，小桥流水飞红”，这结尾两句，词人的目光又从庭院里转移到晴空中，转移到旷野上，渲染了一个令人陶醉的氛围。春树枝头，黄莺在悠扬地歌唱；晴空之中，燕子在悠闲地飞舞；旷野之间，潺潺流淌的小溪在小桥下淙淙作响，落花在春风中静悄悄地飘落。至此，作品的意境更显得和谐，更显得意趣盎然了。
这首以“春”为题的小令像一幅水墨山水画，寥寥几笔，清丽隽永，“不涉理路，不落言荃”，曲家根据自己的仔细观察、体验，写出新的意境、新的格调。
此诗写秋夜雨霁的清静景色，表现出爽快的精神境界。一般都因宋玉有“悲哉秋之为气也”之句，而发悲秋之感；但也有反其意而用之的，如李白诗中称“秋兴逸”，刘禹锡说“胜春朝”。此诗表现清爽的心境，也是一种逸兴。
诗篇将以上那种意境和感受，以细腻清新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令人读罢，仿佛也经历了一场荡涤心肺的秋雨洗礼，置身于诗人所营造的那个清风明月之夜，令人宁静淡泊，神思遐举。而尾联诗人忽以豪迈之笔，又将读者推至到一个清旷爽朗的境界，令人不禁逸兴遄飞，精神焕发。诗篇的意境和内含由此升华到另一个高度，显得更加丰富、厚实。历代诗人咏秋之作十分繁多，然多抒发“悲九秋之为节，物凋悴而无荣”（晋湛方生《秋夜赋》）的伤怀之情，写秋夜更有“秋可哀兮，哀良夜之遥长。月翳翳以隐云星胧胧而没光”（晋夏侯湛《秋可哀赋》）之名篇，直以“可哀为题。反其意而用之者，孔平仲虽不是首家，但这首咏秋夜雨后之作，确有其独创之处。
“霁夜”，这里是指雨霁之夜。在作诗手法上，诗人更是别出心裁，为了更好地创造意境，不仅将时间延展了，而且将顺序交叉着。诗篇以“秋兴”为主题，但不作空泛议论，而是捕捉具体景物，以表现诗人的感受。诗中画面相对独立，而时空转换又为复杂。诗人将过去现在、室内室外的诸种景物融合一体，读者体会这种跳越而感受得更真切丰富，诗篇本身也随之扩大了容量，避免了板滞平直。
最先触发作者诗情的，是闯入梦境的墙上响铃。然而诗的开头却先写从帘栊透入室内的明亮夜色。即先写醒后所见，次句再写梦醒。看夜色在前，而梦觉在后，这是一种倒叙；颔联出句又先写雨霁前风雨交加的情景，然后再写眼前“淡月笼云”的景色，又是一种回叙；颈联仍先写雨前秋风扫落叶，再写雨霁萤火横飞，仍然是回叙；末联由夜推想到朝，悬想经过雨洗之后的庐山，必然是苍翠欲滴。诗境不限于雨霁，而是回叙霁前的风雨和推想第二日的山色。这种时间的交叉和延展，不仅避免了平直，而且扩大了容量。
清爽的秋兴是通过秋夜景物的描写来表现的。诗的核心是一个“清”字，“清兴”融化在“清景”之中。这清景，就是秋月、秋声、秋叶和秋萤。古人说，“秋风清，秋月明”，清风明月是秋夜的富于特征性的景色；秋叶飘落伴随着秋声，再加上闪闪发亮的点点流萤，更为秋夜增添了清凉之意。描写这种清秋之景，诗人采用了对比映衬的手法，比起一般的景物点染，其艺术效果要强得多。明暗线素贯穿全篇。诗人的景物安排由幽暗转向明朗，成功地捕捉住读者的注意力，明暗的起伏变化成为诗篇的诗脉。诉诸视觉的朦胧月色，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尤其显得“寂历”，接着以诉诸听觉的“戍墙铃”的清冷之声与之映衬，即所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这便更显得清寂。在提起“狂风送雨已何处”时，暗示读者，雨霁之前有一阵狂风暴雨。这狂风暴雨和诗人眼前清寂的霁夜，恰又构成鲜明的对比。这便加强了雨过天晴的切身感受。秋声是听出来的，堕叶也是听出来的，在夜里，落叶不是肉眼观察到的。这里用秋声堕叶的听觉动态和月夜飞萤的视觉动态交相辉映，对于引动清秋逸兴，也很有艺术效果。总之，用对比映衬手法描写秋夜景色，从而很好地表现出清秋逸兴，这种前后强烈的明暗反差，使诗篇跌宕生姿，彼此映衬而又相互和谐，烘托出诗人感念于秋之清旷爽朗的主题，大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先用四句诗概说黄楼高耸入云的气势作为引首，接着笔锋一转，以极简洁的笔法叙述了大水袭来，苏轼率军民战胜洪水的经过和水后黄楼的修建及修楼的意义。然后再次描绘黄楼的雄伟，叙写楼成后苏轼与民同乐的情景。最后推出诗的主题：但愿永享太平、永无灾变！其间述古征今，微言大义，使诗的内涵更加丰富。此诗结构讲究，语言酣畅，把叙事与抒情、写人与写景、纪实与纪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确乎是宋诗此类题材中难得的佳作。
开头四句，先写黄楼之高，笔势飞腾。用山丘、云雾、兀月来烘托，气魄宏大。
接着跳开来，回头写黄河决口“水及徐城”之事。先用“黄河西来”四句写水势凶猛，城被水围，刻画生动，写出难写之景。再以“斯民”等句写徐城情势危急与苏轼的勇于尽责。“斯民”句，用“嚣嚣”两字写当时人民惊恐呼号之状，情景逼真；加以“坐恐化鱼鳖”，点明这是人命攸关的人事。“刺史”句写入苏轼。在危急时，苏轼毅然挺身而出，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动用驻军，来筑堤护城。诗用“刺史”为“天子分忧”，措词庄重得体。“植材”两句写筑堤措施与工程速度。“神物借力非人谋”，尤得修辞之妙。句意言工程进度之速，如得“神助”，充分表明军民力量之大；说“非人谋”，实则正是赞颂“人谋”，这从下面“匪公”句就可以知道。“河还”两句，借用徐州人民口气，写出筑堤捍水的效果及对苏轼的赞颂，具体生动而又亲切，为传神之笔。
“公来”以下转入黄楼。“公来”两句写苏轼利用筑堤所余的木石修建黄楼。修黄楼并不是苏轼为了个人享受，下面就此细说。根据旧传“五行”说法，土能克水，而土为黄色。用“黄楼”制服水患，这是迷信说法；苏轼、陈师道并不真的相信它，所以用“不独排河流”一语带过，接下便说“壮观弹压东诸侯”。徐州自古为东方军事重镇，在东方起“弹压”作用，这是历史事实。句言“壮观弹压东诸侯”，是说黄楼的“壮观”在东方郡县中为第一，这是就楼而言的。但这还只是一层；更深层的意思是：通过黄楼表明徐州繁荣昌盛，对其他州郡某些阴谋割据者会起镇慑作用。“重檐”两句刻画“壮观”之“壮”，这是写楼的必不可少之笔。妙在用“惊电”、“蟠虬”来形容，写得气势飞动，刻画出一个“壮”字，把黄楼写活了。“乘闲”两句写楼成宴客。苏轼《九兀黄楼作》诗说：“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客人中有文有武，宴会上有舞有歌，可为此句作注脚。句中“诗兴”即指《九兀黄楼作》而言。这两句不仅写出苏轼的文采风流，而且暗示着“与人同乐”。这是修建黄楼的另一作用。这两个作用其实是联结在一起的，因为重镇的繁华，便是“镇压”力量的象征。作者俯仰今古，引起“沉思”：重镇的强大，是否又会被野心家用为割据之地？因而有了下一段议论。
“沉思”四句，就汉唐往事，指出：“怙险”、“逆节”的人，只能自致杀戮，没有好下场；“圣祖”四句，写出宋朝从太祖、太宗以来，统一了中原，并且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局面，使朝庭尊崇，群县肃穆；具体到徐州，人民也就能过着平安无事的兀子。他用“彭门子弟长欢游”，象征地方安定、社会繁华。写得形象生动。这也就暗渡到黄楼。因为黄楼也是歌舞之场，陈师道后来写《寄曹州晁大夫》诗说：“堕絮随风化作尘，黄楼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驹子，困倚阑干一欠伸。”陈师道《南乡子》词序中还说：“晁大夫增饰披云，初欲压黄楼……而曹妓未有显者，黄楼不可胜也。”透露出黄楼当时歌舞之盛，下文有“红袖舞华筵”之语，与此承接。
最后，以“随五马”，点明苏轼与民同乐。“五马”是汉代太守仪制，用典恰当。苏轼在徐州作的《江城子》词中有“为报倾城随太守”之句，人民既随太守出猎，也就可随太守观看歌舞。这里主要是为了写水退楼成之后的地方繁华、官民同乐景象。这三句突然换韵，并用长短句写出，从语言风格看，很像民间歌谣。用它来总括全篇，真切而有余味。
这首诗有写景，有写人，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其中既写了水来与捍水，又写了筑楼与楼成；写了苏轼，也写徐州人民；还写到汉代、唐代往事。内容充实，层次繁多，千端万绪，而作者执简御繁，举重若轻，纵横跳宕，转折自如。这固然由于他诗功纯熟，巧于修辞，精于组织，更由于着眼点高，想象力强，正如朱珪评李白诗时所言：“陵蹈虚空，俯视沧海”，“英光浩气，溢乎毫墨之外”，故“造语豪壮”（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足以上继李白，近比苏舜钦、王令、苏轼。朱珪认为，作者当与“晃、秦同传”，但他与晁补之、秦观风格并不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