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题曰“咏梅”，实际上是以梅花的高洁来比拟作者不甘流俗，满腔哀愁，无处倾诉的情怀。上片写梅花，其所处的环境是云湿，桥冷，月寒，衬托出梅花的冷艳。下片写梅花，花似旧，花正寒，观梅者，人瘦，独倚。整首词情景交融，感情细腻，情浓景真，风格秀婉，感人心扉。
词的上片写桥头月下见寒梅独放的情景。雨云凝滞不动飘浮在天空，溪上小桥是那么清冷；一弯新月破云而出，映照着梅树随风而动的影子；小溪水声长远，一枝寒梅在月下散发着芳香。词人轻移笔触，由天空写到桥上写到桥旁写到桥下，勾画出一幅朦脆的月夜观梅图，意境清幽静谧，衬托出人的孤寂和哀愁。晚上词人立足在小桥上看到的景物：“湿云”、“桥冷”、“娥寒初破”，写出了一种孤寂、冷艳的气氛。“娥寒初破东风影”，“破”字给人以势不可挡之感；“影”字更是把梅树随风摇曳的动姿描画得栩栩如生。这是以动写静的笔法，从视觉方面落墨。“溪下水声长”，以声响映衬夜的寂静，从听觉方面着笔。“一枝和月香”，这是从嗅觉方面来写周围环境的清静。“一枝”二字具有深刻的含意，它除了写实景之外，也是作者的自况。
词的下片借写花而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孤寂之情。“人怜花似旧，花不知人瘦”，以拟人的手法写花，一年一度，花开花落，人像往日一样怜花，花却不知人日渐消瘦，喻花不解人意，不知人之哀愁，非常凄楚。这两句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寓意。据说淑真婚姻不遂，而婚前又心有所爱，终日忧郁，因此这种幽怨显然是有的而发了。结拍“独自倚阑干，夜深花正寒”两句意味深长，尤感言未尽意亦未尽。“花正寒”明写花而实则写自己，写花寒而喻人寒，越来越多的愁绪凝成驱之不去的寒意，深深包围着忧郁的人。夜越来越深，愁苦和哀怨亦越来越多，越来越浓，正凝结成驱之不尽的寒意，向独倚栏杆、孤寂凄楚的人袭来。
“屏风”是室内挡风或作为障蔽的器具，为美观设计，上面一般都绘有图画或写有文字，所以它在使用中还有书画的艺术价值。这首诗看似咏“屏风”，实际上是咏“屏风”上怀素的草书。它“通过生动精辟的语言形式，极其深刻地描述了怀素草书的飞动气势和苍劲形象，以及它那无穷的生命力。是为唐人论书名篇之一”（洪丕谟《书论选读》）。
怀素，字藏真，湖南长沙人。原姓钱，幼年便出家做了和尚。生卒年月不可考，活动当在公元八世纪，即唐代中叶。他曾师事张旭、颜真卿等著名书法大师，勤奋好学，后遂以狂草知名，兴到笔运，如骤雨急旋，随手万变，而合乎法度，成为一代大师。他的草书名盛一时，到后来，他的书迹更为人所珍爱，虽片纸只字，亦价值连城。他留存下来的墨迹有《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和《千字文》等，皆系草书，有影印本传世。其中尤以狂草《自叙帖》为最出众有名。
怀素的草书到了韩所在的晚唐、五代，愈来愈为世所珍爱。韩偓不仅精于诗歌，对书法也有一定造诣。据宋代《宣和书谱》卷十载：“考其（指韩偓）字画，虽无誉于当世，然而行书亦复可喜。尝读其《题怀素草书诗》（按即《草书屏风》）云云，非潜心字学，其作语不能迨此。后人有得其《石本诗》以赠，谓字体遒丽，辞句清逸。”由于韩偓对书法有爱好和研究，因而他对怀素遗留在屏风上的草书墨迹表示了极大的爱好。
“何处一屏风？分明怀素踪。”
一开始就以问句突起，好像十分激动地在问主人：“您从哪里得到的这个屏风啊？”惊喜万分之态，溢于言外。而且紧接着就立刻判断，这个分明是怀素的笔迹（“踪”是踪迹，这里指笔迹）。这充分说明他平日对书法极为留心，尤其是对怀素的草书风格十分熟悉，如故人相逢，一眼便认了出来。接下来，作者在惊喜中对屏风上的整幅墨迹作了审视。
“虽多尘色染，犹见墨痕浓。”
前一句从“尘色染”中，看出墨迹流传已久，古色古香，弥足珍贵；但由于长期辗转流传，字幅上侵蚀了尘色，有些斑驳，诗人在极端爱惜中也流露出一丝惋惜之意。后一句说虽然蒙上了很多尘色，但还是可以看见那浓黑的墨迹，从“墨色浓”三字中，仍满含着诗人的惊喜爱惜之情。这里一个“浓”字，生动地描述出怀素草书中那种笔酣墨饱、痛快淋漓的特点，已经把整幅字中体现的风格和意境初步传达给读者，十分形象准确。
前四句一句一转，“何处”、“分明”、虽多”、“犹见”，在转折中步步顿宕，峰回路转，引人入胜，作者的惊悦之情在诗行中不停地跃跃。但一气贯通，流转自如，其欢欣的情绪，犹如一条活泼的小溪，在曲折中畅流而下。这四句显得极为自然，完全是一片真情的流露，读来仿佛如见当时情形。到后四句，作者采用比喻的手法，对字幅中的点画作了具体描述，把这一高度抽象的艺术，十分具体、形象地再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具有怀素书法的特点，使人欣赏赞叹不已。
“怪石多秋涧，寒藤挂古松。”
这两句先是从点画来赞美怀素书法的刚劲有力。前一句是说怀素草书中的点，好像怪石正在向秋涧多走。这一比喻形象奇特，但有由来。晋代卫夫人（笔阵图）说：点，要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这里在“石”前加一“怪”字，就表明它不同一般，体现出怀素草书的“狂”的特色。在“怪石”与“秋涧”间着一“多”字，充分表现了草书中“点”画在映带时那种迅疾有力的动势，十分形象生动。后一句是说怀素草书中竖和弧钩笔画，真像枯藤（即“寒藤”）挂在古松上，这个比喻从欧阳询来。欧阳询《八诀》说：竖，要如“万岁之枯藤”；弧钩，要如“劲松倒折，落挂石崖”。“藤”、“松”已有劲健意味，再用“寒”、“古”来形容，就更具苍劲感。两句中虽只点出点、竖和弧钩这些个别笔画，但却在怀素草书中具有代表性，其他笔画概可想见，那种中锋运笔时饱满、刚劲、浑厚的效果，鲜明地凸现出来。而且，这些“怪石多秋涧，寒藤挂古松”的点画，构成了狂放、豪纵的整幅气度，无一字不飞动，无一字不活泼，体现了生动活泼的气韵。这是书法作品中很难达到的高妙境界。这屏风上生动的草书，激动着诗人的心，不禁萌发奇妙的想象。
“若教临水畔，字字恐成龙。”
如果把屏风搬到水边，每个字恐怕都要化成龙，游到水里去了。这一想象更为奇特，但也并非无来处。古人把写草书比为“笔走龙蛇”，如李白《草书歌行》：“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因为笔画的盘绕曲折，有如龙蛇迅速有力的游动。从这个比喻中，可见怀素草书是何等的笔势飞矫，生动活泼，显现了旺盛的活力。另外，古人常以“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来比喻“书圣”王羲之的字，此处隐然以怀素比王羲之，可见推许之高。“恐”字，不仅有估计的意思，也还恐怕它真化为龙，从水中飞走，而失去这珍贵难得的字幅的意思，有一种风趣的意味隐含其中，曲折委婉地表达了对怀素草书遗墨的万分珍爱之情，使前四句那种惊喜神情一直贯穿到结束，全诗洋溢着充沛的激情。诗人从屏风写起，然后写怀素草书，写怀素草书又先表现整体感觉，然后再以形象的笔墨作具体的描述，全诗层层深入，步步递进，最后又以神奇的想象结尾，留下回味不尽的余意，同篇首暗中照应，在章法上显得严谨、完整，表现出精心的安排。特别是形象的生动描写，激情的强烈抒发，使全篇荡漾着盎然诗意，语语动人心弦，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王安石于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嘉祐三年（1059年）上变法万言书，未被采纳。直到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神宗准备实行新法，才于四月才召他进京面对。经过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王安石屈居下位不算，最大的憾事是变法主张未能实现。此时形势突变，遇到了赏识他主张的锐意变法的新帝，正是龙虎风云、君臣际遇的良机，大展宏图，即在目前。因此，他在值宿禁中的时候，面对良宵春色，剪剪轻风，金炉香烬，月移花影，一派风光，激起了思想上难以自制的波澜，为自己政治上的春色撩拨得不能成眠。
这首绝句和杜甫的五言律诗《春宿左省》属于同一题材：“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这首诗的前两句相当于杜诗的前两联，都是写景。首句是视觉加听觉，以动衬静。王安石写的是春天拂晓时的景象；杜甫则因仿佛听到有人开宫门的钥匙声，和百官上朝的马铃声而睡不着，其意义相对要小些，这是由于两人的地位悬殊太大造成的。次句以触觉写出了香尽漏残、黎明破晓时分的夜寒意。第三句叙事夹抒情，诗人所追求的是杜甫所想要的“君臣已与时际会”，这激动人心的时候就要到来，他不只是像杜甫“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那样睡不着觉。但诗人留下问题：为什么“眠不得”，春色为何“恼人”，诗人故意不说原因。“恼”字在此处是反义正用，不能作恼恨的“恼”理解，应作“撩”解，杜甫诗“韦曲花无赖，家家恼煞人”中的“恼”字即是“撩”的意思，绝不是苦恼得不能成眠。最后一句以景结情：但只见月亮移动，照出花影，斜映在庭院里的栏干上。诗贵含蓄，此诗除第三句外，字字写景，情隐词外。
这首诗的内在抒情曲折而深沉，外在表向却是春夜清幽美景，创作手法高明。诗中处处紧扣着深夜，却又没有一句直接说到夜已如何，而只写夜深时的种种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对人的怀念，而是通过香尽漏残、月移风寒，写出时光的推移，从而表明诗人徘徊之久和怀想之深。表面上是这庭院夜色搅乱了诗人的清梦，实际上是由于对远方的人强烈的思忆，使诗人感到眼前的春色倍加恼人，感情表达得含蓄、曲折而深沉，有着余而不尽之意。
诗人所描写的皇宫春晓的迷人景色，和杜甫“九重春色醉仙桃”，贾至“禁城春色晓苍苍”，岑参“莺啭皇州春色阑”的用意是一样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大好的景色象征大好的形势。如果没有“月傍九霄多”，就不会有“花影上栏干”，由此可见，王安石是参透了杜甫《春宿左省》后才动笔的。
所以说，这一首政治抒情诗。王安石是借用爱情诗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春风得意之情。
黄景仁在乾隆中后期，是著名的诗家，也工词，这首《沁园春·生日自寿》，作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壬辰，时年二十四岁。据年谱，作者的生日是正月初四，但在词中，既没有涉及新春的景象，也没有家人团聚的情景，可以断言是客中之作。词的内容，主要是抒吐自己身世的悲辛，以及生计艰难才命相妨的酸楚，基调是非常凄苦的。
作者志大才高，孤寒清苦，何以在生辰之日，有如此悲痛的措词，请先略述他的身世：作者生四岁而孤，家境贫寒，全靠寡母抚养。他天资聪慧，八岁能属文，九岁赋诗即有“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佳句。十六岁时应县试，在应试的三千士子中，一举夺冠，显露出非凡的才华。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十九岁应乡试不第。当时常州知府潘恂升任浙江观察使，他被邀至杭州，曾往钱塘观潮，作《后观潮行》，一时传诵。二十一岁，再应乡试，仍未中式，困穷愈甚。二十二岁至二十四岁，与友人洪亮吉同入安徽提学使朱筠幕中，虽然受到礼遇，但仍悒悒不得志，感到长期为贫困、折磨所扰。估计作此词时，他人在安徽。
词的起三句“苍苍者天，生我何为？令人慨慷”，词人以激动的心情，大声呼天：为什么生下我来，使我心情如此愤激？三句笼罩全篇，引出下文的无穷感慨。“叹其年难及”等四句是说：论年龄我已二十四岁，该是奋发有为的时候，然而岁月匆匆，丁年（二十岁成丁）早已超过，而我竟困顿如斯；长期觅食他乡，至今还是一介书生，论功名事业，都无成就，而且是“一寒至此”，幕僚微俸，无以解家人的饥寒，人生艰辛的滋味，算是尝尽了。“一寒至此”，用《史记·范雎传》典故。范雎初事魏中大夫须贾，为贾毁谤，答辱几死。逃至秦国，更名张禄，为秦丞相。后须贾奉使人秦，雎故着敝衣往视，贾怜其寒，曰：“范叔一寒至此乎！”因取一绨袍为赠。旋知雎为秦相，大惊请罪，雎念其尚有眷怜故人之意，故释之。作者用这一典故，表明自己虽年已二十四岁，却已贫寒到如此程度，家徒四壁，四岁丧父、祖父、祖母、长兄相继去世，靠母亲守节抚养成人，尝尽辛酸，怎能不有“生我何为“之痛。下一韵“似水才名，如烟好梦，断尽黄灌苦笋肠”，作者感叹才名和好梦，都靠不住，论才名，则是寄人篱下，乞食他乡，论好梦，则乡试落第，功名之事，渺如云姻。“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占来薄幸名”，作者在十九岁的时候，就曾有此感，现在又过了五年，青衫依旧，白袷自怜，怎不令人伤感。“断尽黄蜜苦笋肠”这一叹，当令天下有才有志的贫寒之士，同声一哭。“黄虀苦笋”，都是味辛味苦的食物，吃黄虀苦笋饱受饥寒的穷孩子，成为一代的大诗人，这是朱门酒肉、脑满肠肥的俗人所不能理解的。记得陈迦陵在《沁园春·赠别芝麓先生》的词中，曾有“酒则数行，食而三叹，断尽西风烈士肠”的酸辛之语，同样使用“断肠”一词，而作者此时处境，比之迦陵，其困苦实远过之，怎能不临风悲叹！而在此时，作者更念及六旬老母，一生苦节，也竟未能在儿子身上，取得菽水承欢的报答，真是苦节难偿，徒增悲感。也就在去年（1771)作者《别老母》诗中云：“搴帷别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作为儿子，不能赡养衰年的慈亲，反而使老母在柴门风雪之夜，增添泪眼欲枯的别离悲痛。这样的儿子，真是不如没有的好。
下片“男儿堕地堪伤，怪二十、何来镜里霜”两句，紧承前文，上句与起笔“苍苍者天，生我何为”相应，下句感叹华年已逝，华发已生，引出古人和自己相比，痛感天之生才，有时未必能尽其用。“况笑人寂寂，邓曾拜衮；所居赫赫，周已称郎”四句，言历史上东汉邓禹二十四岁的时候，已经位列三公（“拜衮”，指古代拜授三公之职），拜官大司徒，掌管朝政；三国吴周瑜，也在二十四岁时，已经掌握兵权，为建威中郎将，吴人称为周郎，声名显赫。再看自己，同样是二十四岁，依然是一衿寒士，同样有才，而时运名位有云泥之别。可见天之生才，有用有不用，有的乘时而起，有的身在草莱，是天公有意对人戏弄，还是才命相妨？又怎能不使人悲慨。思念及此，作者以“寿岂人争，才非尔福，天意兼之忌酒狂”诸语自解：寿命不是人所能争的，而我已达到能展露才华的年龄，有才也不一定有福，而我却是有才无福，而今乃一寒至此，只能借酒消愁，以酒狂自命了。（“酒狂”一词，见《汉书·盖宽饶传》：“无多酌我，我乃酒狂。”意谓纵酒使气）最后，作者以“当杯想，想五湖三亩，是我行藏”三语作结，表明自己并非狂于酒者，在感慨万端的情况下，只能举酒消愁，含辛凝想，看来自己只有在五湖边上，躬耕三亩土地，聊作用舍行藏的归宿了。（“五湖”：指太湖，作者家近太湖。“行藏”一词，出《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这首词写得非常激楚，而在字里行间，和他的许多诗章一样，不掩其高傲真挚的本色。他所抒发的，乃是内心世界中深藏的激情，他是才华横溢有理想有抱负的诗人，似乎成熟得过早一些，二十四岁的人，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在小青年之列，然而他在诗词创作方面，则是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就其秉赋而言，确有惊人之处。他在生辰之日，虽然触绪自伤，却也并非就此消沉下去。就在这年三月上巳日，朱筠学使曾集安徽文士，会于采石之太白楼，一时授简赋诗者数十人，他年纪最少，乘醉著白袷立日影中，落笔顷刻数百言，一座皆惊。结句云：“高会题诗最上头，姓名未死重山丘。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与会者无不惊为奇才。可惜他在所谓乾隆盛世，竟不能尽其才行其志！读了这首自寿词，不禁为之三叹。
本篇在结构上与前篇《祭公谏征犬戎》完全相同，仍然是谏因、谏言、谏果的三段式。首尾叙事，中间记言，事略言详，记言为主，体现了《国语》的一般特点。但本文的开头结尾却仍有独到之处。
文章开头，妙语传神。“厉王虐，国人谤王”，寥寥七字，胜于千言。一边是厉王虐，一边是国人谤。谤由虐起，事出必然，因果明了，壁垒分明，一开篇便展现给读者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引出召公苦谏的缘由，也为厉王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厉王的一“怒”一“喜”，两个动词，如千钧之力，又将矛盾推向高潮，且把这位暴虐无道的昏君形象斧砍刀削得更加逼真。结尾是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开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此语真乃神来之笔，厉王以为高压就可止谤，因而“大喜”，其实高压下的沉默，只是火山喷发前的死寂。结尾“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这是愤怒与反抗的岩浆在凝聚力量。终于火山喷发，国人暴动，厉王被逐，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何其复杂的斗争。但作者全都略去，只写了“三年，乃流王于彘”，淡淡的七个字，对厉王是何等轻蔑，而留给后人的思考又是何等深刻!
召公的谏词，前后都是比喻。前一个比喻，说明“防民之口”的害处；后一个比喻，说明“宣之于口”的好处。只有中间一段切入正题，以“天子听政”总领下文，从正面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从公卿列士，史、瞽、师、蒙，到百工庶人，广开言路，畅所欲言，而后经天子斟酌取舍，补察时政，就使政策、政令不背真理。如此，恰当生动的比喻与严肃认真的正题有机结合，夹和成文，笔意纵横，态度真诚，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