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在是一篇奇作。在中国词史上,写山水的词作罕有其匹。词咏四川资中县的东岩。东岩形似剖盎,侧立千尺,溪壑深杳,东岩在蜀中,词人似乎有意要与蜀人李太白《蜀道难》一争高低,词也的确有太白雄风。
本词第一奇在构思,用奇特的想象,从虚处着笔,把东岩写得极富传奇色彩和动态的力度美。巍巍的东岩,壁立千仞,石壁夹道,峻极中天,仿佛是在混沌天宇中,由造物主“凿开”的一道“天险”;它高矗云天,又象是奔腾飞驰的“云髓”聚焦“凝成”;它中开一线,又是怎样形成?原来是“天风”将它“吹裂”所致。“凿开”、“凝成”、“吹裂”、“中开”四词,力可扛鼎。词人不从东岩现存的静态形象着笔,而是展开想象,从它的“生成”过程入手,把一座静态的,也许在常人看来极为普通的山岩写得奔腾驰骤,气势磅礡。巍巍天险,被词人玩赏于股掌之上,戏弄于笔端之下,写来毫不费力。而写就的东岩风云奔走,极富于运动感和力度美,确实让人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南宋大词人辛疾疾竹的山也够富于运动感和气势的了,“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沁园春·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群峰叠嶂,犹如万马回旋,向东奔驰。但比较而言,辛弃疾词仍是从现实的可见的意象进行构思取譬,而本词则完全是凭想象,从虚处非现实化的意象着笔构思。论气势力度,二词平分秋色;但论浪漫色彩和想象之奇,辛词不能不让一着。“高擎”二句,仍写东岩之高入云天仙界,但用一“擎”字,便又写出其动态和力度。“擎”有支撑、托住之意。仿佛让人觉得仙界向下重压,而东岩则撑持向上顶住,既写出和东岩的高度,又表现出了它的力度。如把“擎”字换一“入”字或“耸”字,动感和力度就无法表现出来了。“鸟道”一句,语出李白《蜀道难》:“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太白,即秦岭的太乙峰。词意谓东岩之高仅飞鸟可通,而东岩的鸟道又仿佛太白西边的鸟道一样高峻。
“擎仙界”、“矗半空”的东岩已经高不可攀了,可词人仍然设想“凭高”,去俯视东岩的“云嘘岩腹,鼓舞风雷”。山高,人更高——不,是词人的“心高”,想象力高。西方美学论崇高美,认为崇高来自于审美主体对大自然的敬畏。本词也富于崇高美,而崇高美感的来源恰恰相反,它产生于审美主体对大自然力量、气势的把握。词人面对巍巍高峻的东岩,不是敬畏恐惧,而是产生征服、戏弄它的豪气。无论是中国画还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写高山,总离不开云,因为中国艺术家们已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山之精神写不出,以云雾写之。”即通过云雾的缭绕来烘托山的高峻。
比如唐代诗人兼画家于一身的王维就很懂得这个理,他写终南山的高,就写道:“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杜甫写泰山也有“荡胸生层云”之句。欧阳修《醉翁亭记》写琅玡山也写到“云归而岩穴瞑”。但比较一下本词所写的“云嘘岩腹,鼓舞风雷”便可看出,上述诗文中的云都是轻飘飘的云,而本词中的云却是奔腾驰骋的云。“鼓舞风雷”,不仅写出了岩腹吞云吐雾的强烈运动感和力量,而且写出“云嘘”雾吐时轰烈的声响效果。云雾吞吐竟响如风雷,只有在豪杰之士的笔下才有这般气势。
本词第二奇在奇情壮采,豪气逸兴。词人面对巍巍东岩,逸兴遄飞,“志壮”凌云。我们仿佛见着他脚蹬被桃花香染过的登山鞋,阔步快速地奔向青云,进入月宫,高折蟾宫一枝桂树。“快阔步”、“便孤骞”、(高举)、“超”(越)几个连续快速的动作,充分表现出词人心胸内沸腾的激情,“疏狂”的豪气。他写景富于动态、力度,写情同样富于动态,力度、气势。诵读时,“快阔步”五句要一口气读下去,体会其声情,才能品味出其中强烈的节奏感。由强烈的节奏感又可进一步体会词人心灵快速激烈的律动。
“笔蘸天河,手扪象纬,笑傲风云入壮题”,狂豪、奇壮无以复加!读此三句,似乎觉得当代郭沫若先生《站在地球边上放歌》也不那么奇特了,又感到诗仙李白“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俱怀逸兴壮思习,欲上青天揽明月”也不是独一无二的“惊天地、泣鬼神”了。“象纬”,指日月五星。词人竟然要手摸着星辰日月,笔蘸着天河之水,来题写他的风云意气,世间有几个如许的狂人!南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之“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也同样具有囊括宇宙的气概,但作一“细”字,觉得气势的力量稍嫌不足,不似本词气势奔腾直下,一泄千里。结尾紧承上意,写他“笔蘸天河,手扪象纬”,在“苍壁”上挥洒着大笔,如龙蛇翔舞,左右奔腾!我这支秃笔已无法形容周权那奇特的想象力和壮浪纵恣的豪气,只觉得他不是胸吞宇宙,气盖乾坤就无法写出这样的奇作。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是一首“再次韵”之作。“次韵”,用韵有严格规定,不能超越变更原作的韵脚,这已经限制创作的思维了。而刚用原韵写过一首(原题《次韵王尹赋东岩》),再度用原韵写作,就无异于戴着脚镣手铐跳舞,而周权却偏偏跳得如此潇洒,如此自在,如此欢腾,可见他惊人的才气。
全词由奇景而生奇情。上阙从东岩的“凝成”写到它的“中开”和吞云吐雾的气势;下阙从“阔步”登天写到他月中折桂和在苍壁上挥舞“龙蛇”。全词一气呵成,气势奔注,而不作腾挪跌宕。词以气势胜,才不觉得词中屡用的“天险”、“天风”、“天河”、“风雷”、“风云”、“青云”、“云髓”、“云嘘”等意象有重复之感。词中用词造句之避与不避,取决于创作主体能否驾驭词的气势和语言,未可一概而论。
此词的突出特点在于,把即事叙景与直抒胸臆巧妙结合起来,用凌云健笔抒写慷慨激昂,奔放郁勃的感情,悲壮沉雄发场奋厉的格调。
文学作品的艺术力量在于以情感人。古今中外的优秀诗作,无不充溢着激情。该词即是如此。作者与陈亮,都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词人,都怀有恢复中原的大志。但南宋统治者不思北复中原。因而他们的宏愿久久不得实现。当时,词人正落职闲居上饶,陈亮特地赶来与他共商抗战恢复大计。二人同游鹅湖,狂歌豪饮,赋词见志,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这首词,就是当时相互唱和中的一篇佳品。词中,作者胸怀对抗战恢复大业的热情和对民族压迫者、苟安投降者的深切憎恨,饱和笔端,浸透纸背。正如周济所云:“稼轩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介存斋论词杂著》)。词人这种慷慨悲凉的感情,是运用健笔硬语倾泻出来的,因而英气勃郁,隽壮可喜。
周济还指出:“北宋词多就景叙情,……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介存斋论词杂著》)。与以情为中心的就景叙情不同,即事叙景是以叙事为主干,以抒情为血脉,以写景作为叙事的烘染或铺垫。这首词的上阕,便采用了即事叙景的艺术手法。在追忆“鹅湖之会”高歌豪饮时,以清冷孤寂的自然景物烘染环境氛围,从而深刻地抒发了词人奔放郁怒的感情。
作者作为一名忠愤填膺的抗成志士秉笔作词,胸中沸腾的激情难以遏制,不免直泻笔端。“老大那堪说。”直写心怀,感情极为沉郁。“那堪”二字,力重千钧,义蕴极为丰富。当此之时,英雄坐老,壮志难酬,光阴虚度,还有什么可以说的!然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步出夏门行》)。以收复中原为已任的志士们,胸中的烈焰是永远也不会熄灭的。因此,下面“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两句,抒发了作者的壮怀,并且与陈亮的“同志”之情拍合。“元龙”、“孟公”,皆姓陈,又都是豪士,以比陈亮:“臭味”谓气味相投,“瓜葛”谓关系相连。作者与陈亮友谊既深,爱国之志又复相同,因而引以为快事。不久前,两人“憩鹅湖之清阴,酌瓢泉而共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辛《祭陈同父文》)这是大慰平生的一次相会,故在此词中津津乐道:“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词人时在病中,一见好友到来,立即与之高歌痛饮,彻夜纵谈。
他们志在恢复中原,心无俗念,视富贵轻如毛发,正笑世人之重它如千钧。讨论世事时硬语盘空(韩愈《荐士》诗:“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足见议论有力。这几句是他们交谈时情景的实录。因为写在词里,故顺笔插入自然景物的描写。积雪惊堕,状述二人谈吐的豪爽;孤月窥窗,衬映夜色的清寂。英雄志士一同饮酒高唱,雄壮嘹亮的歌声直冲云霄,竟惊散了楼头积雪。这种夸张的描写,把两人的英雄气概与狂放精神充分表现出来。着一“惊”字,真可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然而,当时只有清冷的明月与两人相伴,论说国家大事的“盘空硬语”又有谁来倾听呢?在这里,抗战志士火一样的热情和刚直狂放的性格同积雪惊堕、孤月窥窗的清寂冷寞。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形象地写出了在苟安妥协空气笼罩南宋朝堂的情势下,个别上层抗战志士孤雁难飞的艰危处境。这样把写景与叙事胶着一体,更能充分抒发出翻卷于词人胸中的狂努之情。正因为二人志同道合,所以夜虽已很深,但他们仍“重进酒,换鸣瑟”,兴致不减。
如果说,词的上阕主要是作者奔放沸腾的感情融于叙事之中,那么下阕则主要是直泻胸臆的赋体,抒发对南宋统治集团的强烈批判和“看试手,补天裂”的壮怀。词人尽情地驰骋笔力,敷陈其事,倾诉肺腑,写来笔飞墨舞,淋漓尽致。“事无两样人心别。”面对时世,山河破碎,爱国志士痛心疾首,而南宋统治者却偏安一隅,把家耻国难全都抛在了脑后。词人用“事无两样”与“人心别”两种不同意象加以对照,极其鲜明地刻画了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庸懦丑态,尽情地抒发了郁勃胸中的万千感慨。词人义愤填膺,向统治者发出了严厉的质问:“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神州大地,山河一统,自古已然,“合”时多而“离”时少。当政者不思恢复中原,反而以和议确定了“离”的局面,是何居心!词语中凛然正气咄咄逼人,足以使统治者无地自容。雄健顿挫的笔力,加重了词的感情色彩,使其更富有艺术感染力。
词人想到:神州大地要想得到统一,就必须重用抗战人材,可是当时社会却是“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当道诸公空说征求人材,但志士却长期受到压制,正像拉盐车的千里马困顿不堪而无人过问一样。徒然去购置骏马的尸骨又有何用!词人连用三个典故,非常曲折而又贴切地表达了郁勃心头而又不便明锐的不平。一个“空”字,集中表达了词人对朝中当政者打击排斥主战派种种行为的无比怨忿。笔力劲健,感情沉郁,意境极其雄浑博大。“正目断关河路绝。”词人触景生情,由大雪塞途联想到通向中原的道路久已断绝,悲怆之情油然而生。山河分裂的惨痛局面,激起了词人收复中原的热情。他想起了晋代祖逖与刘琨“闻鸡起舞”的动人故事,想起了古代神话中女祸氏炼石补天的美丽传说,更加坚定了统一祖国的信念,唱出了“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这时代的最强音。笔健境阔,格调高昂。用典如水中着盐,浑化无迹,从而丰富了词的义蕴,加强了形象的深广度,呈现出极其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全词的意境也最后推向了高潮,给人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虽然以“黄陵庙”为题,所写内容却与娥皇、女英二妃故事并不相干。诗中描写的是一位船家姑娘,流露了诗人对她的爱悦之情。
“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庙前,春光明媚,绿草如茵——这是黄陵女儿即将出现的具体环境。美丽的大自然仿佛正在等候以至在呼唤着一位美丽姑娘的到来。莎草碧绿,正好映衬出船家姑娘的动人形象。
“黄陵女儿蒨裙新”,一位穿着红裙的年轻女子翩然而至,碧绿的莎草上映出了艳丽的红裙。“蒨裙”,本已够艳的了,何况又是“新”的。在莎草闪亮的绿色映衬下,不难想见这位穿着红裙的女子妩媚动人的身形体态。
“轻舟短櫂唱歌去,水远山长愁杀人”,是写女子驾船而去。而船后还飘传着她的一串歌声。诗人出神地凝望着,只见小船向着洞庭湖水面渐去渐远,直至消失。“水远山长”,形象地写出诗人目送黄陵女儿划着短桨消失在远水长山那边的情景。“水远山长”四字还像一面镜子,从对面照出了怅然迷茫、若有所失的诗人的形象。
《黄陵庙》使用了写意的白描手法。诗人完全摆脱了形似的摹拟刻画,忠实地描写了自己的感受。绿草映出的红裙留给诗人的印象最深,他对黄陵女儿的描画就只是抹上一笔鲜红的颜色,而毫不顾及穿裙女子的头脚脸面。登舟、举桨与唱歌远去最牵动诗人的情思,他就把“轻舟”、“短櫂”、歌声以及望中的远水长山,一一摄入画面。笔墨所至,无非是眼前景、心中事,不借助典故,也不求花俏,文字不矫饰,朴实传神,颇有“豪华落尽见真淳”之美。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既有梨花之白,又有杏花之红,白中带红,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有娇羞之态。 “白白”、“红红”两组叠字,简练、传神,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