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唐代有个草场官名叫张立本，他的女儿因后院古坟中的狐妖所迷，诗人以此为据，写成此诗。
此诗一说为张立本女作，而且伴有一个荒诞的故事。传说唐代有个草场官张立本，其女忽为后园高姓古坟中的狐妖所魅，自称高侍郎，遂吟成此诗（《全唐诗》卷八六七）。这种附会虽然颇煞风景，却也令人想到：或许正是因为这诗情韵天然，似有神助，才使当时的好事者编出这样的无稽之谈吧。
诗的内容似无深义，却创造了一种清雅空灵的意境。暗蓝色的天幕上一轮秋月高悬，凉爽的闲庭中幽篁依阶低吟。清冷的吟诗声和着玉钗敲竹的节拍飘荡在寂静的夜空，冰冷如霜的月光勾勒出一个峨冠广袖的少女徘徊的身影。意境是情与景的融合。在这首诗里，景色全由人物情态写出，而人物意趣又借极简炼的几笔景物点缀得到深化。由情见景，情景相生，是形成此诗佳境的显著特点。
“危冠广袖楚宫妆”是一种高冠宽袖窄腰的南方贵族女装，这身典雅的妆束令人清楚地想见少女亭亭玉立的风姿；从“独步”可见庭院的空寂幽静和她清高脱俗的雅趣，而“闲庭”又反衬出少女漫步吟哦的悠然神情。“逐夜凉”则藉其纳凉的闲逸烘染了秋爽宜人的夜色。夜静启开了少女的慧心，秋凉催发了少女的诗思。她情不自禁地从发髻上拔下玉钗，敲着阶沿下的修竹，打着拍子，朗声吟唱起来。以钗击节大约是唐宋人歌吟的习惯，晏几道《浣溪沙》词有“欲歌先倚黛眉长，曲终敲损燕钗梁”句，写的是一位歌女在“遏云声里送离觞”的情景，也颇妩媚，但稍嫌激烈，高适此诗中的少女，孤芳自赏，不求知音，信手击竹，对月自吟，那种心声和天籁的自然合拍似更觉曼妙动听。
抒情的画意美和画面的抒情美融为一体，是盛唐许多名篇的共同特点。这首诗写女子而洗尽脂粉香艳气息，更觉神清音婉，兴会深长，超尘拔俗，天然淡雅，在盛唐诗中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诗题为“听张立本女吟”，故“清歌一曲”实是吟诗一首。古诗本来能吟能唱，此处直题“清歌”二字，可见少女的长吟听来必如清朗的歌声般圆转悦耳。前三句不写月色，直到一曲吟罢，方点出“月如霜”三字，不但为开扩诗的意境添上了最精彩的一笔，也渲染了少女吟诗的音乐效果。诗人以满目如霜的月色来烘托四周的沉寂，使“霜”字与“夜凉”相应，并且此透露出少女吟罢之后心境的清冷和吟声给听者带来的莫名的惆怅，从而在结尾形成“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留下了无穷的韵味。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这首诗讲的是西施若耶采莲的故事。
诗首句“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广阔三百里的镜湖，在含着花苞的荷花吐发的时候，西施泛舟出现了，成为采莲人，但是她的艳丽和美名引起了轰动。
“人看隘若耶”，人人争餐秀色，使宽阔的若耶溪变得狭隘了，著一“隘”字而传神，那种人潮汹涌、人舟填溪满岸的热闹场面，犹如呈现在读者眼前，将王维《西施咏》的“艳色天下重”的虚写，变成了轰动当地的如实描绘。
这里又戛然而止，不再在西施身上着墨，而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勾践早已确定使用美人计来对付吴国，而西施的美艳倾倒众生，轰动当地，那么越国的君臣也不用去费力探访了，有了这位不二的美女人选之后，才“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较之王维的“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语异而意同，王维的诗多了一重曲折，略去了勾践君臣实施美人计的过程；李白的诗实施了“截割”，割去了选作吴宫妃子的结果，同样地表现了“艳色天下重”的意义。这种截割，多了一些含蓄和暗示：既然是“归向越王家”，勾践同样也能留下这个美人，但他在“报吴”、“复仇”的目标下克制住了；而西施的入吴，却成为亡吴的原因之一。
西施采莲，在若耶溪里，不但有传说，而且合情理；至于泛舟三百镜湖之中，则是作者的想象了。但这一想象却有更改事实之嫌，因为如果是借镜湖湖水的清澈来表现西施“自鉴其美”，或者是借三百里的水程来表现拜倒西施的人的众多，那么下句“人看隘若耶”就显得多余了，这可能是李白百密一疏的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